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是指移民在离开原居住国四处迁移时所随身“携带”的一种文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移民大国，美国文化的移民性便决定了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其文化的流动性则决定了它是继承和环境交叉作用的产物。所谓文化移植过程，正是指允许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存在，允许各民族人民自由构筑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
自 1959 年卡斯特罗上台执政之后，随着第一批古巴移民的到来，迈阿密就开始了她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
在 80 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移民移居到迈阿密，大约有近一半的古巴移民就居住在迈阿密。据统计，1961 年迈阿密地区居住的主体种族是白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81%；黑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15%；拉丁人占当地总人口的4%。
但经过短短 20 年后，1983 年拉丁人口飙升，占当地总人口 60%，而古巴人口却占到此时拉丁人口比例的 80%。
面对大量古巴移民在迈阿密聚居的现实，就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 他们的到来给迈阿密这座城市注入了一股股新鲜的活力，使古巴热带风情在迈阿密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新选择；
另一方面，他们的到来深刻改变着迈阿密固有的、和谐的社会秩序，造成各族裔社会秩序失范、语言文化结构发生分裂，加深了种族冲突。于是，面对两者之间不统一的现实，一种流动的、富有变性的文化，亟需在迈阿密社会中生成。
由于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使移民在接受当地社会文化的同时，移民母国的文化也在与当地的文化相互碰撞、糅合、再生成。然而，新文化在重建过程中，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与适应环境的环节，从文化生成到文化撞击再到文化生成， 最后形成一种动态的新文化。
这种动态的新文化，仍需在当地环境中慢慢调适，以至于重新建构适合社会环境的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化结构。
然而，对于 80 年代古巴马里埃尔港船民大部分进入迈阿密地区，虽然美古双方签订了遣返协议，但遣返古巴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最终被遣返的古巴人只是马里埃尔港船民中的十二万分之一。
马里埃尔港船民群体大部分移民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 他们普遍个人素质及职业技能比较低，因此他们为了使自己更适应这个社会所推崇的价值观和生存模式，在工作时努力学习英语并进行简单的交流，同时努力与美国主流社会保持一致，认同美国文化，从而提高在竞争社会中的生存能力。
但是，他们在工作之外依然用西语进行日常交流，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保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坚持自己的民族认同。
在迈阿密，尽管马里埃尔港船民大部分处在社会底层，但在这里，社会主流文化已不再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文化，而是一种西语和英语并用，古巴文化与美国文化并行的“双语、双文化”社会。
马里埃尔港船民更愿意按照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在古巴人经营的商店等服务性结构进行消费，并且通过西班牙语广播和电视、报纸等获知信息。80 年代中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古巴人中有一半以上在工作中操行西班牙语，70%以上的古巴人在社交场合操行西班牙语。
最终，这种“双语、双文化”的动态文化新模式，加快了美国人民构筑一个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步伐，最终有利于改善马里埃尔港船民在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形象。
80年代，古巴马里埃尔港移民在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时，一个比较典型的古巴移民社会就在急速形成之中。因此，古巴马里埃尔港移民在进入迈阿密的过程中， 必然要和原住民发生接触，同时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利害冲突。
在古巴革命爆发前，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是一个以白人占主体，少数族裔占绝少数的地区。
但是，到了 1983 年，当地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至 44%，而黑人占 17%，拉丁人上升到 39%。以迈阿密市为例，1983 年拉丁人口占整个迈阿密市的比例为 60%，而当地白人下降到了不足 20%。
由此可知，短短二十年间，迈阿密整个城市的族裔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白人为主体的族裔地位被拉丁裔所取而代之。除此之外，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而且还会产生文化冲突、社会秩序失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白人曾经是迈阿密占主体地位的族裔，但在 1980 年之前进入美国的古巴人 90% 为白色人种，人种上的相同使美国愿意向古巴移民提供人道主义帮助，因为它符合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美国社会的情感要求。
