历史上，凤阳县因孕育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传承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民间艺术而闻名遐迩，却也曾是一个饱受十年九荒之苦的贫瘠之地。《凤阳县志》中记载，当地人民“饥寒交迫，困苦异常，他们所忍受的艰辛，是其他地方的人难以想象的。”直至新中国成立，凤阳人民才终于迎来了翻身做主的时刻，特别是在土地改革的春风吹拂下，他们首次品尝到了温饱无忧的生活滋味。

在安徽，责任田制度曾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遭到批判，导致曾希圣不得不做出检讨。提及先行者曾希圣，在记者的印象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人。除了生病之外，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夜晚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在合肥期间，他的这种工作热情也感染了省委、省政府以及各厅局的负责人，他们都不敢过早地休息，因为曾希圣随时可能会召唤他们商讨工作。

在治理安徽期间，他有三项工作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倾尽全力。一是农田水利建设，他深知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二是“三改”工作，即在易受旱涝灾害的地区改变季节收成比重，推广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传统习惯；三是试验和推行责任田制度，他深刻认识到这是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关键所在。此外，他还对安徽的工业建设和文教事业投入了大量精力。

1950年代初期，那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通过建设尽快使国家强大起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曾希圣也不例外，但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首先，他争强好胜，不甘落后，总是想走在别人的前面。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时，记者和陆德生同志随他前往北京为他起草大会发言。在听完别人的发言后，他总觉得记者们为他起草的发言稿不如人意，于是多次修改，直到大会后期才以水利建设为主题发表了精彩发言。该发言后来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

其次，他对工作要求极高且急于求成。对于他布置的任务，如果完成得不好或拖延了时间，就会遭到他的批评。他自己也承认，“记者和有些同志谈话时，一发现问题就会追根问底。”1959年，安徽遭遇大旱，曾希圣频繁下乡察看旱情。有一天，他到肥西县看到旱情严重，回到合肥后立刻找来了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要求他转告肥西县委加强抗旱工作。第二天，曾希圣再次前往肥西，发现稻田里仍然没有水，回到合肥后便在电话里对刘征田发了一顿脾气，要求他找来时在肥西兼任县委书记的省公安厅副厅长何真理汇报情况。何真理到来后，他又大发雷霆地批评了一顿。当时，记者和省委政研室的一位同志正好与曾希圣同住在稻香楼西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据传，在一次会议上，听说安徽的责任田制度受到群众拥护后，发表了他那著名的“猫论”。从此，安徽省委加快了推行责任田的步伐。为了消除人们对责任田的误解，曾希圣和安徽省委通过包产到组和责任田两种责任制的对比调查材料，详细阐述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以及针对存在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再次以书信形式向毛泽东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作了汇报。

在“改正”责任田的风潮中，安徽省内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基层党组织和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为责任田制度进行了大胆而坚定的辩护。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毅然决然地写了一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这份报告以太湖县推行责任田前后的巨大变化为生动例证，充分肯定了责任田“是农民群众智慧的一个伟大创举”，并深刻反映了农民对责任田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评价。

钱让能在报告中激动地描述道：“六一年三月份，我们一搞责任田，效果立竿见影！那些原本逃在外面的劳动力纷纷回来了，跑到城镇工厂里当工人的小手工业者也回来了，他们原本可是请也请不回来的。甚至流到机关里跟干部、工人当家属的也都回来了。父亲托人写信给儿子，妻子写信给丈夫，弟弟写信动员哥哥，一时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热闹非凡，这真是大喜事啊！”

“去年冬天我下乡时，看到嫁到宿松徐桥的姑娘们三五天就往娘家跑。我问她们为什么，她们的父母无奈地说：‘那边吃不饱，叫她回来多吃几餐。女婿不好意思来，每次回去总是要拿走10斤8斤的粮食。唉！那边不搞责任田，真让人着急！’无论我下乡也好，出差在轮船码头或等车休息也好，总能听到许多农民谈论责任田的好处，他们所说的道理，与我在省城听到的和文件上看到的完全不同。许多奇迹般的变化，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所有不赞成责任田的人们，我想请他们到这里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相信他们会有很大的收获。”

