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常见的狱具主要有枷、杻、锁、镣、杖五种，徐元瑞《吏学指南》中指出：枷，“较也，交木为之。始自后魏。

唐宋以来，方定三等斤重也”；杻“即梏也，转手貌也。宋金定制”；锁，“汉之铁锒铛也。金始制其丈尺”；镣，“即带链镰刀也，形象锲而无柄，连镰于足，以限狱囚步也。辽制，有锁无镣。金章宗始定镣连环，重三斤”。

从中可见，元代的这些狱具主要是直接继承了金朝的旧制。中统二年，元代政府下命要依照“旧例”依法校勘制造狱具。元代监狱狱具的使用和收禁方式规定为，犯死罪的罪囚需要用“枷杻收禁”，但如果是妇女就可以“去杻”，犯杖罪以下的罪囚采用“锁收”。

但如果是蒙古人犯罪，刑罚相对较轻。蒙古人若犯罪，规定只有“真奸真盗之人”才进行收禁，而且不用狱具，采取“散收”的方式。如果“杂犯轻罪”，要严格“依理对证”，认真审判，不能随便进行监收，体现了元代法律对蒙古贵族的偏袒。

除了这五种基本的狱具以外，元代全国各地还有很多私设的狱具，如有人曾上奏“江南有司见禁重囚，昼杻双手，匣其一足，夜则并匣双足”，这是通过某种狱具束缚罪囚脚部。为了防止罪囚逃走，元代各种私设狱具也是种类繁多。

刑讯制度也是在中国古代监狱中广泛存在的，因为在古代的司法审判中，被告人的口供是最重要的证据，为了获得口供，往往实行拷问和刑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官方承认的合法化制度。而实行“拷讯”，并规定“不过三度”，次数不能超过二百次，如果仍然不承认，就进行取保释放。

到元代，对刑讯也有较为全面的规定。一是要谨慎使用刑讯，元代规定审讯囚犯时必须认真分析事情经过和证人、被告的判词，从中查询事实的真相。只有在“事情疑似，赃伏已明”，而犯人迟迟“隐匿不招”的情况时，才可以依法进行拷问。

如果事情经过不明晰，没有绝对性证据，必须先“以理推寻”，不能随意进行拷问。二是强调集体刑讯，中统四年规定，在审讯时要与达鲁花赤、管民官等一起审问；至元五年规定，审讯时要和职官一同审问，不能仅仅由本厅及典吏推问，如果不遵守，则“委监察纠察”。

三是规定不能对蒙古人使用刑讯手段，除非其犯死罪，而且不能对轻罪刑讯。如果刑讯冤枉，要追究刑事责任。

总体来说，元代对于刑讯的规定是非常谨慎的，这反映了其执法相对文明的一面。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滥加刑讯的现象。如在著名元杂剧《窦娥冤》中，昏官桃杌对主角窦娥进行了残酷的刑讯，屈打成招，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元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