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这个曾经弱小的西陲之国，在短短数十年间就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一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商鞅在秦所进行的彻底变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至。

不过，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政策，它既能激励民众，又能震慑臣民。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厚赏重刑政策·】——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商鞅变法究竟是如何成功的，换言之，商鞅变法所迫求的目标是凭借什么手段、措施来保证实现的，似乎尚未引起深入的注意。

我们认为，商鞅变法所以成功，其目标所以实现，最重要的手段和保证措施不在其它。而在于商侣导并在变法过程中坚决地、巧妙地贯彻了“厚赏、重刑”政策。

“厚赏、重刑”，是一种恩威并重、宽猛相济的统治术，商鞅是为争取统治目标得以实现并运用得十分成功的典型。

这是商鞅之后秦国一直所遵循，从而使自己日愈强大的重要政策。“厚赏、重刑”政策作用如何？

《韩非·定法》中说:“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问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劳力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放其国富而兵强。”

毋庸讳言，韩非子的话，并未解答了“厚赏、重刑”的具体内容，但却提示了贯彻这项政策的两条原则，即“信”和“必”。

秦自穆公之后，新旧权贵专擅国政，“君臣乖乱”，国势日削。

不仅向东扩张受到东方诸国的强有力遏制，而且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强盛起来的魏国，在献公即位前，不断对秦发动战争，越过黄河，占领了秦大片土地。

献公时，虽经十多年的励精图治，但仍处于“诸侯卑秦”、“不与秦盟”的弱小地位。孝公时，变法图强成为秦国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

于是商鞅入秦，开始了他意义深远的变法。商鞅针对各国之间战争频繁的特点，全面推行重农、重战之法。

“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民”既是重农、重战之法能否成功的根本所在，如何调动秦国治下的臣民不畏苦惧死，积极投身于农战？

商鞅认为，唯有采取“厚赏、重刑”两条杠杆来驱使。何谓“厚赏、重刑”？《商君书·修权》中说“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

法家主张废除旧贵族政治，建立以法治国，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王朝，“赏、刑”政策，从一个方而集中反映了他们统治人民思想、行动的策略方针。

他们认为“好利而恶刑罚”(《韩非·分制》)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本性。对人们本性所存在的欲求，统治者如何满足之、如何控制之是值得重视的。

春秋时期的法家人物管子曾就此提出了“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商对此也曾认为，人是“生则计利、死 则虑民”，“民利人所出，则民道之”。

又说“民之欲宫贵也，其棺而后止”商鞅提出的“赏、刑”思想，是与他的法家思想及对人性的看法有紧密联系的。

既要有满足人们欲求之“赏”，又要有有效控制人们思想行动之“刑”，这就是赏刑政策。它成为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正法之术”

既然名利能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那么，国家正好利用它为诱饵，争取臣民的力量乃至生命，来为封建国家尽职效忠。

同时，又以严厉的法律化惩治规范，来残压制、毁所有的反抗和不轨。这杠杆运行的目的，全在于确保农战之法的推行。

如果没有“厚赏、重刑”政策作为商鞅变法具体政策措施的主要依托，那么，变法便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商鞅“厚赏、重刑”政策在变法中的完美应用，正是他变法能够成功的技术关键——“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试想，如果赏刑无信，即便变法条文制定得再完美，也是一纸空文，绝对不可能产生任何成效的。

商鞅“赏、刑”实际效应，使个体人的心里感受和行为变化，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最终使冷酷无情的刑罚深入人心，变成了人们心理上自愿接受的东西。

“厚赏、重刑”政策在商鞅新法中的具体表现及共作用如何呢？我们先来分析“厚赏”政策。

——【·具体实施·】——

自春秋以来，土地成为人们追逐财密的主要目标。

商利用这一重要的历史趋势，将人们追逐土地的方式与政治和军事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土地成为政治的从属物，君主专制权力的象征物。

土地在君主专制下，连同爵位一起，围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军功者显荣，无军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阶梯，进行重新分配。

人们唯有通过君主设计好的阶梯，在战争和耕织中通过立功机会来获得爵位和与之对等的田宅。

《商君书·境内》记载了升爵增的规定，论功行赏。“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商鞅的“厚赏”政策使人们的物质享受欲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各种欲望的满足只取决于一个条件——人们的政治身份、权势地位。

这种分配形式，使国家和臣民之间相对得到了统一。

臣民，特别是广大劳动者乃至奴隶，从君主手中获得了爵位和田宅，这就象征着人们从君主手中获得了生存的条件，获得了财富，获得了对美好未来的憬。

这场运动，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变法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以此来巩固经济变革的成果，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历史影响·】——

如何保证这种秩序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稳定作用呢？商鞅认为，唯有采取“轻罪刑”原则。

他认为“重刑，明大制……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重、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只有如此，才能使臣民害怕而不敢稍有犯禁之举，一心从事农战。这样，国家才者达到不用刑罚而“国治”的目的。

商鞅新法中“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罪”、“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便是轻罪重罚的典型实例。

在这些典型实例之上建立起来的“什伍连坐”法，保证了封建统治秩序对人民的威摄力量。

商鞅“厚赏、重刑”政策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充当了推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经济形成和发展的两根强有力的杠杆。

在政治上，它成为贯彻重农重战，推行各项法令措施的有效手段。

在经济上，以立军功大小为依据的赏赐政策，将土地变世袭领有为非世袭所有的私有制形态，为秦“以虎狼之势而吞天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们认为“厚赏、重刑”政策在秦灭六国的历史原因中应占有它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