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百多年历史，其实从头到尾就离不开“门阀政治”这四个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独具一格的政治权力特征：皇权靠边站，依附于皇权的宗室、外戚和宦官也基本打酱油，国家大权一直在顶级士族中轮流转换，一群高级士族轮流当值，保持着政局的整体平衡和平稳运行。
这种政权形貌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种独一无二对于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是一种近乎耻辱的无奈。
那么东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葩的政权结构呢？问题的根源自然还是出现在他们司马家的老祖宗身上，司马懿父子谋权篡位、遗臭万年，把自古以来无比神圣的皇权拉低了逼格，权威性大打折扣。人人都看不起司马家的皇帝，背后又人人都想取代司马家成为新的皇帝，这是那个时代的病因。
司马家得国不正且不说，自身还是真不争气。西晋立国不久后，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内乱，“八王之乱”几乎把国力抽空，导致北方大半个中国沦陷在胡人的铁骑之下。公元307年，司马睿小团队南渡建康去填补江左的权力空白，好比后世老蒋抢占宝岛台湾为最后的偏安做准备。
司马睿入江东立足，这一历史选择导致东晋无法独立行走的软骨症基本定型。因为司马睿本身在血统上就没啥优势，他是司马懿的曾孙，但不是出自司马师或司马昭那一脉，在司马家属于庶子序列。而且此时的江东距离东吴灭国也仅仅过去不到30年，江东人对“晋”这个品牌认可度还不太高，属于临时挂靠的状态。可想而知，一个本身就没啥权威的三流总部领导，到一个长期独立运行、民风彪悍的子公司去接管工作，局面是很难打开的。
司马睿刚到建康，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江东的官场和民间基本上都不大鸟他。据载，司马睿到了建康前一个多月，江东士族连礼貌性的拜访都给省了，直接无视他的存在。
江左这块地方归化未久，它的属性跟汉末那些割据势力是一模一样的。天下大乱、江山社稷那些事情太遥远，咱们心中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自己的家园没有受到冲击和伤害，啥事都好说。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本土利益受到剧烈的冲击时，他们才会奋力抗战。
一心想要独善其身的江左终究没能得偿所愿，石冰、陈敏、钱璯三次江左大乱按下了江左百年动乱的总开关。以阳羡周氏为首的江东豪族三定江南后，散装的江东开始思考抱团取暖来保卫家园的事情了。
那么，江东士族怎么才能成本最低地完成保卫家园的使命呢？自然是找司马家的正规公司合作。放眼望去，当时的司马家也就司马睿还活得像个人样，合作者就选他了。怎么合作？你司马睿集团现在是名不副实，咱们江南士族给你这个面子，把你们立为旗帜。但是，你们也得利用你们的旗号优势，约束好那些已经迷失、流散的北方逃亡势力，别让他们在我们江东为非作歹，祸害江东。
于是在这种特殊的需求市场中，司马睿小团队终于了中间商吃差价的机会了。他们以名正言顺的中央政府身份一方面要求江南士族出人出钱支持抗胡大业，另一方面以组织纪律性约束南下的北方流民军不能沦为乱匪，而是逐步向正规军转变。讲白了，就是用北方流民军威胁江南士族花钱消灾，然后用南方士族缴纳的保护费去安置北方流民军，最后重新构建了一条新的抗胡统一战线。
然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高级玩法所需要的高超统筹和平衡能力，是司马睿所不具备的，他只能依靠身边士族代表——出身琅玡王氏的王导。琅玡王氏本身就是当时的士族顶流，在士族圈内有极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点类似于汉末“四世三公”的老袁家，有王导出面给司马睿站台和撑腰，北方那些衣冠南渡的士族和流民才会心甘情愿被存在感并不高的司马睿招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其实就是因此而来。
司马睿政权在江东立足，其实主要还是依靠王导等人的长袖善舞，既帮助北方高门占据了上层建筑，还妥善了承认了江东本土的既得利益，各方达到了微妙的共生平衡。
