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大统七年九月，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起草了六条诏书，开始在全国施行。

诏书内容为∶一是要先修心。如今的地方官员都是受到朝廷的任命，到地方任职，就其地位而言，与古代的诸侯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过去的圣主总是说与自己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那些称职的地方官而已。这是因为，圣主知道朝廷百官虽然各司其职，但说到治理百姓这一点，他们都没有地方官吏重要。凡是要调理人的身体，必须先调理自己的内心，人心是身体统领，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心里不清净，就会生出妄念；生出妄念，就会看不清真理；看不清真理，就会分不清是非；看不清是非，自己的身体就无法调理，岂能治理别人?

因此，治理百姓的关键就在于要清心寡欲。所谓的清心寡欲，并不是特指不贪图钱财的意思，而是说要心气清澈平和，心态端庄宁静，这样一来，一些邪念就不会产生了;不产生邪念，那么，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想没有不中规中矩的。脑海里都装着这些好的想法去治理百姓，百姓们谁能不愿意接受教化?所以说，治理百姓们的基础，是先要调理好自己的心态。其次，还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大凡君王都是百姓的榜样，是全国的楷模。榜样做不好，什么都做不成。君王自己都做不好，还想期望去治理好百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身为君王的人，必须做到内心如同清水一样纯洁，行为如同白玉一般无瑕，亲身去实践仁义、孝悌梯、忠信、礼让、廉洁、公平、节约，还要持之以恒，再加上能够明察秋毫，只有这样，百姓们才会对他既敬畏又爱戴，也逐渐会向他学习。

二是要移风易俗。天地之间，人是最尊贵的。这是因为，人有一颗明辨是非的心，能够对人仁爱宽恕，与草木、禽兽不同，所以才尊贵。但是，人的弱点在于品性不定，容易随波逐流，受到淳朴之风影响的，就会变得朴素正直，受到轻浮之风熏陶的，就变得虚伪。虚伪轻浮，社会就逐渐衰落;淳朴正直，社会就变得和谐。衰落之后，大乱就会到来;社会和谐，国家就会安定。古往今来，社会治乱无不源于此。然而，世道沦丧，已经数百年了，天下大乱也已过去了二十多年，百姓们看不到德行，耳濡目染的只有战争和杀戮，上级从未对百姓进行教育和感化，对百姓只用刑罚。

西魏中兴以来，灾难频仍，加上战争不断、饥荒严重，朝廷的措施很多都是权宜之计，致使国家风气仍然没有改观。近年来，粮食丰收，百姓的徭役减轻，吃饭穿衣逐渐不成问题了，进行教化的时机也成熟了。各地地方官吏要按照朝廷的旨意，着手进行教化。所谓的教化，在于要以淳朴之风感染人，让百姓们慢慢开始向善，那些奸邪虚伪之心、贪得无厌的欲望慢慢消失，而百姓们又不知所以然，这就是所谓的潜移默化。然后，再以孝悌加以教育引导，让百姓们彼此亲爱;再教育他们要仁爱、和顺，让百姓们相互之间和睦起来;再教育他们要懂得礼仪，让他们知道谦让。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关爱，就不会遗弃自己的亲人;人们之间和睦了，就不会轻易怨恨他人;人们相互谦让了，就不会为了利益你争我夺了，达到这三条，就达到了王者之道了。过去的圣王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让社会返璞归真，毫不费力就能让天下大治，无不如此。

六条诏书之三是尽地利。

尽地利的内容是∶人生天地之间，衣食就是人的命。吃不饱就饿，穿不暖就寒，饥寒在身，想让人去施行礼仪，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古代的圣王都懂得要先让百姓们丰衣足食，然后再进行教化。要想让百姓们丰衣足食，就必须充分利用好土地;要想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关键在于鼓励有方，而劝导百姓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地方官员。因此，各州各县，每到年初，必须要集合所属百姓，不论年龄大小，只要能拿得动农具全都要让他们下田干活，开垦土地，不要错过了农时。在几个关键的农时，不论男女老幼，都要齐心协力，像挑水救火，又像是盗贼将至那样急迫，这样才不至于错过了农时。

