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诸州皆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其地实为北魏屯兵营户之所在。由此推测此集团之骁勇善战，中多胡人姓氏（翟让之“翟”亦是丁零姓），胡种形貌（如徐世勣之类），及从事农业，而组织力又强。求其所以然之故，苟非假定此集团为北魏镇兵之后裔，则殊难解释。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初编》

窦建德、刘黑闼等徒党为隋末唐初间最善战斗而有坚固组织之集团，实是唐室之勍敌……观殷侔之碑文，知窦建德死后逾二百年，其势力在旧地犹若此，与后来安禄山、史思明死后，其势力终未衰歇，而成唐代藩镇之局者，似颇相类，其必有民族特殊性存乎其间，可以推知也。

《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初编》

因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盖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约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为二，其理由甚明也。

《唐代》上篇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此可以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其尚攻战而不崇文教。质言之，即渐染胡化深而汉化浅也。当时汉化之中心在长安，以诗赋举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故当日在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然于此益见大唐帝国之后半期其中含有两独立敌视之团体，而此二团体之统治阶级，其种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点在也。

《唐代》上篇

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其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自与崇尚弓马，以战斗为职业之胡化藩镇区域迥然不同。河北旧壤为山东士人自东汉魏晋北朝以降之老巢，安史乱后已沦为胡化藩镇之区域，则山东士人之舍弃其祖宗之坟墓故地，而改葬于李唐中央政府所在之长安或洛阳，实为事理所必致，固无足怪也。

《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二编》

盖自玄宗开元初，东突厥衰败后，其本部及别部诸胡族先后分别降附中国，而中国又用绥怀政策，加以招抚。于是河北之地，至开元晚世，约二十年间，诸胡族入居者日益众多，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辛有见被发野祭于伊川，实非先兆，而成后果矣。夫河北士族大抵本是地方之豪强，以雄武为其势力之基础，文化不过其一方面之表现而已。今则忽遇塞外善于骑射之胡族，土壤相错杂，利害相冲突，卒以力量不能敌抗之故，惟有舍弃乡邑，出走他地之一途。当李栖筠年未弱冠之时，即玄宗开元之晚年，河北社会民族之情状如此，斯实吾国中古史之一大事，又不仅关系李栖筠一家也。

《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二编》

河北本为胡化地域，安、史所以能以之为根据。故安、史之乱乃外患而兼内乱，非单纯之内乱，亦略似西晋刘、李之乱也。

《札记一》新唐书之部

来源：《陈寅恪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