这种微妙的共生平衡关系其实是很难长久的，因为人心善变，每个人的私心都是难以控制和预测的。王敦这老小子南下后，利用司马睿政府的权威性和他兄弟王导无与伦比的话语权，迅速在江东崛起，然后利用陶侃和周访等本土军官借力打力的完成了对长江中游的恢复，并卸磨杀驴地排挤了陶侃和周访等江南本土军阀，最终独霸了荆州形胜之地。
在王导主内、王敦主外的情况下，琅玡王氏卒子过河地一步一步往前拱，慢慢把控了东晋所有的上层建筑。
一直没啥存在感的司马睿终于意识到了危机感，开始不切实际地想恢复皇权，结果因为“废奴运动”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蛋糕，被北方士族集团和江东豪族集体看笑话，自己后来被专权的王敦逼宫而气死。
而王敦在这次跟皇权对抗中取得胜利之后，也开始更加膨胀了，他想一家独大，又发起了第二次兴兵作乱。但是王敦一家独大的局面是门阀集团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门阀集团的集体对抗下，王敦以失败而告终。
门阀共治的时代，谁都不能过于冒头，这是潜规则！凭啥你王敦可以当皇帝？东晋是股份公司，你王敦想变成你的独资公司，这不是瞎胡闹吗？所以在反对王敦篡权的势力中，甚至包括了很多琅琊王氏的自家人。
在讲司马懿父子政变夺权时，其实咱们已经介绍过，以下克上的政变夺权要想取得成功，海量的自己人占据大量实权核心岗位，这是必要条件。而通常信得过的自己人往往只有骨肉相连的至亲，所以你要想像司马懿父子那样夺权成功，就首先得像司马懿那样，拥有众多优秀的兄弟和孩子。王敦他爹只给他生了一个亲兄弟，他自己还生不出孩子，这样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他如何能顺利登顶呢？
政变夺权和打天下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打天下只要你善于笼络人心还是很容易团结一大堆铁杆嫡系的，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斗嘛！但是政变夺权不一样，此时的政治网络已经成熟，没兄弟没儿子，你就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去占股份，占不了绝对股份就夺不了权，即便夺了权也坐不稳。
琅玡王氏自王敦作乱后，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是东晋总设计师王导当时尚在位，这位八面玲珑的爷开始给自己的家族找外围帮手了，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北方流民军领袖郗鉴。郗鉴本是北方士族，又有江北抗胡的实战经验，组建了北府军的前身，并挖掘出了京口这个建康与三吴间的关键物流枢纽，成为了维护东晋稳定的关键保险员。这样的郗鉴，任谁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所以，郗鉴虽然没有在江左明面上掌握最高权力，但是却成为了牵制各大门阀的定海神针。比如寒门大才的陶侃和接棒王家的庾氏本想对琅玡王氏进行反倒清算，但皆因顾忌郗鉴的反对而只好作罢。
东晋第一代门阀其实就是琅玡王氏，但是琅玡王氏在王导和王允之死后，后继无人，逐步退出了顶级士族的序列，而有外戚背景的庾家正式接棒东晋第二代门阀。
主政江左的庾家也属于耗子尾巴长不了，没过几年，庾亮、庾冰、庾翼几兄弟相继过世，庾家也因为失去了顶梁柱而退出顶级序列，进而被迫把权力棒交给了庾家和皇家的双重女婿桓温。而东晋的门阀政治也在桓温手里达到了顶点。
桓温这个人本身就很有实干才能，野心和手段都是要高于前面的王家人和庾家人的。一生不出错的桓温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整条长江线，把蜀山之巅到东海之滨全部打造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跟有人说窦唯窦大仙一样，在摇滚界，窦大仙离名传千古只差一个死亡了。而在权臣界，桓温离皇帝宝座也就差一个把皇帝踢下位的名分了。
桓温第三次北伐其实是想灭掉前燕，然后用灭国之功去给自己称帝当敲门砖，可惜的是，事与愿违，前燕有一个不败战神慕容垂力挽狂澜，让桓温功亏一篑。
可即便是这样，桓温还是不甘放弃皇帝梦，灭庾家、废晋帝、索九锡……他离称帝越来越近。关键时刻，是太原王氏代表人王坦之、琅琊王氏王彪之等老牌士族挺身而出，采取了拖字诀，把大限将至的桓温给拖死了。（注意，这事跟独享大名的谢安关系不大）
