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摇滚乐》已经停刊十年，《通俗歌曲》休刊五年，在石家庄喊出打造“摇滚之城”前，万能青年旅店，恐怕成了这座城市最为人熟知、也硕果仅存的摇滚名片。他们的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发表于2010年，一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长久地定格了外界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一座带着历史伤痕，又沉默寡言的城市。这正是石家庄急于要打破的刻板印象。

文 |马延君 杨璐源

编辑 |金匝

运营 |圈圈儿

很难在石家庄见到这么多年轻人。

6.7万平方米的火炬广场上，音乐节常见的大旗已经摇了起来，不停有人涌向前排，也有人大声讨论：“待会儿是唱《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还是《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5秒钟倒计时结束，黑红色气球飞向天际，烟花燃放带来一阵浓烟，有人大声自嘲：“咱石家庄人还怕这点雾霾？”哄笑声中，石家庄ROCK HOME TOWN原创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自7月13日官宣打造“摇滚之城”后，石家庄举办的第一场大型演出。演出是免费的，但需要预约抢票，因为有万能青年旅店打头阵，官方原本放出的14000张门票，由于抢票人数过多，票务系统崩了好几次。

其实，这场标志性的演出一直进行得并不顺利，此前光是确定日期就历经不少波折，演出合作方之一，石家庄地下丝绒livehouse的主理人韩强说道：“改了得有六七回。”

地下丝绒一度是石家庄唯一的乐队演出场地，韩强因此自诩为“和石家庄的乐队关系很好”。他商人气质浓郁，在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的计划里，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中介、纽带的角色。“首先我得保证我的艺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得保证演出质量，别太差，可能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在这整个的活动里算是起到一个小小的狗头军师的作用。”

“军师”也有无奈。他细数日期更改的原因，要么是突然得知石家庄的领导没空，要么是知名乐队没时间。好不容易，在草坪上搭完舞台，下了一场雨，怕台子地基不牢固，又拆了。演出场地太小，不行，离居民区太近，也不行。到了8月，河北下起暴雨，不少地区受灾，不适宜开展大型娱乐活动，演出再次推迟。

直到8月23日，官方才正式确认演出时间，由于时间和地点不断更改，海报甚至将演出地点错写成了正定长乐门文化广场，和火炬广场离了整整18公里。

年轻的五福乐队成立于2019年，是这次演出的乐队之一，演出前，他们的试音时间被安排在凌晨一点。主唱纪少阳对此并不意外，因为之前参加“摇滚之城”的周末演出，试音时间也是从下午一点被改到五点，最后因为政府要拍摄宣传片，只试了5分钟，“插上吉他，一听有动静，就下台了”。

另一支乐队是一支成立了十多年，更成熟、市场知名度更高的摇滚乐队，直到登上这个舞台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这次舞台和音响设备的配置，以防万一，只能把电池、设备线、插线板等一切能想到的必需品塞进包里。这个教训来自于不久前一场性质相似的小型演出，调音师是搞婚庆的，临时被抓包来，没有演出设备调试经验。这一次，他们最终决定，“那把乐队的调音师也塞车里，带到现场”。

舞台上的每个细节，都曾经过反复的争论与审批。政府开研讨会时，提出的方案是，开幕式倒计时结束后燃放烟花，但散了会，工作人员找到韩强，希望取消烟花燃放，理由是“公安不给批”，韩强急了：“那你得跟他们谈啊，这么大的活动，别太寒酸了，哪怕放个电子烟花呢！”

不确定性贯穿于始终。石家庄最终的正式官宣中，摇滚之城的建设最终被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周末举办“激情夏夜”摇滚音乐演出活动，二是大力打造摇滚之城演艺阵地，三是在地铁与公交上推出快闪摇滚演出，其他建议则因经费或安全等原因暂未实施。

商场与公园里搭建起小型舞台，每周末都有免费的摇滚演出；公交车裹上红蓝相间的宣传logo，穿梭在城市里，略过“做燕赵儿女，为河北争气”的标语；地铁里也出现了乐队的快闪活动，周围是一圈摄像头，官方在拍摄宣传片。

来自徐州的对伴乐队，被邀请参加了地铁快闪演出，主唱娄轩阁也觉得新鲜，摇晃的车厢里，乐队忙着弹琴，没办法拉扶手，只能半蹲马步。有次碰见一位老大爷，工作人员怕演出太吵，想请他换个车厢，大爷的叛逆劲儿也上来了，“我不要，就爱听摇滚”。

被试音反复折腾的五福乐队也参与了充满石家庄特色的周末演出。他们上台前，工作人员塞来了一张纸条，让主唱纪少阳上台了先问问谁家丢了车钥匙和孩子。等五福插好琴，主办方又通知，现场人数过多，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不能登台了。

