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上百个游击队组织。

在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以及领袖人物如切·格瓦拉的领导下，拉美游击运动由此展开并席卷整个拉美大陆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地区势力。

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上，自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游击运动。

即：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

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是随着1954年阿本斯·古斯政权被美国中情局推翻而爆发的，阿本斯政权的被推翻证明了。

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拉丁美洲国家，即使是最轻微的自主权和改革也会遭到来自美国的反对。

而之后的古巴革命又使得美国在拉美势力不可被撼动的神话破灭了，由此激起了人们的挑战，1965年美国对圣多明各的入侵告诉拉美人民,美国不能忍受任何力图走向变革的行为在拉美发生。

而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改革失败的事实证明了，革命如果不是“一直”剥削富有者，并给农民和贫苦阶级一在革命中的坚实地位，那么革命不免失败。

而阿本斯政府的改革恰恰失败于此，其改革中推行的措施不足以使贫困者脱离贫困，也不能使剥削阶层受到重创。

因此不能为自己的改革建立坚实的支持后盾以抵抗反革命者，特别是反革命者是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下的。

阿本斯下台之后，有美国支持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当选危地马拉下任总统。

阿马斯上台之后，几乎全盘推翻了阿本斯改革的仅存成果一-土地改革，引起了农民的愤怒，这也成为后来危地马拉游击队兴起的导火索。

而美国利用危地马拉作为训练古巴逃亡者的军事基地激起了相当一部分爱国军官的反对。

进而引发了军官起义。

起义军官中的容·索萨和图尔西奥斯·利马，成为后来危地马拉游击队的领袖人物。

起义失败后，部分军官逃亡到较之城市更为安全的农村以躲避追捕。

有古巴经验在先，他们选择了游击运动的道路。

委内瑞拉游击运动的兴起和危地马拉有相似之处，即失败的军官起义致使逃亡的军官加入游击队以继续其反独裁的斗争。

1958年，掌权10年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倒台，其导火索是1957年12月他操纵公民投票结果妄图继续连任，遭到积怨已深的加拉加斯人民的反对，并最终将其一举推翻。

反抗组织中尤以法夫西里奥·奥赫达领导的“爱国委员会”为代表。

希门内斯逃离委内瑞拉之后，1958年1月23日，委内瑞拉三大流亡政党领袖即共和民主联盟的霍维托比利亚尔瓦。

基督教民主党的拉斐尔卡尔德拉和民主行动党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回国签署恢复民主的协议，并组织大选。

最终罗慕洛·贝坦科尔特获胜，其就任初期，虽然号称民主，实际却是一个真独裁伪民主者，他残酷镇压加拉加斯学生运动，并派遣军队镇压起义行动。

委内瑞拉游击运动始于1962年，该年度爆发了第一波游击战争，与拉美其他游击运动爆发国不同之处在于，委内瑞拉共产党在爆发初期也在行动上支持了游击队。

在整个游击运动期间，游击队的参加人数在1962到1963年间曾经一度达到了1000到2000人，据报道在1963-1965年间的委内瑞拉城市拉腊州和法尔孔有将近80%的战斗人员是农民。

由此说明,委内瑞拉农民的革命参与率还是很高的。

委内瑞拉政府在反游击战期间的投入也远超其他几个国家的军费开支，达到了1.5~2.5亿美元，就单个士兵的开支来算，也以2809美元位列第一。

虽然，委内瑞拉军队内部存在着极大地团结隐患，但是其政府的强大足以镇压游击运动。

哥伦比亚的游击运动兴起于其暴力时期的大背景之下。

而所谓的暴力时期指的是因自由党领导人盖坦的被杀所引起的持续三天的民众大动乱，我们称之为“波哥大事件”，该事件产生的影响是使得哥伦比亚陷于持续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

而共产党趁此动乱时机组织了农村游击队，后来发展为哥伦比亚内部的独立共和国，其中的盖坦区，即马克塔利亚共和国较为引人注目，领导人之一的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是后来最主要的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

随着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哥伦比亚国内出现了大批的古巴革命的同情支持者，此时存在三大主要的革命运动，即:“工人学生农民运动”,“革命行动统一阵线”和“自由革命运动”。

而60年代初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的成员都来自前两个组织。

受到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哥伦比亚的左派革命团体便大力发展农村游击运动。

而政府也逐渐感到这些农村的独立共和国带来的威胁，并制定计划力图将其举铲除。

从1961年开始政府首先对其进行恐吓，随后的1962年便逐步派军队进攻。

1964年5月1日的“马克塔利亚战役”宣布了马克塔利亚共和国的陷落这次的失败促使游击队撤退休整,并在9月召开会议联合活跃于哥伦比亚南部地区的所有游击队建立南方游击区。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于1966年4月成立是南方游击队组织建立的，为哥伦比亚两支最重要的游击队中的其中一支。