桓温死后，桓、谢两家相互妥协、和平共处，东晋迎来了桓、谢共同执政的和谐时代，也正是这十年的岁月静好，让东晋蓄力十年击败了东晋立国以来最危险的敌人苻坚。
淝水之战后，南北再度陷入均势。北方是各种擂台赛要决战出新的北方霸主，而南方也忙着为持续百年的门阀政治画上终章。
从前面门阀政治的更替过程，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支撑门阀政治的关键环节其实就是人才，无论是王家、庾家、桓家、谢家，一旦人才断层，立马就被降低级别和档次。
那为什么桓温死后，门阀政治就开始慢慢走向终点了呢？两个原因，一是桓温指定的家族接班人是当时年仅5岁的幼子桓玄，虽然充当过渡角色的弟弟桓冲也颇有才干，但这个过渡期实在太强；而是接棒的谢安在他那个外甥女太后褚蒜子去世后，非常乖巧地交权了。
东晋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终结在了士族集体自己人手里，并不是皇室强行剥夺其权柄的。
但是，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诞生，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挖掘的！它诞生的本质原因是司马家那帮背信弃义的混蛋破碎了世人的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当天下人的道德准绳和行事准则被彻底颠覆后，世人是非常容易陷入深深的恐惧、迷惘、放纵、虚无状态的。所以，有晋以来，当时的社会扯淡、酗酒、裸奔、嗑药蔚然成风。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着，那就及时行乐、娱乐至上呗！
到了东晋时代，浮华之风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是全民扯淡。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过得不如意便喜欢到网络虚拟世界去意淫、自嗨，是一个道理。
其实东晋盛行的玄学，从本质上是追求顺其自然，这其实不算什么坏事情。但自上而下地盛行这种云山雾罩的空谈风气，却是大大伤害了社会生态。因为扯淡很容易，但生活不容易，那些世家大族吃饱了容易撑着，他们有条件去扯淡。而那些朝不保夕的人呢？跟人多扯一小时，就浪费了一小时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一部分补给。曲水流觞那样的文坛佳话，跟普通阶层是天然隔绝的，并不值得大家去推崇。
而且谈玄论道这种事情本来就主打一个“空虚”、“虚无”，讲白了就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所以无所谓是非对错，也不需要求证兑现的。所以，那些名士们可以随便哔哔、张口就来，跟咱们现在的网络喷子一样，因为不担心承担责任而随心所欲。
等扯淡扯出名气来了之后，名士们便可以用“最终解释权”对扯淡界的其他人进行降维打击，他们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去设定游戏规则。即便有时候真的丢人现眼了，也没有关系，创造一个新的概念继续瞎扯，就跟琅琊王氏的王衍那样信口雌黄就行。
总而言之，活在东晋，你就必须会扯淡。你不能扯淡，那你就没法进入上流社会。而如果你位高权重、家财万贯，你放屁都有可能是香的，你光着屁股满街跑，人家都会吹捧你这是追求真性情、无拘无束的真风流。
这帮瘪犊子的扯淡士族其实是其心可诛的。他们引领扯淡风潮，愉悦了自己，却让很多人底层人逐渐淹没和迷失在了这种虚无、幻想之中，进而更加巩固了自己和家族的地位和利益。打个比方，一个富二代天天带着一个普通孩子去打游戏，这俩人的贫富差距还有机会缩小和抹平吗？
但是，人终究会觉醒的。总会有一些人是先知先觉的，比如陶侃、桓温这样有着深刻的底层经历的人都意识到了，陪名士扯淡只是自己仕途的敲门砖，真要干出点成绩来，还是得务实。所以陶侃在世的时候，殷浩他爹殷羡还算是个好干部，陶侃一死，这家伙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巨贪；所以桓温在世的时候，谢安长达十年不敢听曲、不敢奢侈腐败，桓温一去世，这货便带着他的歌舞团到处享受生活了。
还有那些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的北方将士，他们是见不得这帮高门子弟装神弄鬼的，谢家的谢万喜欢装叉，曾拿着鞭子指着麾下诸将，说人家都是他们家的劲卒，那帮北伐将士是怎么回馈他的？等他丢人现眼后，直接见死不救，你自生自灭去吧！
