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总有很多主题，千百年来，被人们用不同的故事载体反复演绎，宏大如家国情怀，细致如才子佳人。也许一个人可以绕过这里面大部分的主题，比如没有那么宏大的民族家国抱负，也不幸的没有遇到绮丽的爱情，但他只要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一定有一个话题绕不过去，那就是成长。
成长的路上，有从懵懂中的觉醒，有为了梦想的远征，有实现愿望后英雄式的归来。在这些都偏向于积极的主题中，同样也有一个亦正亦邪却更为迷人的——浪子回头。
1989年，杜琪峰给这个主题赋予了一个香港式的、有点酷也有点悲情的全新版本——《阿郎的故事》。
故事本身非常简单，周润发饰演的摩托车手阿郎，在张艾嘉饰演的女朋友怀孕期间出轨，被发现后动手导致了女朋友从楼梯滚落被送至医院。女朋友的母亲隐瞒了孩子活下来的消息，并和她一起远走美国。于此同时，阿郎因为非法飙车，摔伤后被判入狱，女朋友的母亲在走之前告诉阿郎，孩子在孤儿院，如果想要，就出狱后去领。
这样数年过去，阿郎独自抚养孩子长大，这时孩子母亲回国开展事业，意外的遇见了孩子和阿郎，于是三个人陷入了孩子认母亲，阿郎希望找回当年的感情，而母亲纠结在留下和带孩子离开之间。最终阿郎为了证明自己，重新参加摩托车比赛，倒在了终点线上，一切在机车爆炸的烈火，与混乱人群中衬托的孩子和母亲的背影结束。
阿郎的救赎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主题迷人之处就在于浪子那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大彻大悟的转变——从人们的普遍道德期待的低谷，转向一个规范的社会模式。但这积极的成长意义背后，实则掩盖了浪子曾经犯下的错，以及造成的伤害。
就像阿郎说的，有些错，犯了就是一辈子。
放在现在大众的语境里，妻子（女朋友）怀孕期间出轨，被发现后动手打女方，这妥妥是不可饶恕的渣男形象。什么“一次出轨终身不信”，“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这些社会观念，一定会将阿郎定在道德的耻辱柱上，毫无翻身的机会。即便是非常不容易的将孩子养大，生活在困苦里，重新遇到女方时的悔改之心，破镜重圆的可能，这些也都不会让观者有丝毫恻隐之心和对爱情的期许。
的确，如果用一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有些伤害是“一过性”的，犹如流感，得了还可以好，好了跟以前也没什么差别；而有些伤害是“不可逆”的，犹如阿郎摔断的腿，即便是的多年之后的恢复，都无法像从未受伤一样自如。
从这个角度说，阿郎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的，这个时候，影片中他执意要克服腿伤重新参加比赛的意向，也对应着他对不可逆的一种冲击，或者说对应着希望消除曾经给孩子的母亲造成的伤害的努力。浪子回头，必然导向一个蜕变，也就是——“救赎”。
救赎也许是重新开始，但更多是对伤害的补救，对错误的修正。但真正造成阿郎悲剧结果的，正是人生中的一个悖论，对于期待修正错误的人来说，最终极的错，并不是在当年受到伤害的人身上，而是在自己内心。
也许孩子的母亲早已将一切都放下，也许孩子也不会怪罪阿郎当年的所作所为，但对于一个有意识要回头的浪子来说，错不在当年，错也不在某个人的回忆里，不在某个人的原谅中，错在自己的心里。
所谓的救赎，表面上是弥补了过错，而最终是在心中对自我的认可。阿郎在最后这一关上，为了实现与自我的和解，拼尽了所有力气，倒在了终点线，对了，救赎还有一个兄弟，名字就叫做自我牺牲。
香港的身份
《阿郎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关于浪子回头这个主题，又有了诸多新的演绎，即便是周润发那拼尽全力的最后一赛换得了无数人的眼泪，但故事也难免被时代的印记封存在某个历史的角落里。
跳出故事本身，也跳出导演想要传达的意向，放在今日，这部片子对于香港，或者对于香港人来说可能还有一些全新的启示。
《甜蜜蜜》中黎小军刚到香港时评价说，那里车多、人多，同时即便是学会了英文，还是有很多话听不懂。在那个繁华的社会背后，多元的人群由多元的文化支撑，也正是这种多元，造成了香港人普遍隐含着的一种身份焦虑。
何止是香港人，甚至香港这个拟人化的主体，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焦虑。
如果牵强附会的对应到《阿郎的故事》里，那个孩子就有些像香港，被母亲祖国孕育后，交由父亲抚养，某一天母亲归来出现，想要带走孩子，孩子知道当年父亲犯的错，但仍然纠结于跟母亲走，还是留下来陪父亲。
当然拿这部片子的剧情套进来，也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不过身份的焦虑，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一直延续至今，如果说阿郎的信念是救赎的话，那么香港的困惑就在于认同：阿郎的救赎表面上是弥补他人的伤痛，但本质上是自我心中负罪感的弥合；香港的认同表面上是对某种文化、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但本质上是对内心自我位置的明确。
我们的样子
今天要聊的话题，从香港人，到香港，也许还可以再走一步到整个华人文化圈里。最近重温了很多老的港片，《倩女幽魂》系列代表的神鬼世界、周星驰的无厘头、吴宇森的兄弟情等等，当小倩消逝在眼前的时候，除了怀旧的感动，还在内心留下了莫名的感伤。
如今，依然活跃在影坛的港人，如成龙、刘德华等屈指可数，有人如梅艳芳、张国荣仙逝，有人如王祖贤远走他乡不再涉足，也有人闪烁在文化的探照灯周围，如张曼玉。那些承载了八九十年代整个华人世界的文化符号，都已经渐渐退却。
虽然说文化产品跟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只是在创造层面，而不是需求层面。即便是经济再弱，即便是吃不饱饭，人们同样也有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陆的文化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那时才有了万民空巷读哲学，男女老少看射雕的情景。
港台的文化产品，对于当时创造力有限的大陆来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同时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记忆，成为抹不去的情怀，在贫瘠的文化土地上，盛开的希望之花。无数的故事主题，被包上现代、时尚，同时还有些酷的外表，送到了如饥似渴的人嘴边。
而随着大陆和港台之间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甚至港台在经济上被反超，成为一种依附势力的时候，伴随的就是那老一代文化符号的凋落，同时也不会再有产自于那些地方新星的出现。
这种变化，也伴随着身处于文化大潮中的每一个人的对社会，对自我的认知。那个年代的义气是小马哥，兄弟是古惑仔，幽默是周星驰，美丽则有很多种，英气的林青霞、媚气的张曼玉、大气的钟楚红、接地气的吴君如。香港的美女，到张柏芝就截止了，她带着林青霞张曼玉的影子出道，如今也只能在30+的女性综艺里混一个江湖地位。
与其说这些是他们的样子，不如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样子，文化产品是时代的记录，也是反应，更是印证，在那一个个面孔，一个个故事的背后，是成千上万人普通生活的向往，是他们喜怒哀乐的重现，是无数故事主题的集中和升华。
随着那些故事的远去，那些容颜的消逝，我们的样子，仿佛骑着金庸的马，踏着悟空的云，都消散而去了。走过那个年代的人可以说，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但如今的人，该如何对三十年之后的人说呢？用什么来向他们展示曾经的生活，在那些选秀、鲜肉、唱跳综艺、剧本真人秀、悬空职场剧、穿越古装戏里面，向他们解释21世纪前几十年的精彩生活么？
我们的样子，随着阿郎的远去，也渐渐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