另一支队伍是法维奥·巴斯克斯·卡斯坦尼奥于西马科塔建立的民族解放军。

与前者由共产党控制所不同的是，后者是独立的游击队。

而两支游击队伍由于共产党的

因素一直未能达成合作。

哥伦比亚游击运动史上的传奇人物卡米洛·托雷斯神父在试图建立团结哥伦比亚国内的左派革命力量的“人民运动统一阵线”失败后，也加入了民族解放军。

最终在执行任务时牺牲，成为了拉丁美洲革命史上同切·格瓦拉并肩的革命榜样。

六十年代秘鲁游击战爆发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鲁的农民中文盲的比率处于较高的水平。

尤其是秘鲁的印第安原住民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土地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如百分之八十三的土地被仅占总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所占有。

政治方面，截至1956年军事独裁者努埃尔·奥德里亚将军统治秘鲁长达八年之久。

而秘鲁唯一的还存有民主希望的政党“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也被现实所侵蚀逐渐失去变革的意志，走向亲美的迷途。

秘鲁的游击运动始于乌戈·布兰科在1959到1963年间领导的运动。

乌戈布兰科主要是一位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的信奉者，这一点让其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国际托派运动的支持，也令他备受共产党方面的压力。

1960年11月，乌戈及其他托派组织者在阿雷基帕举行了革命工人党的大会，计划发动游击战并向第四国际提出援助要求。

乌戈·布兰科在国际托派的支持下在1961年12月和各个左派党联合成立了“左派革命阵线”。

终由于运动内部的政见不合以及资金支援问题使得乌戈·布兰科同国际托派运动的关系恶化并最终终止。

与此同时，他还遭受着拉美各国共产党的攻击，失去了任何援助并日渐走向孤立运动的道路。

1962年末，他领导进行的土地革命运动被政府军镇压，乌戈·布兰科最终在1963年5月被捕，其领导的运动也随之结束。

玻利维亚的游击运动是围绕着切·格瓦拉进行的。

他的游击中心基地的计划，在全拉美开展革命的目标，以及最后的被捕身亡都牵动着整个拉美游击运动的神经。

早在切投身古巴革命之前，就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投身游击运动的志向。

切·格瓦拉在帮助古巴期间也目睹了拉美大陆上其他游击运动爆发国中各游击队命运的起起伏伏。

1964年，拉美各国的国情也具备可能出现大规模革命的条件。

而切·格瓦拉的原计划是将阿根廷作为游击中心，只利用玻利维亚作为训练基地，处于其战略中较为次要的地位。

最终，在比较各国情况之后选择了玻利维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各国的比较来说，切认为，危地马拉不足以作为游击大陆的中心。

而委内瑞拉来自政府方面的镇压力量过于强大，哥伦比亚的暴力使之望而却步，也无法驾驭。

玻利维亚的自身所具备有得天独厚的革命条件，如落后贫困的物质条件，极其不便的交通，愚昧的容易被说服的农民，和脆弱的政权，等等。

但是切将玻利维亚作为游击大陆的中心的决定却不被玻利维亚共产党所完全接受，两者的关系一直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

玻共对在本国境内开展游击战没有信心，而且玻共总书记蒙赫一开始对卡斯特罗所做出的帮助游击队的许诺。

而两者的不合也是导致切·格瓦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场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游击运动爆发于拉美自身深层次的各种矛盾之中，其发展过程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而又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迅速衰落，其中美拉之间的复杂关系贯穿始终，美国的举措更加关乎每一支游击队的命运。

尽管拉美游击运动最终衰落，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仅残存有几支游击队还在活跃，但是拉美的游击队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他们也无须对革命的失败负责，因为其本身的最初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革命的思想，为以后的革命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

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到了，而且，由游击队而引发的美国方面的干涉甚至直接镇压也激起了拉美民众的反美情绪。

游击运动期间，以拉美共产党为代表的拉美正统左派的袖手旁观和畏缩表现也使得青年一代对正统左派逐渐丧失信心，转而投入新一轮的革命运动。

如同时发生在1968年的巴黎事件和墨西哥大学生起义。

无论如何，游击运动虽然在最后被失败和衰落所笼罩，但是这些当时战斗在山区、农村，不可能有成功机会的小团体，实际上对于培育拉丁美洲真正的革命的传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