相反，1980 年之后，古巴马里埃尔港船民中非裔比例达 50%，这使得美国社会潜在的种族歧视理念死灰复燃，于是美国人对他们的排斥情绪持续上升，促使整个美国社会的反移民情绪味道变得浓烈起来了。
因此，在迈阿密，这些马里埃尔港船民被指控是犯罪率上升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美国经历了二战后经济的第一次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墨西哥非法移民源源不断地跨过边境，深入美国内陆，造成劳动力市场饱和，失业率上升。
与此同时，马里埃尔港船民又疯了般地涌进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迈阿密市，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马里埃尔港船民不仅加剧了美国已经下滑的经济危机，而且影响到当地原住民在就业和住房等方面，这给美国社会治安带来巨大的危险。
80 年代，马里埃尔港船民大规模涌向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这使得该市居住的不同来源的移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
原住民白人族裔在当地人口结构中迅速下降，以及非裔人不断感受到古巴移民的到来又使得原本就艰难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普遍产生一种矛盾不安的心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马里埃尔港船民的偏见也蔓延到其它古巴人身上，其中包括从六七十年代来的古巴移民。
首先，严重的种族隔阂。由于古巴移民大量涌入戴德县，“高度聚居”是他们在选择居住地方面考虑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一般不会和其他种族混居在一起，而且相互之间也很少有社会交往。
研究表明，戴德县的拉美人（大部分是古巴人）与黑人、犹太人之间的隔阂相当深，相互之间很少有往来，而且古巴移民与其他当地白人的交往也一般。
其次，紧张的种族关系。随着时间的流转，越来越多的古巴移民在当地古巴社区定居了下来。于是，古巴移民社区在迈阿密迅速膨胀，导致黑人生存空间的恶化。同时，迫于古巴移民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压力，白人及犹太人也纷纷外迁。不过， 大量白人及犹太人外迁，并不只是因为古巴移民在此高度聚居的原因，而是还有一些其他社会问题的影响所使然。
最后，“新”“旧”古巴人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80 年代进入美国的古巴马里埃尔港船民同六七十年代来美国的古巴移民在许多方面有很大差异。于是，在美国的古巴社区被分成了两种古巴人：“新”古巴人和“旧”古巴人。
所谓“新”古巴人大部分是来自古巴社会底层的移民。相反，所谓“旧”古巴人大部分是来自古巴社会中上层的精英。“新”“旧”古巴人之间因自身利益不同，在 80 年代的古巴社区上演了一场博弈大战。
“旧”古巴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攻击“新”古巴人,“这些犯罪分子是由卡斯特罗派来破坏古巴移民声誉的。”这种同种族间的分裂与对立在美国其它族裔中也经常发生，但是 1980 年发生在古巴社区中的分裂与对立却是空前的。
的确，古巴马里埃尔港船民的到来，给“旧”古巴人的脸面上带来了一些不光彩的劣迹，造成了美国社会对“旧”古巴人的不满，但是“新”古巴人在调整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后，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旧”古巴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给力不少。
当 1980 年马里埃尔港船民涌进美国时，公众舆论要求政府拒绝接受船民的呼声， 超过了以往要求接受古巴人的呼声。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政府在面对国内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在古巴船民问题上重新慎重考虑。
除此之外，新闻媒体也在古巴移民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促使美国政府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在接受古巴移民方面“一致性”的政策。总而言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社会在古巴移民接受上的“一致性”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内利益为底线的现实主义开始成为新时代的主导力量。
1980年3月 17 日，《1980 年难民法》在国会经过多轮辩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然而，《1980 年难民法》取消了“凡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移民将一律视作难民”的条款，对难民定义做了重新界定并建立了个案审查和甄别制度。
按照 1980 年难民法规定，所有难民在入境时必须出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害的原因、性质和程度， 证明不充足者不予入境。
依据该法律，美国取消了对古巴人的集体假释并对古巴难民实行了审查和甄别。从 1980年4月1 日始，古巴人在《1980 年难民法》下就被视作无证件外国人。古巴人开始从“英雄难民”的身份滑落至“不受欢迎者”的身份。
与此同时，卡特总统本人对马里埃尔港船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5月3 日，卡特总统公开宣布美国将“敞开胸膛，张开臂膀”欢迎古巴移民。
同日，美国政府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开放了一些难民中心。5月6 日，卡特宣布迈阿密进入紧急状态，至 5 月 10 日，共有 30，000 名古巴人抵达美国。
但 5 月 14 日，总统宣布对那些将古巴人从马里埃尔港接入美国的人实施制裁，宣布古巴船民为非法并威胁将进行民事罚款和刑事诉讼，并指示美国海岸巡逻队敦促前往古巴接应的船只返回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