25岁的纪少阳向不少媒体复述了这段经历，他是年轻一代的摇滚人，习惯用玩笑的语气消解尴尬：“演出没给费用，我们是想为城市贡献一份力量来着，嘿，没给我们机会。”

曾经的摇滚之城

石家庄称得上摇滚之城吗？

“往前推20年，石家庄真能称得上摇滚之城。”相对论乐队的鼓手张晓宇回忆道。2000年前后，他还在上学，经常有六七个乐队凑在一起，租个场地就开始演出，没人管理，也不需要审批，乐迷听到消息就来看。“门票也卖不了多少钱，纯粹就是喜欢，有时演出完，大家吃顿饭，分两包烟，钱就没了。”

那是石家庄摇滚的“黄金年代”，也是这座城市经历转型阵痛的时期。90年代末-21世纪初，石家庄国企改制，药企没落，现实的生活秩序被打乱，摇滚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与迷茫，成为一种情绪出口。

直到现在，圈内人提起石家庄曾经的摇滚名片，总是会列举出两本杂志：《通俗歌曲》《我爱摇滚乐》，它们和现在的万能青年旅店一起，构成了有关石家庄摇滚的全部记忆。

在两本杂志都待过的晓朱曾在媒体上回忆过那段经历。那是1996年，受到崔健感召的他加入石家庄的《通俗歌曲》，想把这份早年以刊登流行歌曲简谱为主的32开小册子，打造成第一本摇滚刊物。等1999年他离开时，这份杂志已经在封面上自称“中国摇滚第一刊”。

后来他又创办《爱摇》，一本起源于石家庄，没有刊号，只能作为磁带或CD附赠品发行的杂志。当时的《爱摇》搜罗了一堆“热血人士”，也发掘了一批石家庄摇滚新人。一期《爱摇》的杂志中，几乎一半内容都在谈论时事热点，讽刺社会现象。直到现在，知乎上仍有一个问题是：“有什么关于石家庄的冷知识？”，“《爱摇》是石家庄的杂志”，在49个回答中排名第7。

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剧之一《毛骗》的主演小宝来自内蒙古。高中那年，他看到了《我爱摇滚乐》和《通俗歌曲》，因此爱上了摇滚。出于对摇滚的向往，他才选择了河北传媒学院这所位于石家庄的学校。

那时候，学生们拍戏，喜欢叫一些社会上的人来撑场面。地下摇滚歌手邵庄，也是相对论乐队的主唱，就这样被小宝叫到剧组，最初的工作是——帮忙举杆。

但现在，《我爱摇滚乐》已经停刊十年，《通俗歌曲》休刊五年，在石家庄喊出打造“摇滚之城”前，万能青年旅店，恐怕成了这座城市最为人熟知、也硕果仅存的摇滚名片。他们的代表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发表于2010年，一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长久地定格了外界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一座带着历史伤痕，又沉默寡言的城市。这正是石家庄急于要打破的刻板印象。

作为一个河北人，热爱摇滚的米露曾经深深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抬不起头来的”。她在湖南上大学，跟新认识的朋友们介绍家乡，苦于找不到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东西。湖南有臭豆腐，湖北有热干面，河北到底有啥？安徽板面？每每想起，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个省份面目模糊，唯一能概括的，是靠近北京，特别“北方”。在这之中，万青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国最不浪漫的一个城市，诞生了一支最诗意的乐队”。以至于后来，她会把万青作为河北的名片和标签推荐给大家。

石家庄从来都是向外的。列车常常驶离石家庄，年轻人会想方设法离开这里，去找一个和父辈不一样的活法。“几乎每一个河北人，都有向外的脚步。”但今年4月，米露去石家庄看完万青的专场，晚上又去万青的小酒馆坐了会儿，获得了一种“特别崭新”的体验。

当天，好多乐迷不愿意散去，聚在酒馆，拿着吉他唱歌，气氛好极了，是石家庄特别不常见的一个晚上。到了夜里12点，连摩登天空的创始人沈黎晖也出现在现场。原本，她以为都是京津冀的乐迷，但没想到，还有从山东、深圳、湖北赶来的。她认识了一个从深圳来的小姑娘，到石家庄的第一天，就沿着万青歌词里的地标打卡。看完专场，她还要坐一趟从石家庄发车去山西的列车，再去看万青歌词里提到的太行山。

那一刻，她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情绪，“你很难想象，有那么一个时刻，3天时间，石家庄能吸引全中国的年轻人来。”

正因为如此，摇滚成了石家庄能抓住的、确定的名片和机遇。

现任石家庄市市长马宇骏2021年上任后，就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石家庄要打造‘ROCK HOME TOWN’为独特品牌的现代音乐新时尚，大幅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政策的推行有迹可循，马宇骏曾在2015年至2016年间曾任张家口市市长，在此期间，当地的张北音乐节迅速打响名头，逐渐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户外音乐节，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文旅发展。

