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加寒冷一些。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北平的各个角落却正涌动着一股无可逆转的迎接黎明的热潮。北平的上空，穿梭着各方人士为古都的和平解放而紧急商谈的电波，无数人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着、努力着。

作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手下虽有60万大军，但在战略上已经陷入“死地”。辽沈战役的结束使得东北地区全境得到解放，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淮海战役又使得华北的国民党军无法南撤，成为一支孤军。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从高级指挥官到底层士兵，都已看出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一、

面对当前形势，傅作义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也在焦急地考虑着他的下一步的行动：是放弃华北向江南撤退，还是坚守平津?又或是与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这对于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必须立即做出决断的问题。

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和十分微妙的。傅作义是国民党内以绥远为基本地盘的地方军事集团的首脑，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蒋介石虽然拉拢利用傅作义，但是对傅作义并不放心，在傅作义的身边安插了不少亲信，用来监视傅作义。

济南战役结束后，傅作义不得不对华北国民党军的前途与出路进行考虑。他的参谋长李世杰建议放弃热、察、冀，将傅的嫡系部队撤至绥远，将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让中央军与解放军硬拼。虽然这一方案傅作义并没有同意，但也能看出在傅作义集团内部，傅作义系的将领与国民党中央军存在着不小的裂隙。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傅作义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抛出了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棋子。但在内心，傅作义对于和谈仍有诸多顾虑：既担心会被共产党以战争罪处置；又害怕部下起兵反抗。可以说，傅作义走上谈判之路，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失去自己势力的代价做出的选择。

对于傅作义的这种小心思，毛泽东可以说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在12月16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指出：“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并指出双方的首次接触，“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傅作义如果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我方的谈判代表要对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傅作义不能采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部队改编要迅速解决，否则无法说服人民赦免傅作义的战犯罪。

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傅作义的部队“改编要迅速解决”，是因为毛泽东深知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总有约6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并且都驻在平、津、塘地区，而傅作义的嫡系只有20万人，且分散在平张线上，一旦起义拖泥带水，很有可能遭到中央军的镇压，导致起义失败。另一种可能是，中央军会弃城南逃，从而无法达到就地歼灭华北国民党军的目的。

二、

就在傅作义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于1949年1月5日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严正指出：“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包围，你们的陆上通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然有少数人逃跑，但你们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下令全军投降，我们一律宽大待遇。如你们同意，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我们一律欢迎。”

即使我军下了最后通牒，但傅作义仍然下不了决心。他不甘心把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军队和地盘一下子全都交出去，还幻想依靠空投和手头的兵力抵挡一阵，以获得讨价还价的资本。

为了让傅作义抛弃幻想，解放军于1949年1月14日开始进攻天津，最终只用了39个小时，便刘突破了国民党守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解放了天津。

天津的解放，标志着傅作义的海上南逃之路彻底被切断，逼迫傅作义不得不派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为代表，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我军进行最终的谈判。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很清楚，天津解放后，北平成了一座完全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中的孤城，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防御如此严密的天津尚经不住解放军不到两天的进攻，北平又能抵挡几天呢？只有改变拖延的态度，尽快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是最好的出路。

出于上述原因，这次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林彪、罗荣桓还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列举了傅作义参加反人民内战以来所犯下的罪行；指出只有放下武器，取得人民的谅解，才是唯一的出路；最后，给傅作义及其部属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傅部在1月21日下午12时之前没有做出答复，则解放军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顽抗的反动将领将严惩不贷。

当邓、周二人带着林、罗给傅作义的信回到北平后，傅作义终于接受了和谈条件。

三、

在傅作义同中共和谈的时候，蒋介石也有所察觉，先后四次派人来拉拢傅作义，并要求傅作义率部南撤，但都为傅作义所拒绝。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来一封电报，要求傅作义“念多年之契好”，允许蒋介石会派飞机运走傅作义手下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请求，傅作义并没有拒绝。因为当时北平城里的25万余守军，大部分都属于蒋系中央军。而这些人中，有不少蒋介石的死忠，他们是不太愿意和傅作义一起，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

在这些中央军中，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和第九兵团司令石觉两位蒋介石的爱将，更是让傅作义坐卧不安的人物。

李文字质吾，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参加过东征、北伐、抗战期间，李文曾在豫东战役中重创日军，保卫住了黄河防线。解放战争爆发后，李文又成为蒋军打内战的“急先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官。

石觉是广西桂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三期，历任中央军排长、营长等职，在中原大战中升任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石觉担任第四师第十旅少将旅长，率部开赴华北对日寇作战，先后参加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枣宜会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升任华北剿总第9兵团中将司令。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这两位兵团司令除了协助傅作义守卫华北之外，还负有一个秘密使命，那就是替蒋介石监视傅作义。

四、

在决定和平起义的同时，傅作义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先稳住城里的中央军。为此傅作义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以向北平城内的中央军官兵发放慰问金的名义，将他们调出北平内城，由傅作义的绥远系部队接替内城防务，夺取了北平所有的城门的控制权。

将北平的防务牢牢掌控在手后，傅作义下一步便是要控制住中央军的将领们。但这在当时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难题，这些人手下有部队，既不能杀，又不愿意跟自己走，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恰在此时，老蒋发来电报，要求傅作义放走这些军官，傅作义可谓是瞌睡遇到了枕头，自然巴不得。

但傅作义也担心一件事：如果将这些人放走，解放军会怎么想？他们会同意吗？

基于这种担心，傅作义制定了一条“妙计”。他一边答应蒋介石，同意将李文、石觉等中央军将领送出北平，背地里又将这件事告诉了解放军。所以在蒋介石的运输机到达北平上空时，解放军的炮兵立即向机场开炮，南京派来的飞机根本没有办法降落，蒋介石企图运走嫡系军官和精锐装备的计划也就此落空了。

在完全掌控了北平局势后，傅作义也没有对李文、石觉等高级将领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放回了南京。傅作义这么做的好处是，放李文、石觉等人离开北平，可以让留在北平的蒋介石的中央军群龙无首，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五、

令人意外的是，李文、石觉被傅作义放回南京后，并没有对傅作义之举显示出感激之情，而是马上宣布与傅作义决裂，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李文、石觉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从感情上来说，他们是忠于老蒋的，对“背叛”蒋介石的傅作义肯定抱着敌视的态度。

其次，这两人在上任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密令的，让他们监视好傅作义。可傅作义居然在他们眼皮底下与共产党进行和谈，最后和平起义，两人至少存在监视不严的渎职行为。如果再不与傅作义决裂，蒋介石会放过他们吗？

正是这些原因，李文和石觉在返回南京后，立刻赶往溪口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表明了态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蒋介石倒也没有怪罪他们，还任命李文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石觉则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部副总司令，协助汤恩伯防守长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时，石觉企图利用坚固工事和海、空支援，坚守上海。在上海战役中，石觉的部队被解放军击溃，他本人则率残部撤退到舟山群岛。1950年5月，解放军发动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石觉又率残部撤往台湾，先后任台湾防卫总部副总司令、金门防卫司令官等职。1986年9月，石觉在台北去世。

最后说说李文。在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后，李文率第5兵团7个军担负防守四川的重任。在邛崃战役中，李文所部在在五面山被我第12军击溃，李文不得不向解放军投降。之后李文去往香港，最终辗转来到台湾，从此退出现役，在台湾开了一家糖业公司，做起了商人。

参考资料：

《军事史林》：《从举棋不定到弃暗投明：傅作义与北平的和平解放》

王贞：《古都的黎明——回眸北平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