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朝鲜战争期间，为了尽快向外界报道战争的最新进展情况，参战双方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随军记者随部队行动，与中朝联军的随军记者都是军队和国家工作人员不同的是，韩国的从军记者（종군기자）则都是拥有报道许可证的私营新闻社记者，笔者这回要介绍的见证了战争整个过程的韩国著名记者李蕙馥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人还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名机枪手。

李蕙馥

李蕙馥（이혜복，87岁），1923年出生南韩汉城，1942年考入宝城大学（今高丽大学）商科。次年，正在读大二的李蕙馥被旧日军征召入伍，经训练后被分配到驻扎在中国华北的北方派遣军“衣”支队，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作战。因为身高高达178公分，远超身边的日本人，所以李蕙馥被任命为机枪手，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岗位，因为机枪手经常要被部署在视野开阔的地方射击，这样就会常常成为八路军首先攻击的目标。

1945年，李蕙馥所在的部队被转移到伪满洲国境内的南满铁路沿线，练习使用手榴弹自杀式攻击坦克的战术，准备应付苏联红军的进攻。精明的李蕙馥不想在战争最后阶段成为日本人的牺牲品，正好此时一个陆军中士来部队挑选陆军会计学校的学员，李蕙馥因为是商科生，从而得以入选。在吉林长春的会计学校培训时，一个日军大佐忍不住哀叹道：“现在一个班只有两支步枪，该如何是好？”这使得李蕙馥更加坚信，日本人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三路大军进入中国东北作战，李蕙馥乘坐火车前往吉林省公主岭去寻找自己的部队，结果在那里被苏军俘虏。由于被俘虏的日本人太多，苏军便在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周围架起铁丝网，把他们关在里面，并委托日本军官进行监管。李蕙馥原本想偷偷跑出去，但负责监管他的日本军官吓唬他说：“如果你跑出去，就会被中国人打死！”李蕙馥一开始信以为真，只好暂时惶恐不安地留在营地里。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蕙馥出去办事，结果从外面的韩国人那里听说，所有的战俘要被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于是他回来后，冲日本军官喊了一声：“太君，再会了！”便连夜逃走了，而日本军官由于手中没有枪，也只能任其逃走。李蕙馥出去后，把自己的军服和食物送给了东北老乡，换了一身破旧的老百姓服饰，然后在公主岭朝鲜侨民社区协会的帮助下，登上了开往朝鲜新义州的火车。

1944年2月23日，参加日军培训结业合影（后排右四）

抵达新义州后，眼看街上热热闹闹，到处都有年糕、面条卖，但因为看起来像个乞丐，所以当地人纷纷叫李蕙馥滚一边去。李蕙馥只好去新义州人民委员会过夜，但由于他又不敢透露自己参加过日军的历史问题，所以被人民委员会官员骂道：“你这家伙在这里做什么？” 在这走投无路的关头，李蕙馥又向南走了16公里，一直走到距离新义州16公里的龙川郡，才遇到一个和善的小老板，对方表示可以雇他当搬运工，来支付他接下来的路费。

靠着小老板的资助，李蕙馥才一路走到三八线上，并避开了苏军哨兵的视线，才回到了位于汉城昌信洞的家中。看到儿子突然毫无征兆地回来，李蕙馥的医生父亲李寅求欢迎他道：“啊，你终于活着回来了。” 一直营养不良的李蕙馥突然吃到了家里油腻的食物，导致回家才五天后因为消化不良患上了阑尾炎，并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

回家后，李蕙馥又专门拜访了宝城大学，这时学校已经被日本人改名为“庆城经济专科学校”，院长李相勋非常欢迎李蕙馥的回来，一边说着“你已经毕业了”一边为他颁发了毕业证书。此时正值半岛刚光复没多久，各方势力都在蠢蠢欲动，李蕙馥看到母校里的左右翼学生正在学校礼堂里打架，顿时感到非常失望，于是打消了留校工作的念头，打算去社会上找份工作。

于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李蕙馥走出校门，很快就在校门口的乙支路旁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则广告：《共同日报》社成立，招募记者。该报由出身于咸镜南道的航运商人安炳仁出资，李蕙馥在朋友朴振元和李汉龙的建议下也参加了记者的招募。最终参加招募的100多人中，只有5人被录取，李蕙馥因为自身良好的文字功底也通过了录取，并被分配到社会事务部，负责前往汉城市政厅和最高法院报道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以及一些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1946年6月初，与《民主日报》社会部记者朴镇元（右）合影

