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长沙的李宜隆通过袁建国找刘立强借款100万元。双方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一年，李宜隆自愿以指定仓库的酒水和上海宝山区一套180平房子做担保。袁建国出资20万元并做担保人。

2013年1月，李宜隆再次找刘立强借款60万元，同样双方约定借款利息及借款期限3个月。

2013年4月，李宜隆无力偿还这两笔160万借款本息，刘立强与李宜隆商定将指定仓库的酒水抵押，等李宜隆将借款本息还清后，即可将酒水拿回去。

为指控刘立强等人诈骗，凑上办案所需的诈骗金额，公诉人绞尽脑汁办案，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公诉人仅指控其中的100万涉嫌诈骗。同样借款方式、同样还款方式、同样未还款的60万，并未被认定是诈骗，甚至在《起诉书》上，这60万借款公诉人压根就没有提。

其次，公诉人把本来抵债160万借款本息的酒水，作价103.1428万元全部都算在100万借款上，以此来指控刘立强等人涉嫌诈骗。

首先，公诉人指控的诈骗犯罪的事实是不存在的。2013年4月，刘立强和李宜隆协商用指定仓库的酒水抵押，迄今为止双方从未对账结算。而且，李宜隆在笔录中也多次说刘立强打电话给他，要他还清欠款，把酒水拿回去。这意味着本案指控的诈骗事实不存在，所有基于此的指控都是非法的。这些酒水只是抵押品，双方至今没有核对账目结算，更不可能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行为。

其次，所有抵债酒水的件数来源于李宜隆凭记忆手写的数据表，显然完全不具有真实性，依据一份主观性极强的明细表得出的《价格认定结论书》，显然也是不客观。

其三，这批酒水是李宜隆买的杜康的基酒自行进行勾兑的。根据李宜隆提供的《授权销售合同》，其进货的杜康酒基酒价格分为三个等级一级5.58元/500ml，优一级13元/500ml，特级27.5元/500ml，而《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的价格最高的杜康提壶礼盒高达568元，高出20倍，明显没有事实依据。

其四，办案机关委托没有司法鉴定机构资质的价格认定机构进行价格认定。依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六条：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有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本案侦查机关没有出具《价格认定协助书》，出具的《鉴定聘请书》不合法。另外，办案机关向被告人送达的也不应该是《鉴定意见通知书》，而应该是《价格认定结论通知书》。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是鉴定意见，则需要符合鉴定意见的要件，比如，必须有鉴定人的签字、盖章以及鉴定人的资质，而本案《价格认定结论书》并没有鉴定人签字盖章，更没有鉴定人的资质。进一步，本案《价格认定结论书》也没有认定人员的签字，仅有价格认定机构的盖章，无法确定认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

其五，依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17条规定，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对价格认定标的进行实物查验、核实或者勘验，并记录查验或者勘验情况。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价格认定人员曾经做过这些事情。价格认定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也不明确，只笼统的写了“价格认定机构收集的有关资料”，市场法是如何选择参照物，参照物选择的个数，不确定。根据《价格认定行为规范》第26条规定，价格认定人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市场调查，并记录调查情况。也就是说，如果采取市场法进行价格认定，就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否则就没有办法进行价格认定，而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进行了市场调查。

还有，本案评估机构受理时间是2020年11月19日，而《价格认定结论书》出具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受理时间和结论出具时间竟然只隔了一天，而具体工作内容又相当得多，如果不投机取巧，一天时间完成上述事情，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恰恰证明了价格认定人员从未开展过市场价格调查，所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也不是真实有效的。

刘案的家属表示，为了做实刘立强案，凑证据，办案人员可谓煞费苦心，上演了一出“别出心裁”的乾坤大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