也是在2021年，石家庄公布了第三批获“2020年度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名单，其中，社科文化体育相关行业的有13位，除了运动员、老师，有两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摇滚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贝斯手姬赓，另一个就是《毛骗》的导演李洪绸。

在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姬赓和李洪绸每月可以拿到500元的专家岗位工作津贴，因为，“他们为宣传推广石家庄名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社会效益显著”。

到了今年3月，韩强被邀请参与建设“摇滚之城”的策划会。“之前时机一直不成熟，到今年疫情放开，再加上淄博烧烤的火爆，各地文旅局都开始发力，这事儿才正式启动。”

割裂

第一次和石家庄的宣传部门开会时，58岁的邢迪还有些不适。他是老摇滚人，曾经组建了石家庄第一支摇滚乐队——地平线乐队，并担任主唱。工作人员让他听《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他直接怼人：“我不想听，凭什么改人家的东西？”

这是河北共青团改编自万青的成名曲，“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的歌词，被改为“黎明再临华北平原，重拾散落的信念”，最著名的那句“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也被改为“翻天覆地二十年，奋进的国际庄”。

自从石家庄声势浩大地宣布打造“摇滚之城”后，所有的参与者似乎都在面对这样一种割裂：支持的人，觉得石家庄找到了自己的锚点，从此有了标签；并不看好摇滚与城市结合的人，觉得一种标榜着冒犯与反叛的艺术形式，被放置在传统的官方活动中，观感难免冲突。

这种冲突也延续到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最早，韩强为打造摇滚之城准备了多份内容详尽的策划案，包括举办免费音乐节，让《我爱摇滚乐》《通俗歌曲》复刊，打造巡演巴士送“摇滚下乡”。他甚至询问交通部门的领导，能不能适当放开二环内禁摩的规定，因为“摇滚和摩托这两大元素，分不开”，最后这一提议被对方以“和石家庄同等体量的城市，每年平均有20人死于摩托车”的理由否决。

当代表亚文化的摇滚与一座城市真正结合，需要考虑的因素繁杂多样。在商议音乐节现场播放宣传MV时，一位工作人员就曾和韩强商量：“能不能不放石人制躁的专辑封面？”因为其中一张封面上，是一个背后有纹身的小孩。

韩强十分不解：“专辑卖了十多年，领导看了都没问题，怎么就不能放？”他回复道：“去跟你们领导讲，要是不放专辑封面，干脆就别播了。”最终，MV以原貌呈现。

工作人员还向韩强出示过一份专家统计数据：石家庄共有300支乐队，其中50支可以靠原创作品生存。韩强看完再次表达不解：“石家庄从古至今的乐队，加起来也没有300个啊，能靠演出活下来的乐队，也只有一个万青。”至于要不要用《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作为活动主题曲，他更是一口否决，“千万不要，会被广大乐迷喷成筛子”。

乐队身在其中的角色更尴尬。韩强觉得，政府最初采纳他的策划，原因之一是“便宜”。“我请的都是河北的乐队，乐队的费用，灯光舞台，现场大屏，全部活动办下来才30万，领导们都挺惊讶的，我的出发点是推广本地乐队，不用花几百万、上千万请一堆外地的。”

实际的情况是，一支参与过演出的乐队并不看好这样的低价模式。“不专业，钱不多，沟通还麻烦。”他们觉得，做政府的演出和商演最不一样的是，“商演是我需要什么，对方就要去给我找什么，否则就达不到对演出的要求；参加官方的演出是，给我什么，我就要演什么。专业的调音设备要一百多万，官方就算升级后，也只能用七八万的。”

但没办法推脱——对方是用“建设摇滚之城”来邀约的。临出发前一个晚上，经纪人提醒这支乐队的成员，不管明天对方专业不专业，好好演，都别发火，做好自己的事情，“万青都能演，我们也能演”。

在那些摇滚之城的策划会上，几乎每位参会的音乐人都从各自角度提出了建议。5月，一次和相关领导的聚餐中，乐手们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能不能为本地乐队提供免费的排练室、公益性的录音棚？”

他们有更多出于现实的考量。回归现实世界，无论哪代摇滚人，都躲不开经济问题，五福乐队的成员们正一边做音乐老师，一边共同攒钱买设备、录歌曲。大学毕业后，主唱纪少阳卖过保险，做过电话销售，“都是为了养活自己，做音乐”。直到今年5月，接到政府工作人员邀请乐队吃饭的通知时，他还正在一家律所做法律助理。