由于公司经营业务上的动荡，李蕙馥后来又先后在《中央日报》和《自由新闻》工作，在《自由新闻》工作期间，1949年下旬，时任韩国国防部长申性模提出，随军记者必须接受最低限度的军事训练，使得他们能掌握必要的军事技能，这样对报道讨伐队围剿游击队的过程会很有益。1949年9月，第一批从军记者培训班正式开始，培训时间总计10天，参加完培训的记者会得到韩国国防部颁发战地记者证，相当于前线采访许可证。

给记者们培训的是时任韩国军事学院院长的李翰林上校，以及战后担任第六军团长的金雄洙上校等，参加第一批培训的记者共有20人，分别是赵昌燮（朝鲜日报）、崔庆德（东亚日报 ）、金镇燮（东亚日报）、张明德（联合通讯社）、朴圣焕（京乡新闻）、许承均（京乡新闻）、金君瑞（国际新闻）、李志雄（韩联社）、崔起德（太阳报）、全仁国（KBS）、韩应台（中央通讯社）、金禹镕（汉城新闻）、李月俊（自由新闻）、赵龙夏（KBS）、李在玉（韩联社）、林学洙（大东新闻）、韩奎浩（汉城新闻），以及李蕙馥和在朝鲜战争中投奔人民军的李模（国防报）和尹模（韩国通讯社）。

此后，1950年2月26日，郑成观（平和报）、具本建（联合通讯社）等10名记者作为第二批从军记者在朝鲜新闻社接受了为期12天的训练。记者们接受完培训后，在国防部报道部部长李昌桢上尉的率领下，参观了靠近三八线的第8师团江陵基地和第6师原州基地。李蕙馥后来还和汉城新闻的韩奎浩跟随报道了韩军讨伐智异山金智会游击队的战事，并写下了“戴着红色围巾的女秘书，正和金智会一起在智异山上逃窜”这样的报道。

李蕙馥表示：“当时，军政府的报道审查和人员管理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在战争期间，在李昌正局长的领导下，政府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审查与军事有关的文章，但在战前是没有审查制度的，所以可以照着我们的意思随便写。当时一些记者还参加了起义，比如曾在起义军担任中尉的洪泉，负责广播，李容相中尉和郑甲镕中尉则负责报纸。”

1952年，采访美国国务卿女助理，右边是美八集范弗利特将军

1950年6月15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前十天，李蕙馥跳槽去了《京乡新闻》社会事务部，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从军记者们就接到了各报社老板要他们去现场采访的指示。此时时任国防部新闻部部长的是金贤洙中校，26日，他在新闻部打印了审查规范并亲手发给每位从军记者，同时向他们敬酒以示鼓励。两天后，人民军先头部队即进入汉城，金贤洙中校在位于贞洞的KBS广播电台总部被人民军狙击手打死，因此至今该地仍树立有他的半身纪念雕像。

随后，李蕙馥与摄影师金秀钟一起乘坐韩军的威利斯吉普车前往位于东豆川的韩军第一联队司令部，联队长在接受采访时拍着胸脯表示说：“不用担心！”并展示了被俘的人民军战士和缴获的武器，还命令这些俘虏表演苏联式行军步。返回汉城后，李蕙馥一口气写下了题为“国军正在奋勇作战，侵略之敌很快就会被粉碎”、“我们必须奋力前进，以此为契机实现统一”等文章，据说当天出版的《京乡新闻》立即以该文为头版新闻。

而李蕙馥从东豆川回来后，就再也没接到国防部的任何通知，对局势一无所知的《京乡新闻》老板甚至关切地打来电话，询问：“韩国局势还好吗？”两天后，依然没有人通知李蕙馥返回前线，下班后他步行返回在明伦洞的家，心里想着：“今天我再留宿一晚，明天就渡过汉江……’“随后他登上明伦洞后面的山坡，可以看到远处山坡上防御汉城的韩国军队正在宿营，心里稍微安心了些，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判断错了。

