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充满了矛盾。汉文帝刘恒，这位被后世称颂为仁德之君的皇帝，竟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汉文帝？
“汉文帝亲尝汤药”史事考溯
“汉文帝亲尝汤药”有三个疑点：首先，刘恒作为帝王，政务繁忙，并且拥有奴仆无数，是否真的能够做到《二十四孝》中所写：“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尝弗进”，并坚持长达三年的时间。
其次，为何今天看似不难的“亲尝汤药”会成为值得推崇的孝行，并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两千多年；最后，汉文帝是否仅是因为对母亲的孝心而获得群臣和百姓称赞。
“汉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始于《史记 ? 袁盎晁错列传》中汉文帝与袁盎的对话：“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
这一记录，证实了前文的第一个疑问，即“亲尝汤药”的故事发生在刘恒还是代王的时期，而非现代文本常说的成为帝王后。
从以上对话中还可以看出，关于汉文帝亲尝汤药的孝行皆出自袁盎之口，若该对话属实，那么从君臣关系来看，袁盎也存在奉承附会的可能。前文其他疑问将以《史记》为轴线一一探寻。
《史记》信源考溯，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 145 年，此时已非汉文帝在位时期，故司马迁如何知晓并将“汉文帝亲尝汤药”一事记录在《史记》之中值得考究。《史记 ? 孝文本纪》中关于汉文帝的记载，节点是在吕后势力覆灭后群臣欲将他迎立为皇帝才开始，而其中关于他的身世和做代王时的经历仅几句话带过。
《史记 ? 吕太后本纪》中提及吕太后在废刘恢王位后，欲让代王刘恒迁至赵地，但是刘恒以驻守边疆代地为由婉拒。关于群臣提议立代王为帝的经过也有记载，群臣认为，代王是高祖现今在世的儿子之一，行次最长，为人仁孝宽厚，同时薄氏的家族谨慎善良，因此立刘恒为皇帝是完全妥当的。
在《史记 ? 外戚世家》中也记录了薄太后与刘恒日后的皇后窦姬的一些生平事迹。文中指出薄太后出身卑微且不得圣宠，后跟随儿子到代地成为代王太后，但并未提及薄太后与汉文帝在代国时的经历，亦无亲尝汤药相关故事的记载。而关于窦姬的记录则侧重在她抵代后生下了哪几个孩子，关于他们居代时的生活经历亦无笔墨。
在以上相关当事人的传记中都没有找到“亲尝汤药”的蛛丝马迹，回到《史记 ? 袁盎晁错列传》，可以发现当年的袁盎是吕后侄子吕禄的家臣，当时吕氏一族被灭之后，他在哥哥的推举之下做了汉文帝的中郎。
所以，汉文帝为母亲尝汤药的事迹必定早已在朝野上下流传，所以他作为后来归附的大臣才会知道此事。但是通过对古籍数据库进行检索仍未找到该故事早于《史记》的相关记载，而现有研究皆来源于《史记》及其之后的文献。所以，因刘恒从出生到成为皇帝前史料的缺失，再经过上述论证后，可以得到以下推论。
一是刘恒早年身份地位低，故记载甚少。首先，刘恒并非太子，此前也未曾进入权力的中心，甚至吕后让他迁至赵地都要谢绝。其次，薄太后身世不佳，不得圣宠，遂在吕后掌权时可与儿子在代地相聚。
此外，窦姬曾因被选定为代王妃而痛哭，说明代地偏远，更显示出了刘恒及其所处的代地与世隔绝。以上皆表明，刘恒母子地远势弱，不在吕后一族的视野之内，因此其获得关注较少，相关的记载也甚少。
二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存在夸大或杜撰的可能。考虑到暂未找到更早的记载，袁盎也并未在早年跟随过代王刘恒，因此，司马迁在书写袁盎与汉文帝对话这段历史的时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凭借当时朝廷或民间口传的信息，如实书写；二是依据刘恒在帝位时推崇的“孝治天下”的理念，以及在位时推行的各种仁政使汉文帝获得了“仁孝”的名声，司马迁便借此加以褒奖甚至夸大杜撰。
有学者曾就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文帝形象的构建问题进行了梳理：“司马迁似是有意建构一种圣德之君形象，其在《史记 ? 孝文本纪》中对汉文帝的评价和称赞，其实是以‘春秋笔法’对汉武帝的统治政策进行微文刺讥。”
司马迁塑造的汉文帝不仅因其孝行获得群臣和百姓的称赞，还少不了他作为帝王时施行的各项仁政，这使他的形象愈加高大，符合了《孝经》中对“天子之孝”的定义：“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也就是说，以亲爱恭敬的心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并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这强调了孝对天子和百姓的重要性，而这种观念也极可能深深影响着司马迁书写《史记》时的个人情感。
“尝药”与“孝”二者关系考溯，“亲尝汤药”在今天看来或许并非难事，可袁盎竟称汉文帝此举比曾参这个以孝著称的大孝子还更胜一筹，并且该故事还被司马迁载入《史记》，甚至被一千多年后的郭居敬收录进《二十四孝》当中，这便需要探究“尝药”与“孝”之间的关系，而这也不得不提到一段著名的历史公案。
在各古籍数据库中发现，最早与“尝药”有关的事件是被记载在《左传》与许悼公相关的内容中。其中说的是因患疟疾的许悼公喝了太子止送来的药后便去世，因此太子止谋杀君父的嫌疑难以去除，只得流亡到晋国。
《春秋》一书中倒没有如此翔实的记载，但有一句话将该事件定义为“弑君”：“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但《左传》中还引用了一句话：“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其中认为侍奉国君必然要尽心尽力，但尝药的事情也不是必须得做的。以上记载的便是著名的“许止弑君”事件。
