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人物形象，历来有多重解读。

有人认为，刘备作为西蜀的领军人物，尊贤礼士、知人善任、仁德爱民、宽仁长厚。也有人觉得，刘备虽是西蜀的领袖，但其形象远不如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出彩。

一些仁义之举，不仅没有体现出其仁德，反而让人觉得他虚伪。甚至觉得刘备在得到诸葛亮相助之后，沦为了一个傀儡君主等等。

但需要注意，这些评价，针对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人物形象，而非历史人物。

——【·仁德君主·】——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一个动荡时代的故事，战争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民众自然是希望有人来结束这一切的。

但群雄逐鹿之下，谁不想成为结束这一切、一统天下的那个人。面对这个问题，作者的立场首先是“有德者居之”。

其次，长期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在考虑权力的继承人时，“血统论”也会左右作者的选择。

因此，刘备最终被塑造成一位仁德君主，既有其历史背景，但其中也不乏作者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

作为作者精心塑造的仁德之君，刘备身上最突出的特质之一便是“仁”。

与民仁，与臣仁，甚至在面对竞争势力时，也更愿意保全自己的仁义。与民仁，是刘备作为君主，或说是君主“候选人”的良好品质。

刘备面对曹操的攻势，弃樊城，奔襄阳，携民渡江。逃亡途中，帐下文武曾多次劝告刘备尽快弃百姓而走，均被拒绝。

未能保全民众时，刘备亦是悲恸不止，发出了“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的哀痛之语。

面对刘备的此等仁爱之举，民心亦归。从新野奔至江陵，民众宁愿和刘备一起踏上不可预料的奔途，也不降于曹操，以保一命。

作者对刘备“携民渡江”一事的描写，不仅写刘备之“仁”，更写了民众受刘备仁义之举后，对刘备的拥护。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国之根本，乃在于民。

因此，民心所向者，才是合格的君主。故而在对刘备的人物形象塑造之中，屡屡突出刘备的仁德之举。

但关于刘备对于百姓的仁爱之举，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角度的解读。首先是关于刘备布施仁德的场面描写，一般就用一两句话进行笼统地概括，基本上都较为简短。

加之，在取得荆州之前，刘备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到处奔走，并未在一个地方长时间驻扎。而在汉末的动荡时代，要使得地方上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显然不是短时间能达成的。

书中只写百姓感念刘备的仁德，但对于刘备为民众做到了何种程度，种种细节，全都无从得知。

因此很多时候，对于刘备仁德的称颂更偏向于模式化的场面描写，真实度不高。而描写比较详尽的携民渡江事件，则因小说的描写往往带有夸张的成分，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作者对于刘备仁德形象的塑造在某些学者看来，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效果，反而有点虚情假意的“伪仁”嫌疑。

当然，也有人持别种看法，认为刘备的这些仁爱之举，虽有夸大的成分，但仍然可以相信其真实性。

但刘备的这些举动并非由于其品德高尚、心怀百姓。这一切都是为达成人心所向，获得民众支持的政治目的而特意展现出来的。

证据之一便是当时刘备解得徐州之困，陶谦欲以徐州相让，刘备却再三辞谢，拒不肯受。

对此的解释是，一让与二让皆不受，既是不想于人危之时夺之，以致自己于不义之地；同时也考虑到，徐州此时局势未明，当地势力未必肯服；且有各方觊觎，拥之未必能守之，因而固辞不受。

三让受之则是因为此时陶谦已死，一切尘埃落定，而刘备又是众望所归，此时受之可谓是名利双收。

在刘备仁德君主的形象塑造上，对民表现为仁爱，对士则表现为敬爱。尊贤礼士，同样也是刘备作为仁德君主的特征之一。

昔年问策于隆中时，诸葛亮便赞刘备“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对于有才之士，刘备总是敬重有加，气量宏阔，笃爱甚重。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刘备三顾茅庐最终得到诸葛亮出世辅佐。

当时诸葛亮虽有徐庶推荐，兼有“卧龙”的名号，但毕竟未有任何功业，于世无名，即便如此，刘备也未有任何轻视，甚是尊敬。可见其“思贤若渴”之名，并非虚言。

对于引荐诸葛亮的徐庶，刘备也甚是爱重。徐庶归属刘备后，备受其倚重，然其母被曹操囚禁，不得已辞别刘备。

刘备虽难以割舍，但为全其孝悌，最终还是放徐庶离开了。对于两人离别的场面，作者也进行了较为细致地描写，重点突出了刘备的不舍。

其中“吾欲尽伐此处树木”“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这两句，将刘备的惜别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情感上也显得极为真挚。