第二天，李蕙馥听到外面在喊着“人民军到了”的声音，于是走出大门，只见人民军的坦克、摩托车、步兵正通过明伦洞前的大街，走向位于昌庆宫的主干道，《朝鲜日报》的主编洪宗仁也和他一样一脸困惑地看着人民军的队伍。还正在办公室里加班的《汉城新闻》记者韩奎浩，因为被人民军查出是从军记者而被扣押起来，从此再也没人听说过他的下落，李蕙馥非常肯定他是被人民军枪毙了，后来被确认扣押的还有KBS的全仁国。

停战后与宋尧瓒将军（右）合影

所以李蕙馥一直小心翼翼，以避免被查出是从军记者，更何况战前他还和同事朴圣焕写过一本反动小说《再见，苏联》，里面讲15名在日军服役过的韩国学生兵曾被送往西伯利亚并遭到苏军看守毒打，如果这本小说被查到，李蕙馥肯定是要人头落地了，吓得他赶紧把该书的刊本都烧掉了。这时，同为从军记者的《国防报》记者李模突然来找李蕙馥，要他一起为人民军新创办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报》工作，李蕙馥为避免麻烦，连夜逃到汉城郊区农村的老宅去了。

在前往农村的渡口上，李蕙馥把自己的战地记者证、军装和靴子都装在了包裹里，一名人民军治安队的年轻人正在挨个检查，不过幸好他没有打开李蕙馥的包裹。而在农村隐居时，李蕙馥也几次遇到当地人民委员会上门借口，他每次都在腹部伤疤上涂点红贡，然后骗对方说自己“阑尾炎手术出现了事后问题，行动不便”，再加上左邻右里都不怎么认识他，才侥幸躲过了征召。

10月初，向北反攻韩军第6师团19联队搜救队终于抵达李蕙馥所在的村子，他历时三个月的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结束。李蕙馥立即穿上自己的军装和靴子，骑着自行车返回汉城，并要求参加战争报道工作。韩军第1师团军训部部长安正植少校对李蕙馥的表现非常满意，说了一句：“让我们去平壤吧。马上就走！”李蕙馥于是立即跳上他的吉普车，一同跟随前往的还有《汉城新闻》的金宇勇和《东亚日报》的金振燮。

安正植少校的吉普车是一辆缴获的苏联货，总共可容纳七人，车上坐着安少校和三名记者外，还有他的副官卢英瑞少尉和两名二等兵警卫员。当天傍晚时分，在渡过临津江后，一行人即抵达黄海道新溪，然而师团长白善烨的司令部已经前移，因为他正着急地去“解放”汉城，甚至还亲自跑到美一军司令弗兰克·米尔伯恩少将那里，要求：“请务必让韩国陆军第1师团参加收复平壤的行动。 ”他甚至还从美国人那里要来21辆坦克作为支援。

换俘时从北方遣返的白俄家庭和土耳其商人

1950年10月19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韩军第1师团主力终于抵达大同江岸边的渡口，白善烨的吉普车一马当先从大同江浅滩处过江，其参谋长石柱岩上校的吉普车紧随其后，却不幸压到一枚反坦克地雷当场翻车，石上校的双腿也被压断。由于人民军主力已经撤走，韩军很容易就攻入平壤市区，李蕙馥在报道中写道：“当地老百姓都跑出家门，一边高喊着大韩民国万岁和国军万岁，一边主动帮助拆除阻挡我军的路障。”这种宣传之词，当然看看就好。

不久，美军第一骑兵师师长霍巴特·R·盖伊少将也抵达，并在平壤大同江大桥前与白善烨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李蕙馥在现场目击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友善对话，让他后悔的是当时没带照相机或摄像机记录下这一幕，为了尽快发出韩军“收复”平壤的报道，李蕙馥申请了一辆吉普车，与《朝日新闻》的记者郑国恩及其助手郑某连夜赶回汉城。司机开了一夜的车，开到一个荒山野岭的地方提出实在忍不住了要，要休息一下。

很快，除了李蕙馥，其他三个人都进入了梦乡，但李蕙馥见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担心遭到人民军游击队的袭击，所以又叫醒司机求他继续开，终于在第二天凌晨4点30分赶回汉城。将一行人送到去酒店后，李蕙馥回家睡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在早上7点左右赶回报社，一口气写出了《平壤已收复！该市已是大韩民国的一部分。一场世界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战争！白将军和盟军指挥官在大同江大桥边亲密接触》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随后登上了《京乡新闻》的头版和二、三版，李蕙馥一等印刷机开动，就拿了500份装入吉普车，再次向平壤驶去。路上每次经过有人的村庄和城镇时，他都会丢下一部分给当地人阅读。韩国国防部对李蕙馥如此卖力宣传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特许《京乡新闻》在原平壤印刷所出版一份地方性报纸，《京乡新闻》社长韩相佑听说后非常高兴，当即奖励了李蕙馥两万韩元，说是可以作为其差旅费报销。