另《春秋榖梁传》对“许止弑君”事件以评述的形式详细记载。止在许悼公死后自责地说，我终究是参与谋杀君父的人啊，而后将王位让与弟弟虺，自己则整日悲泣吃不下饭，不到第二年便死去。
如此讲求孝道并为之自责的人，《春秋》为什么还认为他是“弑君”的元凶呢？因为他只知喂药却没有替君父尝药，以至于害死了许悼公，所以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此，“亲尝汤药”与“孝”之间的关系已然明朗。可见“许止弑君”成为春秋时期的著名案件并非因为案情难以定论，而是太子止在尽孝的过程中少了“尝药”这一个环节导致君父死亡，因此，尝药的必要性就凸显了出来，毕竟有许止这个前车之鉴，一个疏忽就落下了“弑君弑父”的千古罪名。
此外，“是药三分毒”的俗语长期流传民间，没有生病的人为尊亲“尝药”的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当一个人能做到不顾自身安危去尝药，便可以完美地将忠、孝这难以兼得的二者集于一身，也就真正体现了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根本所在。
到了汉代，董仲舒也在他的《春秋繁露》里论及“许止弑君”之事。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中关于该事的评价用心极其良苦，他举“许止弑君”与“赵盾弑君”为例进行说明：赵盾的过失在于没有追究弑君的赵穿，许止的过失在于没有替许悼公尝药，二者都少做了一件事，但引起的结果表明他们的行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董仲舒继续强调了忠、孝的重要性，且一并把“亲尝汤药”归到了孝的必要表现形式中。
所以，正是在许止的前车之鉴以及儒家文化的不断影响下，不顾自身为母亲尝汤药长达三年的汉文帝就分外值得褒奖了。
“亲尝汤药”孝行模式之推广
汉文帝作为君王，其对母亲的孝行和对百姓的仁政明晰可考，在翻阅不同朝代的古籍时，如《前汉纪》《家范》《永乐大典》《续文献通考》等，发现该事件内容描述几乎沿袭《史记》中的文本，最大的差别仅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减个别字词，对主要内容基本没有影响。但在考溯相关史料时，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是“亲尝汤药”的执行者与执行对象不断丰富。经过前文考溯，基本可以认定“汉文帝亲尝汤药”故事的雏形在《史记 ? 袁盎晁错列传》汉文帝与袁盎的对话中产生，但其中也明确指出了此事发生在刘恒做代王时期。
到了元代，郭居敬成书的《二十四孝》故事内容虽无异，但在开头附上了“亲尝汤药”的标题。《史记》中并没有对汉文帝事母之事冠以该名称，郭居敬为何会使用该标题呢？原来，唐代有一个叫作刘审礼的将领，他与祖母相依为命并为其侍疾的故事记录在了后晋的《旧唐书》中：“元氏若有疾，审礼必亲尝汤药，元氏顾谓孙曰我儿孝顺……”这是当前可查阅的最早出现“亲尝汤药”四字的史料，这也就意味着值得夸赞的亲尝汤药孝行的主角也不再局限于汉文帝一人。
再到宋朝，《袁氏世范》一书中也出现了为父母“亲尝汤药”的语句。元代除了《二十四孝》中使用了“亲尝汤药”，暂未发现其他典籍使用，由此可见，郭居敬应该是借鉴了前人的用词。到了明代，该词使用开始增多，多出现在各地地方志中，只不过“亲尝汤药”的执行者不同，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小有名气的地方士绅，而执行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母亲，还有父亲甚至叔婶等亲人。
二是皇权作用不断影响社会风气。至于使用增多的原因，除了《二十四孝》广为流传外，还可能与明宣宗朱瞻基及其子明英宗有一定关系。明宣宗生前把汉文帝为母尝药的事迹收录在了他组织编纂的《五伦书》之中，其子明英宗在其去世后御制序刊行：“文帝高祖之子，初封代王，居代时母薄太后尝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所尝弗进，仁孝闻于天下”。
“亲尝汤药”四字使用最泛滥的应该是清代，在地方志记载中多到不胜枚举。不仅地方志中广泛记载各地亲尝汤药的孝行，甚至还有关于康熙皇帝照顾身体抱恙的孝庄太后的记载：“上在慈宁宫侍疾，亲尝汤药，昼夜不离左右”，“孝庄文皇后圣体不豫，皇考亲尝汤药，席地而坐，目不交睫衣不解带……”。
或许，正是因皇权的介入和皇帝的孝行导致了民间效仿，使得“亲尝汤药”这一行为被推至高潮。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弟子规》写道：“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9］故现代文本皆把“汉文帝亲尝汤药”故事发生的时间移至刘恒成为皇帝后，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清朝的影响，毕竟政务繁忙的皇帝都能亲自做到的事，在传播教化上更具说服力。
结语
经过考溯，现代文本中汉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沿用了郭居敬《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主线，并在原基础上丰富了故事细节，使故事更为生动、夸张。而郭居敬《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故事则节选自《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其与《史记》原文差别不大。
总的来说，“汉文帝亲尝汤药”的故事虽然在几千年的流传中没有大的变化，但也因时代的变迁不断被赋予价值并加深对社会的影响，至今仍是中华孝文化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