也正是因为这背后的条条道道，世家大族也在反思调整。看样子，全部人都去扯淡肯定是不行的，国家机器要运行，税赋劳役要稳定，这些事情都得有人去做呀，不然就没有瞎扯淡的条件和氛围了。你必须保证北方的胡人不打进来，你才有那个美好心情去悠然见南山嘛！所以，士家大族最后也达成了共识，把门阀中最顶级的牛人顶上去主持大局，剩下的人才能安心扯淡。
所以，东晋的每一代门阀，都是随着顶级大牛去世而衰败，顶梁柱不在了，其他人没法为大家遮风挡雨，没法让其他人安心扯淡，所以你这个家族自然要被优胜劣汰掉。
同时也正是东晋这种外有强敌、内无核心的生态，使得东晋的门阀政治交接在封建时代是最接近“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耗子就是好猫”的。只要你是真的大才，管你是嫡子还是庶子，是长子还是次子，甚至你不是我儿子都行，你行就你上。王导后期始终带的是侄子王允之；谢安力推的是侄子谢玄；庾家和桓家始终在兄弟之间传承，桓冲死后的接班人是早就死了的兄长桓豁之子桓石虔和桓石民；桓温的爵位继承人安排给了一个妾生的五岁儿子桓玄。
最讲究门第的时代，却被逼成了最不在乎嫡庶的搞法，这就是那个畸形时代的黑色幽默。所以大家别说其他哪个时代是唯才是举的好时代了，封建社会最唯才是举的时代便是东晋，只不过这种唯才是举的背后逻辑十分荒谬——能者上，不行的滚一边去扯淡，帮我们的大东晋营造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去！
其实在中国的大家族、大企业之中，接管权力的往往并不是能力最强的那一个，而是更优先血统纯正。你还别说，这种“立嫡”制度比“立贤”制度通常还要好使一些。
但是在东晋门阀时代，立贤才是王道。因为不管是谁，你但凡被推上去却没法保证其他人可以高枕无忧地游山玩水、扯淡裸奔的话，就会被犯众怒地推翻。你和家族的利益都没法得到保障和传承。寒门大才陶侃最后为什么要交权？因为他的兄弟子侄中没什么能人，守不住那个摊位呀！王导作为东晋的总设计师，为啥没提拔几个儿子当接班人，而是尽力培养侄儿王允之？因为其他人都不是可造之才，迟早会被别人碾压的。还有庾家，庾亮那帮老兄弟死后，庾翼死前欲以其子庾爰之掌管荆州，谁给他这个面子了？因为你庾爰之不是那块料呀，你要真有本事，你学陶侃呀，不满王导默认郭默杀了刘胤占据江州就直接发兵灭了郭默再自领江州……
总而言之，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中，主打就是一个谁行谁上，这已经有点类似于山寨文化了，或者说草原文化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文化和理念，其实有利有弊，但从传承和发扬的角度来讲，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很难形成稳态，城头变幻大王旗，谈什么稳定传承和发展？
另外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中，世家大族为了维护他们构建的阶级壁垒，盛行内部通婚，导致近亲繁殖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也导致门阀政治下的家族人才难以得到稳定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
咱们现实生活中其实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是能很好解释门阀政治的难以持续的。创一代和接班人之间，其实在能力、机遇、经历、见识、磨练等各个方面都会存在较大差异的。儿辈复制父辈的神迹，其实概率一直比较低。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情况确实有，但真的不多。到了孙辈还能续上，那几乎就是祖坟冒烟了。
公元385年，谢安主动交权，这其实就标志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的正式结束。孝武帝司马曜终于代表他们司马家摸到了皇权的边了，相当于司马家娶了个媳妇，前八十年都是陪别人睡，现在终于轮到自家人挨边了。看起来确实足够荒唐与悲催，但这也怪不得别人，确确实实是你们司马家之前太缺德了。姑且算是报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