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各种出身】
依据《大清会典》之记载，清代文官的出身途径被明确划分为八类。如典中所云：“分出身之途，以正仕籍，凡官之出身有八。”该分类旨在规整入仕途径，厘正官员出身之籍属，以确保仕进体系的规范有序。
在科举时代，进士位居功名等级之首。翰林并非经由科举途径产生，而进士作为科举体系下读书人所能企及的最高荣誉，一旦高中进士，便笃定获得入仕资格。
在清代，进士的类别并非仅局限于正科。彼时，针对满洲、蒙古旗人，特设有“翻译科”。该“翻译科”进士，同样被划归至进士出身之列。鉴于清代旗人于入仕方面享有特定特权，故而“翻译科”进士在地位上与正科进士相较，并无明显落差。
举人在科举等级体系中位居第二层级，涵盖各省常规科考所选拔的举人，以及满、蒙民族通过翻译科考试产生的举人。自清代中期以降，举人地位略显微妙。虽凭借科举中式获得了入仕资格，但此资格并非必然能转化为实际的官职授予，即举人仅拥有理论上的为官资质，却难以确保真正踏上仕途。
相较于进士，举人在入仕途径上存在诸多限制。其入仕仅能借助拣选、大挑等方式，而且往往面临漫长的候补周期。
贡生作为古代科举体系下的特定群体，乃由各省学政于官学之内，择取德才兼备的生员，进呈于朝廷。其类别丰富，涵盖恩贡生、副贡生、岁贡生、优贡生、例贡生等。按定制，贡生需入国子监修习一定时日，以深化学识，提升素养，进而为朝廷效力。
学习阶段结束，学员即有资格参与朝考。于朝考中成绩出众者，可径直获授官职。然而，相较于进士群体，贡生获授职位的起始层级相对较低。通常情况下，贡生多被派遣至各省充任学官，仅有较小比例能够获选担任知县。
荫生制度，乃朝廷旨在维系与高级官员关系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其核心内容为，于大臣后裔之中，遴选一名子嗣，赐予相应官职。具体而言，正一品大学士之家，可荫庇一子获授员外郎之职；而正二品侍郎的后裔，则有一子能荫得六部主事之位。
从制度层面而言，荫子遵循的总体原则为：所荫袭之子的官品相较其父降低四品。然而，朝廷在荫子这一事务上设置了诸多限定条件。其中，所荫之子年满二十岁时，需参与特定考核，唯有通过该考核者，方可被授予相应官职。
监生，乃入读国子监之学子称谓。其类别多元，涵盖恩监生、优监生、荫监生（特指未满弱冠之年，凭借父祖荫庇入国子监研习者）以及例监生等。在仕途发展路径上，监生与贡生颇为相似，然而，于官职授予层面，较进士与举人则稍显逊色。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生员作为科举体系中处于基础层级的功名，亦被雅称为“秀才”。其涵盖范围，不仅包含经由科举正科选拔产生的生员，还涉及满、蒙翻译科所造就的生员。
依循清代既定规制，普通生员通常并无直接入仕之途。然而，生员可凭借捐纳这一途径，获取贡生或监生身份，进而取得入仕资格。在清代，此类情形颇为常见，诸多声名远扬的朝廷大臣，其初始学历仅为秀才。
官学生这一称谓，专指诸如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等八旗官学所收纳的学员。此类官学设立的核心目的，在于对八旗子弟实施系统教育与培养。以清朝乾隆时期声名远扬的和珅为例，其求学背景正是咸安宫官学，和珅即出身于咸安宫官学生群体。
依据定制，八旗各旗每岁皆有定额之员入选为官学生。待修习期满，需经历考核，涵盖学业测评与骑射技能检验。唯有顺利通过此二项考核者，方可获授相应职位。
吏与官，乃截然不同之概念。其中，吏通常涵盖于京师及外省各衙门履职之供事、儒士、经承、典吏、攒典等职。
从类别划分角度而言，吏可区分为具备编制与不具备编制两种类型。依循吏部所定规制，拥有编制的吏，其服役周期设定为五年。当此五年服役期限届满，这些吏依照规定，有权参与考选。然而，考选后所授予的官职，通常局限于正从九品之阶。由此可见，在诸多出身类别之中，吏的仕途前景相较其余七类，处于最为不利之境地。
上述所涉八类出身，从途径性质上可区分为正途与异途。具体而言，进士、举人、恩贡、岁贡、优贡、恩监、优监、岁监及荫生皆属正途范畴；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别，则被划归为异途。
若情形均未契合上述八种状况，则可判定为“无出身”。具体而言，满洲、蒙古以及汉军群体将其表述为“闲散”，而汉人阶层则以“俊秀”称之。
【出身不同出路自然也不同】
在清代文官选授体系中，严格恪守正杂之规。对于明确限定需“科甲出身”方可任职的职位，仅进士与举人具备选授资格。由此可见，文献所提及的“科甲出身”，其确切所指即为进士与举人这两类群体。
在京师诸多衙门的职官任用规则里，众多职务明确限定需具备科甲出身背景。例如，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等机构，以及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之职，其任职者均严格要求为科甲出身，无有例外。
此外，诸如礼部尚书与侍郎、礼部汉郎中及员外郎、顺天府丞、内阁中书、汉吏部郎中与员外郎，乃至宗人府主事等职，均明文规定任职者需具备科甲出身的条件。
需着重指出，吏部与礼部这两个机构，对官员出身的限定极为严苛。在汉员外郎及以上职位的官员，科举出身乃是必备条件。对于主事等品级较低的京官而言，任用条件相对宽松，贡生、监生亦可入选。然而，当贡生、监生充任吏部与礼部的此类小京官后，一旦面临晋升或岗位调动，便无法继续留任于这两个部门。
自康熙时期起，清朝官方正式开启捐纳制度，规定身家清白者可凭借缴纳钱财获取官职。此制度在清代政治体系中影响深远，诸多知名官员借此踏入仕途。例如，雍正年间的李卫与乾隆年间的李世杰，二人皆通过捐纳途径入仕，后来皆官至总督之位，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在封建朝廷的选官制度体系中，针对通过捐纳入仕之人，存在一项明确且严格的规制。具体而言，对于那些并非凭借监生身份，而是以俊秀身份通过捐输财物获取官职者，其所能授予的最高官职层级，仅限定于从九品或未入流之官职。
从历史官职捐纳制度而言，以农民或商贾阶层为例，若其试图通过捐输钱财获取官职，在缺乏监生这一特定身份的情况下，无论投入何等数额的资金，按照定制，其所能捐得的最高官职仅为从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