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已是民国才子苏曼殊客居海外的第三年。10月将至，爪哇依然气候炎热，但在苏曼殊眼里，却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远离祖国，远离亲友，已经使他时时生出一种惆怅、落寞的情感。更使苏曼殊心痛不已的，却是革命同道对他的不再信任。

1909年夏季，陈其美、王金发、张恭、刘师培等革命党人召开会议，密谋江浙起义。谁知刘师培早已变节，竟于事后密报端方，致使金华龙华会魁首张恭被捕。

适逢此时，苏曼殊从日本东京回国小住，寓居在刘师培府中，竟被革命党人疑为同谋。同盟会会员雷昭性写信给苏曼殊，指责他是清廷侦探，声言要对他采取强烈手段。

对于雷昭性的致信警告，章太炎曾以亦师亦友的身份，作《书苏元瑛事》为他辩诬。然而，苏曼殊的难堪境地井没有改变，革命同道对他的态度，多由热情转为冷淡。百口难辩之下，苏曼殊愤而远赴南洋。

身处异乡的苏曼殊心情郁闷，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和亲友，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神州大地上的革命事业。

1909年10月，苏曼殊译著《拜伦诗选》在日本东京三秀舍出版，在《<拜伦诗选>自序》中，苏曼殊盛赞英国诗人拜伦参加希腊民族独立战争的行动和他的作品，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两年后，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中华大地传到了爪哇。就像沉暗天际划过的闪电和随即而来的隆隆雷声，这消息使苏曼殊愕然震惊，随之而来的云开雾散，更使苏曼殊振奋不已。他典衣卖书，急谋归国。

去国之时尚是大清帝国，返国之日已为中华民国，历史已进入一个崭新时代，这如何不使苏曼殊振奋不已呢？

在1911年12月苏曼殊给柳亚子的信中，他一面遥想好友“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壮丽场面，一面却又食指大动，自言在梦中见到“上蒋虹字腿、嘉兴大头菜、枣泥月饼、黄垆糟蛋”诸般美食。

1912年3月3日，苏曼殊动身离开爪哇，途经香港，并于同年4月6日抵达上海。

苏曼殊是怀着喜悦之情回到祖国的，然而辛亥革命以后急转直下的严峻政治形势，使他狂热的激情顿时落入冰窟之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不知从哪里冒出许多“革命者”，一个个沐猴而冠，以革命功臣自居。苏曼殊的一些“友人”亦跻身其间，高官厚禄，峨冠博带。

在同盟会内部，分化已呈白热化程度，早在苏曼殊尚未抵达上海时，其挚友陶成章已被人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章太炎此时也已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孙中山分庭抗礼……而最终资产阶级所梦寐以求的英美式民主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

苏曼殊失望了，面对现实，他心灰意冷。“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的豪情已成明日之黄花，他只能与一班文人聚首，每天逛妓院、吃花酒，借以消磨长夜，发泄不满。

柳亚子回忆那时“每天都有饭局，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苏曼殊”。

1912年至1913年间，苏曼殊未与政界周旋，而是穿梭于上海、杭州、安庆等地，来去匆匆，飘游无踪，正可谓“行云流水一孤僧”。

他先是应叶楚伧、柳亚子之邀、参与《太平洋报》的编务工作，随后又赴安徽高等学堂任教，闲时则借酒浇愁，打发光阴。

正如他给友人的信中所述：“抵皖百无聊赖，无书可读，无花可观；日与桐兄（郑桐荪）剧谈斗室之中，或至小蓬莱吃烧麦三、四只，然总不如小花园之八宝饭。”

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树帜反袁，宣布独立，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斗争的序幕。几乎是在孙中山于上海发表讨袁通电和宣言的同时，苏曼殊写下了气壮山河、掷地有声的《讨袁宣言》。他沉默已久，却并未忘怀国忧，他要为革命呐喊、他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了。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苏曼殊也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来到了东京。但他没有因为革命的失败而心情沮丧。在孙中山的激励下，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为孙中山草拟文件，充任其临时秘书并参与了中华革命党创办的《民国》杂志编务上作。

和前一时期相比截然不同的是，1914年至1915年旅日期间的苏曼殊已经完全摆脱了消极情绪，而是以振作的精神和饱满的斗志投身到革命斗争和文学创作中去。

在旅日期间， 苏曼殊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密切。当时苏曼殊和孙中山的居所相隔甚远，常常几天甚至十几天不见面。

有一次，有人来向孙中山报告说：“苏曼殊又没钱了。现在旅店老板逼着要房钱、饭钱，他实在是苦不堪言。”

原来，苏曼殊是个喜欢暴饮暴食的饕餮之徒，手里一有几个闲钱，就要去买上一大堆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然后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吃个精光，有时甚至吃得腹泻不止，卧床不能起身。可是下一次有了钱，他马上就会再去买上一大堆零食。

这一次，苏曼殊的老毛病又犯了，孙中山派去的人回来说：“苏曼殊大被蒙头，卧在房中。旅店主人则脚踢窗外，像是要伺机而动。”

孙中山马上再派人拿了五百元给苏曼殊送去，这才帮他摆脱了困境。

孙中山后来在评说苏曼殊其人时，曾笑谈此事，并将其与著名的革命僧人太虚作对比：“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苏曼殊在经历了一些情感纠葛后，曾两次出家，与革命同志与朋友见面，也时而僧时而俗，因此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和尚”。

这一时期，他与中华革命党中坚分子陈其美、居正、邵元冲等人往来密切，结为挚友，共举革命大计。

这一时期，也是苏曼殊文艺创作的丰收时期，他曾先后发表小说《天涯红泪记》（未完)、《绛纱记》、《焚剑记》和为数颇多的诗歌散文。

1916年初苏曼殊重返祖国时，由于他过度劳累以及日常饮食起居的极不规律，已是病魔缠身。但苏曼殊依然以国事为己任，时刻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认定回到祖国才是自己最好的归宿。

1916年11月，苏曼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发表小说《碎簪记》，其挚友陈独秀为该书作后序，阐述在“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该小说在宣扬以“个人意志之自由”反抗“社会恶习”的重要意义。

嗜烟酒、喜欢暴饮暴食，是苏曼殊一向的饮食习惯。在日本时，他就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至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这种习惯导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回到上海后，苏曼殊的病情急转直下，1928年2月转入广慈医院，每天卧床呻吟，不能起立，腹泻五六次。到了5月2日， 终于病逝，终年44岁。他在弥留之际，曾喃喃自语：“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1918年5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以醒目篇幅刊登了《曼殊上人恒化记》和《曼殊上人圆寂讣告》，并于当日移龛广肇山庄。

6月9日，苏曼殊的遗骨被安葬于杭州西湖孤山北麓，这里成了他永久的归宿。

参考资料：《苏曼殊传》（团结出版社）、《情僧诗僧苏曼殊》（学林出版社）、《孤云野鹤苏曼殊》（山东画报出版社）、《红尘孤旅苏曼殊》（上海书店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