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外人士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时任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的朱镕基积极响应，对当前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朱镕基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因言获罪，在1958年被打成了“右派”。

朱镕基（后排左）

朱镕基的一位同学曾回忆说：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

被打成“右派”后，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命运的残酷中竟藏着一丝温情——因领导暗中保护，朱镕基未被发配边疆，而是担任教员，教老干部数理化，以及培训基层员工。

在业余学校，朱镕基展现出惊人的学识，他凭借清华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流利的英语，不仅教授数理化，还兼任英语教师。学员们称朱镕基为“多面手”“全能教员”，一位同事回忆说：“他讲课深入浅出，连最枯燥的公式都能讲得生动。”

朱镕基（右）

1970年元旦，朱镕基又被下放至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这里原是劳改农场，条件艰苦，连床铺板凳都需自行押运。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朱镕基与同事蜷缩在闷罐车厢里押送物资，寒风刺骨，无水无粮，他硬是咬牙撑到了目的地。

朱镕基一共在干校待了5年，这段日子里，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由于他一直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这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朱镕基后来回忆说：

在那段时间里，我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朱镕基终于回到了北京，不久以后，他被安排到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出任办公室副主任，级别为副科级。朱镕基刚参加工作时就是副科级，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仍是副科级，或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

朱镕基和工人握手

有一次，朱镕基的下属虚开发票，企图多报2元钱，他得知后拍桌怒斥：“国家的钱，一分也不能贪！”

下属恼羞成怒：“装什么清高？你这右派还没当够？”

朱镕基寸步不让：“右派可以当，良心不能丢！”

此事传开后，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后来朱镕基从廊坊调回北京时，单位里仅有一位看门老人送他，两人在寒风中落泪。管道局一位退休职工曾回忆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

这段“边缘化”的岁月，却成为朱镕基观察体制弊病的窗口，他亲眼目睹了“大锅饭”如何消磨工人积极性，更痛心于官僚主义对效率的侵蚀。多年后，朱镕基在推动国企改革时直言：“廊坊的经历让我明白，不打破铁饭碗，中国就没有出路！”

朱镕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朱镕基的“右派”冤案终获平反，这位硬汉罕见地红了眼眶。多年后，当朱镕基在总理记者会上被问及这段经历时，他淡淡地说：“不愿回忆。”

1979年，朱镕基被调到国家经委工作，出任燃动局处长。有一次，经委召开全体干部大会，领导讲完话以后，主持人号召大家踊跃发言。一般来说，这样的会议都是先由司局级干部发言，朱镕基却抢先站起来“放了一炮”，他的发言分析中肯，见解独到，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骚动。经委的一位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此后朱镕基历任国家经委综合局副局长、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55岁的朱镕基出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成为了一名副部级干部。

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后来回忆说：“我是1982年去中组部的，朱镕基是1983年当副主任的。我来中组部后的任务，是按中央要求搞干部‘四化’，而以朱镕基的年龄，是不可能纳入后备干部的。当时考察了1000个人，年龄标准是40多岁，朱镕基肯定不能说是年轻干部。那么他的升迁，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经委领导层赏识他，积极推荐他。”

李锐

当国家经委第一次向中组部推荐朱镕基任副主任时，中组部不予批准，理由很简单：无论如何，朱镕基曾经是个“右派”，让“右派”担任副部级干部，在中共干部提拔历史上尚无先例。当时的经委党组“不屈不挠”，坚持说明情况，坚持继续申报。于是，新中国第一位“前右派”的副部级任命，终于在1983年获得“通过”。

按照当时干部“四化”的标准，如果55岁的朱镕基还不能进入高层，再过几年，那么无论他有天大的本领，也只能长叹一声“时运不济”，而由于党内正直人士和坚持原则的同志的努力，朱镕基终于升任副部级，从而进入更高领导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