同样表现刘备对贤士的爱重之情的，还有第四十一回，赵子龙单骑救主一事。

先是糜芳忽回言赵云反投曹操去了，刘备却是笃信赵云的忠诚之心，言“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

后赵云果于曹军中突出重围，带着阿斗平安归来。然刘备接过阿斗却将其掷于地，言“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此情此举自是让赵云感动不已。这本是君臣相和的美谈一桩，然世人皆爱其子，虎毒尚不食子，刘备此举反倒是过犹不及，感情上显得有些虚假。

然而要知道，刘备是枭雄，是领袖，是君主。他固然也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相较于子嗣来说，刘备更看重帐下文武，或说是更注重维护其与臣下的关系。

即使经过修饰的表达让人不可尽信，但也用不着全盘否定。

与之相似的，还有对诸葛亮的临终托孤之言。刘备正式称帝后，关羽、张飞却先后遇害。

此事令刘备甚是哀痛，不顾赵云、诸葛亮等人的劝谏，执意起兵征伐东吴，最终却被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而归，奔至白帝城。

章武三年夏四月，刘备病重临危，急诏孔明以言托孤，谓孔明曰“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此言尽可见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与爱重，古来少有君王能做到这个地步，故多有疑其托孤之心似伪。

但纵观刘备与孔明的君臣之情，如鱼得水并非只是一句空话，更虑当时蜀国所面临的政治军事情况和后主的德行，不免忧虑更甚。

建国实属不易，托之于孔明，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观之，不如直率地赞叹刘备的胸襟与气量，亦或是欣赏其长远的目光。

且刘备的此番言论也并非是在鼓励诸葛亮取而代之，而是希望孔明能够尽力辅之，即便以此来看，也可称赞其谋略深远。

——【·被限制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或言其智谋不及孔明、曹操，勇武不逮关羽、张飞。

某些情节中更觉得他虚伪、懦弱等等，总之在书中算不上一个出彩的人物，甚至有点干瘪空洞、扁平化，比之于曹操，甚至不能称之为枭雄。

造成刘备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关刘备的历史素材缺失，致使典型细节的描写不够充分。

《刘备形象塑造的尴尬》一文中，作者列举对比了一些数据，“岳麓书社1990 年版《三国志》《武帝纪》为四十四页（第 1-44页），《先主传》仅十九页（第 698-715 页）。

就中裴松之的注引出的有关记叙曹操的史书近三十种，有关刘备的二十种不到。

单独记叙曹操的就有《曹瞒传》《魏武故事》两种，从所引事例看，描写既详细且生动，单独记叙刘备的却没有。

曹魏命名的史料有《魏书》《魏略》《魏氏春秋》三种，以刘蜀命名的史料却没有。

另外，因为曹操在很长时期内‘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春秋》《献帝纪》《献帝起居注》中有关记载也比刘备的丰富得多”。

单看上面的数据对比，便可知有关刘备可供研究参考的资料缺失不够充足，匮乏的材料自然也难以支撑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二，作者为极力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对于一些有违刘备仁德形象的事件，都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式，转接到了其他人物身上。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怒鞭督邮”一事。据历史记载，“怒鞭督邮”一事本是刘备所为，但由于这件事有损于刘备仁德形象的塑造，因此书中怒鞭督邮的人最后变成了张飞。

相似的还有斩车胄，力斩蔡阳与火烧新野等。本应是刘备的事迹，都被转移到了他人身上。

这些微小的细节补充本可使刘备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为立体，但由于作者对于刘备仁义特征的执着，强行的升华，反将刘备的人物形象塑造得过于刻板、虚渺。

致使本应与曹操齐名的枭雄成为了无功无过的仁德君主，作为西蜀的领军人物，本应是大放异彩的核心，却落得颇有德不配位之感的尴尬场面。

本是想要塑造一个世人心中理想的仁德君主，却最终使得人物的灵气尽失。作者对于仁德的一味苛求，最终不能使其仁德的形象更深入人心，反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正面形象。

因此，关于刘备人物形象上的一些正反之辩，应该结合作者的实际创作，更为客观地去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