对于那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人，要由里正、保长将名单上报到郡县，由太守、县令根据情况进行处罚，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春耕、夏种、秋收、冬食，春、夏、秋，这三个季节都是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其中一个季节没有做好，粮食就吃不到嘴里。因此，先王曾说过;"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如果在这三个季节里，不让人去从事农业生产，这就是想让人去死啊。对于劳动力少的农户以及没有耕牛的人家，要让他们之间互通有无;在三农的间隙以及阴雨连绵的日子，还要鼓励百姓们种植桑树果木、培育蔬菜、饲养家禽，等等。为政忌讳过于琐碎，过于琐碎了，百姓们就会厌烦;同时，鼓励农业生产时又不宜太多泛泛，泛泛而谈，百姓们就会懈怠。因此，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员能够做到繁简适中，因此，《诗经》上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

四是选拔贤能善良之人。天生万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才立了君主来治理;君主独自一人也不能治理，所以才设置百官辅佐。因此，能够选拔出贤能之臣，国家就会安定，选拔不出国家就会混乱，这非常正常。如今的地方官员身边都有佐吏，刺史、太守都是朝廷任命，州郡的佐吏全是刺史、太守自行任命。

很长时间以来，选拔州郡的地方官全看门第，根本不问是否有才能;挑选佐吏，只看能否写出一手文章，从不看此人的品行。门第代表着前辈的爵位，左右不了后代子孙的愚蠢;能否写出文章，不过是小才能，品行照样会轻浮虚伪，因此，现在选拔官吏，要不论门第，只看才能。如果能得到有才能的人，自然可以从奴仆一下子提拔为宰相，伊尹、傅说就是个例子，何况是当个地方官呢?如果没有才能，像丹朱、商均他们虽然是出自帝王之家，也不能守住一百里的封地，何况是公卿之后呢?选拔有才能的人是因为他们能够治理百姓，如果有才能又很正直，就会把他自己的才能用于治理百姓上，如果有才能却奸诈虚伪的话，此人肯定会利用官职为非作歹，岂能达到治理百姓的目的?

因此，选拔才能之人的前提是，必须先考察此人的品行，品行好的才加以举荐，品行不好的，要予以摒弃。但是，如今负责选拔人才的人总是说天下没有贤才，不知道举荐谁，这是没有深入思考，并非合适的言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人说过∶"明主聿兴. 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说的是当世的君主只能选拔使用当代的人才，处理当前面临的问题，因此，后代的君主不可能去重用前代的大臣。

孔子曾经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哪能说天下没有贤才呢?只是没能积极寻找、认真选拔而已，也有可能是因为没能把选拔出来的人才放到他最能发挥自身才能的位置上去，所以才说找不到人才。古人说过∶"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如今，才能堪当一官，品行闻名当地的，岂非接近于英俊之士了吗? 只要能坚持挖掘，认真选择，必定能去伪存真，找到各地最好的人才。没有经过打磨的美玉，与瓦石无异;没有奔腾的良马，与驽马混杂在一起。等到把美玉打磨，令良马飞奔，美玉与瓦石，良马与驽马，才能分出高下。贤能之士在未被重用之前，混杂在凡人之间，与众人又有什么两样!只有交给他们任务，责成他们取得成效，然后你才能发现他们的确与凡夫俗子们截然不同。

当姜太公钓鱼、百里奚贩牛、宁戚击牛角、管仲三次失败的时候，人们谁能看出他们是贤才呢?等到他们登上朝堂，数十年间，立下大功，这时人们才看出他们是奇士，于是，后世的人们到处称赞他们，不绝于口。像他们这四个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是不世出的人杰，即便如此，在他们没有遇到明主之时，也不能显得与凡夫俗子们有什么不同，何况比他们才能低一点的人才呢?如果君主一定要等找到像姜太公那样的人才去使用的话，那千年也难遇到;一定要等找到像管仲那样的人才用，那一百代也找不到。为什么这样说呢?人才都是从底层一步步上来的，功劳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哪有尚未委任就已经建立了大功，还未重用就已经发达了呢?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能够找到贤才，天下之事就没有做不成的。