他租的小屋就在一家美容院楼上，20平方米左右，被分隔成两个空间，一间用来教小孩学吉他，一间自住。最忙的时候，他在三家机构兼职，和当地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月工资只有三千多元，租房要花去一半。等教课结束，他就下楼去发招生的传单 。他教的那些学生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五福乐队的主唱，他也从来不提。做音乐这么些年，他几乎没有存款，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把歌写完，下楼跑几圈。

经历过石家庄摇滚黄金期的邢迪感受更深，包括他在内的几代摇滚人，基本都因为经济原因转行了，石家庄没有成熟的市场，也没有音乐节，赶上女儿出生，邢迪转行做起电影制作人，开录音棚，给人写歌。“刚开始也接受不了，走在街上，好多磁带店老板都是熟人，我在干嘛？去买菜、买尿布。”

到了2011年，草莓、摩登天空音乐节纷纷登场，国内音乐演出市场初具雏形，可摇滚还是不赚钱。乐队成员各有工作，大家常常是下了班再聚到一起排练。

邢迪很喜欢一支叫做旺财的乐队，那也是石家庄最早的方言乐队，曾经红极一时。“他们的歌就像音乐电影，看着歌词，能想象出画面，后来也散了，成员为了生活去送快递，跑滴滴。”

但乐队们提议的免费排练室、公益录音棚，最终还是没有落实。

摇滚总是年轻

打造摇滚之城的标志性演出，在相对论乐队登场后再次迎来高潮。主唱邵庄声音高昂，像是一把穿透力极强的乐器，台下乐迷情绪激昂，高喊着《压路机》，希望乐队即兴演唱一首原定歌单外的歌曲，工作人员一番沟通后，审批没有通过，邵庄只能在台上回应：“下次有机会再唱。”

演出结束已近十一点，乐队成员们收拾好乐器，带走了休息室里的垃圾，开玩笑般说道：“看我们搞摇滚的多有素质”，没有聚餐和庆祝，大家纷纷赶回家休息。

相对论乐队的四位成员都是石家庄人，集中在30岁上下，没有演出的日子，就在石家庄过着稳定规律的生活：张晓宇白天做架子鼓老师，有演出了就和成员们在居民楼的地下室里排练，刚上小学的小女儿常戴着降噪耳机，在一旁写作业。平淡的生活反而给了乐队坚实的支撑。“在我看来，如果外地乐队一起去北京，那是肯定要散的，当你为了生活去争吵时，乐队是走不下去的。”

在本地人的描述中，石家庄是一座面目模糊的城市，市区不大，出了二环就是郊区，没有特别突出的工业与文化，这座城市已经不再年轻，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历史遗迹，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值得留恋。但张晓宇觉得，待在这里踏实。“都是从小在这长大的，好像也没什么可以感受的，就是家嘛，其它的城市再好，机会再多，跟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新一代摇滚音乐人成长起来，面对音乐与一座城市强绑定的现状，他们反而觉得，做音乐已经与身处哪座城市关系不大。“河北乐队也有玩爵士的，内蒙乐队也有唱重金属的，大家接触的都是网络，不像20年前，只有北京才随处可见打口碟。”张晓宇说。

纪少阳也认为，已经“没有一支乐队可以代表石家庄”，因为“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石家庄没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气质，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修路，本地乐队写什么呢？只能写自己的东西了。”

作为更年轻的一支乐队，五福的音乐定位是流行摇滚，歌曲风格轻快愉悦，纪少阳在歌词里写“从台北到垦丁，海风吹着头顶”，写“追逐日出和日落”，20多岁的他有时会在演出时捏一只塑料小鸭子，为表演增添趣味。

9月3日，五福乐队在下午登上音乐节的舞台，第一次正式在石家庄亮相，过去他们很少在石家庄演出，因为“这里不像一些更开放的南方城市，人们愿意花钱看一支没听过的乐队”。

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已经做好了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准备。”不管摇滚之城的建设走向何方，对乐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拿出好作品”。

更多的本地人还是感到欣慰，石家庄终于愿意去找一条“破局之路”，至少免费的摇滚演出，还是为这座城市注入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23岁的姚夏是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她几乎参与了每一场周末的音乐节，刚开始她也有些怀疑，“摇滚本身只是一个小众的爱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石家庄这次玩的有点大了”。但当置身繁星夜幕之中，听到几千人的大合唱，看到老人小孩都聚在一起随着音乐晃动身体，她还是觉得“那一幕太动人了”。

姚夏的父亲姚豹也是一位老摇滚迷，但因为感知到“摇滚似乎并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他一度不愿意让女儿接触摇滚，早些年他在家偷偷看摇滚视频，刚上初中的女儿就躲在他身后偷偷听。前两个月，他几次被女儿拉去看演出，散场后两个人的嗓子都唱哑了，那一刻，47岁的姚豹感觉“好像卸下了所有担子、顾虑、面具”，那个瞬间，他和这座城市一起，回到了年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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