钱让能同志还列举了大量详实的数据，有力地论证了“责任田”在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他指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太湖县农村面临着荒、逃、饿、病、死的严峻考验，生产条件极差。然而，在一年之内，尽管遭遇了105天的干旱以及后来的风灾，太湖县却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粮食总产比1960年增长了81%。

“这样的迅速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呢？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就是责任田好！’”他进一步分析道，“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到保障。而‘责任田’制度正是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使得每个农民都关心生产，个个责任分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因此，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首先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使所有的人都关心自己的生产任务和明确自己的责任。”

钱让能还深刻地指出，“现在的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最讨厌、最头疼的就是那些复杂的、麻烦的东西。他们所欢迎的也就是最简单、最通俗易行的东西。而最简单易行、为农民所普遍乐意接受的，就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易于理解他们所作的每一件农活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并且马上就能看到成果。”

最后，他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期望：“我很担心，省委决议1962年内就要把责任田大部分改过来，但根据这里的情况，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是不会相信空话的，你不做出样子来证明比他们的做法优越，除非使用强迫命令，否则我看是扭转不过来的。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80%以上，甚至占90%以上。站在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尾巴主义吧！”

中国的改革大潮从农村涌起，而农村的改革则始于安徽。万里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无疑是神州大地上涌动的改革春潮中第一枝迎风斗雪的迎春花。

这次调查历时20多天，万里一行人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他们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他们都深入到村庄、农户家中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每到一处，万里都不开会、不做任何指示，只是看、听、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行前，党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同他谈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扭转安徽的严峻局面。走马上任伊始，万里便拖着一条随时可能卧床的伤腿（那是“文革”给他留下的纪念），开始了3000里路的巡行。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安徽十几个地区的县市、工矿和农村。他轻车简从，不开大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问、听。

在这样的背景下，敢于挑战传统、突破禁区的，正是那些身处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群众。1978年秋，面对干旱无雨的严峻形势，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一些村庄，悄然自发地迈出了包产到户的步伐。这一创新之举迅速在周边村庄引发连锁反应，不久之后，整个公社乃至山南区都纷纷效仿，实行了包产到户。与此同时，皖东地区一些原本就对联产责任制持开放态度的村庄，也悄悄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了广泛讨论。曾希圣说：“大寨的那套要是真那么灵，为何几千年来一直分田单干？”

面对各种质疑，万里同志果断决策，派遣省农委工作组深入调查，并在2月6日召开的常委会上，亲自听取汇报后表示：“关于包产到户，我们过去批判了十几年，许多干部对此心有余悸，一提到包产到户就变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批判的东西，有的可能确实错了，有的则可能是正确的，却被错误地批判。因此，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我主张让山南公社作为包产到户的试验田，先在小范围内尝试，如果利大于弊，再作打算。暂时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等到秋后总结经验再说。如果试验成功，自然是好；如果失败，也无大碍；即便真的滑向资本主义，我们也有办法纠正。”

肥西县山南区因此成为安徽省委钦定的包产到户试点，这一事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影响深远，压力也非同小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关键在于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从而实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起来，市场供应变得充足。这对于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万里同志曾深刻指出：“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这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是体制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当前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最合适的形式和现实的途径。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生产者彼此独立的生产经营。实行家庭承包，首先使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满足了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前提条件，使家庭这个经营单位变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其次，家庭的自主经营不仅有利于搞好内部组合、发展家庭分工，还能扬长避短、选择适宜的专业，或者使部分生产要素流动出去、重新组合，发展其他产业，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交换的发展。再次，家庭承包后，农民成为了自己商品的交换者，千千万万的农民可以直接卷入市场，与多方进行等价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们在市场这所大学校里受到了锻炼，扩大了眼界，增长了才干，也受到了价值规律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