然而，善于吏治的人，必须先精兵简政。官员少了，有才能的人就容易充实到官员队伍中去，有才能的人当了官，事情都能办好;如果官员太多，就不可避免地混杂进坏人来，一旦混杂了坏人，政事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常言道∶"衙门少了，事情就少了;事情少了，百姓们就清净了。衙门多了，事情就多了;事情多了，人心也就混乱了。"清净与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官员数量的多少。现在的官吏人数已经不少，过去，百姓人数很多，政务也繁多，那时尚能妥善处理完公务。何况现在户口减少，按照人数来设置官员，有人还认为官员太少，我好像还听说下边的州郡里，还有兼任、暂代的情况，骚扰百姓，非常无理，诸如此类，都应该予以废黜，不能养成习惯。

不仅是州郡官员要选拔善良之人，就连里正、保长之类的也都必须予以认真挑选，必须是本乡本土中的佼佼者才能担任，像里正、保长之类，他们是治理百姓的根基，根基牢固，上面必然安定。凡是寻找贤才的途径，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要想得到真正的贤才，就必须试用他们，进行考察。从他们的日常居家，到周围邻里，询问他们处事的根基，观察他们的着眼点，那么他们的处世哲学就一清二楚了，是否真是贤才就区别开来了，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大概就少一些过失了。

五是慎用刑罚。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既有情，又有性。性是善，情是恶，有了善恶，就要有赏罚。赏罚适中，就会止恶向善;赏罚不当，就会心生怨气，因此，过去的圣主都对刑罚非常重视，要求法官要认真断案，探究出每件案件的缘由。但是，法官个人的素质各不相同，不一定每个人都一样有见识，但也要以一颗公平之心去断案，尽最大可能做到公平，这是中等的;至于那些毫无仁爱之心，将别人视同草芥，一味施以刑罚，这是下等的法官。如今的地方官起码要做到中等，以上等为努力的目标，至于下等的则要受到惩处。古代的圣王曾规定∶"与其杀掉无辜之人，宁可赦免有罪的;与其伤害好人，宁可利于奸邪。"就是说，如果无法查明真相，宁可赦免有罪之人，也不可冤枉了好人。如今从政的人却不是如此，他们总是苛刻地执行法律，想尽千方百计寻找人们的罪过，宁可让无罪的人受到惩处，也不愿放纵有罪的人，只是说为官的宁可落下严酷的名声，也能免除因漏判带来的后患。这都是从自身而并未从最公平的角度考虑，如此执法都是奸吏。人是天地间最宝贵的，死后不能复活，然而，在酷刑之下往往因忍受不了痛楚而自诬有罪，从而被冤杀，这种情形应该是存在的。因此，自古以来，就设计了从五个方面审判案件、三种情况加以宽恕的制度，这都是出于爱人之心。至于那些不忠不孝、巨恶大奸之人，杀一做百，当然可以从重惩处，明白了宽严相济，就完全理解刑罚的道理了。

六是平均税赋。贵人最重要的是地位，贵人要想保住地位，就必须仁爱;要想团结住人，就需要用钱财，如果国家没有钱财，贵人的地位也就保不住。如今，天下未平定，国家开支很大，虽然朝廷还来不及减轻百姓的赋税，但能做到平均征收，这样也能让百姓们没有怨气。平均征收就是不庇护豪强而只征收穷人的，因此，圣人说过∶"如果能够做到平均了，天下就没有贫苦了。"然而，财物的生产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就需要地方官吏要适时劝导，以免等到朝廷征税时百姓拿不出来，奸商从中牟取暴利。另外，对于分派劳役，虽然朝廷有大致的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上，都是由里长上报，县令决定。如果考虑周全，那么人人都感到满意，如果总让贫苦之人干重活或远活，而给富有人家派轻活或近活的话，没有一点怜悯百姓的心肠，这也是君王政务的罪人。

宇文泰对苏绰的六条诏书非常重视，把它当作座右铭经常放在身边，他还下令让百官背诵这六条，并且规定全国各地的郡守不会背诵这六条以及不会算账的一律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