与老师金东石（左）教授合影

1951年夏，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后，李蕙馥也继续前往板门店进行报道，此时参与报道的韩国从军记者已达50余人，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为了方便记者们的报道，美军方面专门准备了由5辆卧铺车和2辆餐车组成的‘和平列车’作为记者们的临时住宿地停靠在板门店近，还在谈判会议中心派旁为记者们单独搭建了一个工作帐篷，说到这里，李蕙馥自豪地说，连人民军的战地记者也羡慕韩国同行的工作条件。

在板门店进行采访时，李蕙馥还意外遇到了自己的老师。1951年12月9日，他突然看到一个身穿人民军军官制服、胸前贴着“特工”字条的人，此人就是他的高中学长、同时又是他在宝城大学上英语课的老师金东石教授。据悉，半岛光复后，金教授加入了左翼组织“文学家联盟”，与右翼组织“文学家协会”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战，战争爆发后，他也顺理成章投奔到人民军那里，还曾在第三次战役期间短暂返回过汉城。

结果两人一见面，金教授就开始咄咄逼人地指责韩国，李蕙馥无奈回应道：“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走近彼此，但这是敌对阵营的师生所该有的热情问候吗？是因为一旁的警卫吗？“两人于是转移到没人注意的帐篷外，金教授才缓和了许多，李蕙馥趁机向他询问了一些投奔人民军的文化界人物的消息，才得知在人民军占领汉城期间为人民军宣传广播作宣传的英国文学教授李仁洙在9月28日人民军撤退时，被以“间谍罪”名义处决了。

接触久了，李蕙馥还带金教授参观了韩国从军记者的帐篷，作为回应，金教授提出也带他去看看人民军记者的帐篷。李蕙馥一开始同意了，但走到半路上，他又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预感，担心自己如果被他们绑架一样怎么办，于是赶紧借口说“我要去趟洗手间”就匆匆离去，其实这完全是他想多了。事后，李蕙馥在《京乡新闻》上也发表了关于两人之间命运般的相遇的文章，但两人的合照却在接受新闻审查时被删除。

1968年，韩国随军记者停战15周年联谊会

1952年6月25日，韩国国防部在大邱向李蕙馥等从军记者颁发了战争纪念徽章，1955年1月15日，韩军建军9周年之际，韩国国防部又在大邱向李蕙馥等特别有功人员颁发了金星花郎军事功绩奖章。虽然获得了这样大的荣誉，但李蕙馥却依然没有躺平，1958年解放军发起炮打金门之战时，时任《韩国日报》记者的李蕙馥又被派去报道，同行的记者崔秉宇也在一次炮击中被解放军炮弹炸死。

每当回忆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时，李蕙馥总是说：“有一次，夏天，我去前线时，正看到我军士兵正在看报纸。仔细一看，这虽然是一张很旧的报纸，但士兵就像在看宝贝一样，这正代表着他们对新闻的渴望。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报社记者的使命真是太伟大了！报纸在当时是韩国人民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虽然在战时写出了很多报道，但李蕙馥也指出，韩国方面的新闻审查制度还是太过于严格，使得记者们无法充分向公众展示他们在现场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生动情况。所以当看到《纽约先驱论坛报》东京分社社长玛格丽特·希金斯所撰写的《朝鲜战争编年史》这篇报道时，李蕙馥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篇报道中所记载的战争初期美军的混乱状况完全是真实的，如果是韩国从军记者的话，这样的报道根本无法通过审查。

2010年87岁的李蕙馥

1968年8月，以前的从军记者们在停战15年周年之际进行了一次集会，并成立了从军记者友好俱乐部，当时出席的共有59人，由金喜钟当选为主席，到2010年，仍在世的包括李蕙馥在内只剩5人。而曾先后担任《东亚日报》社会事务部部长、新闻仲裁委员会副委员长和韩国记者协会第7至11任会长的李蕙馥，也终于在2013年去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