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于公元217年颁布了《举贤无拘品行令》。这令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推荐人才，而不是看他们的人品。曹操的旨意中，要求所有的官员都要推荐一些“至德之人”，这些人都是果断勇敢的，“临敌力战”的，才能出众的，但是声望很低的，还有那些“不仁不孝”的，但是有能力的。让大臣们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一个都不能少。

曹操也在这个令文中，引用了许多有才能却没有品德的名人，以宣扬他的治国之道。譬如，伊尹与傅说，都是曾经的奴仆，但伊尹与傅说，却帮助成汤立商，中兴了大商。管仲在老君眼中是个反叛之人，但他帮助齐恒公打天下，萧何和曹参只是个配角，韩信和陈平虽然名声不好，被人嘲笑，但他们毕竟是汉朝的开国元勋。吴起牺牲自己的妻子来换取对方的信任，用金钱来换取自己的地位，但他在魏国时，秦国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发动过战争，在楚国时，三晋诸国都没有入侵过自己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人，特别是像这样只顾才华不顾品德的人。

在上古时代，儒学讲究“德治”、“礼治”，认为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人人都是德化之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大治”。而以法治国的法家，也要求所有的官职都要贞廉，而秦国也算是其中之一，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国竹简中，就有一卷《为吏之道》，其中就提到了为官之人，当以德治国，当以德报德，父慈子孝，谓之“政之本也”。所谓为官之人，有五德，也就是：忠君之人，廉洁之人，公正之人，乐于助人，谦让之人。这种人，就像是儒门中的正人君子。而曹操竟然在诏书上公然推荐有“不仁不孝”之才，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求才三令”是曹操使用人才的一项重要策略，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首先，这不只是一场招揽人才的演讲，更多的是一场政治演讲。在东汉时代，世家大族的力量不断壮大，士族阶级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组织。他们自称“伏膺儒教”，讲的是忠孝节操，认为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评判者。在东汉时期，有许多世家大族，世代为官，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东汉末期，在纷争中，几个豪族纷纷起义，各自占据一块地盘，纷争不断。袁绍，袁术，刘表，刘璋，公孙瓒，都是些以“仁”为核心的士大夫大族的典型。曹操虽为官员家庭，却属于一个依靠阉人而崛起的“新贵”，为那个时代的那些豪门大族所鄙视。

曹操在“逐鹿中原”初露头角之后，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些世家大族，曹操不但要在武力上击败他们，更要在心理上征服大众，用“重才轻德”的方针来羞辱和贬低那些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道德”，逼迫那些世家大族的力量去承认和臣服。所以，曹操的这个策略，也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其次，曹操的这些“人事”策略，对于改变当时的“民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后汉时代，选官的准则就是要看应征者是否能以礼相待，如孔融让一颗梨子。也有一些人，对财富无动于衷。这些人被称为“孝廉”，在当地官员的推荐下，进入京城任职；或被当地官员选作其部下，分配在当地的各级官府。那些声名显赫，忠心耿耿的人，甚至会被皇上“征召”，坐上皇上派来的车，送到京城中担任要职。

因为为官，讲究的就是扬名立万，所以才有了虚伪之说，读书人都会摆出一副虚伪的样子，刻意做给别人看的。就拿儒学来说，孩子要为父母守三年丧，有些人一守就是七八年，睡在坟墓里，睡在稻草堆上，吃着干粮，见到人就哭，哭得稀里哗啦，最后变成了一具骷髅，这就是所谓的“骨立”，也就是所谓的孝心。还有就是“忠诚”这个词，在那个时代，许多人不但对皇上忠心耿耿，对自己的上司也是忠心耿耿，一旦上司被罢免，下面的人就会跟着他一起离开。为了显示他的“无视名利”，他拒绝了当地官员的提携，即使是皇上的召见，他也要再三推辞，才能收拾前进。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父母，上司，朋友，被人杀害或侮辱，他们都会站出来，为他们复仇。也有人为了出名而做出一些古怪的行为，或者是吓唬人的举动。再往上，就是互相吹捧，拉帮结派，这就是所谓的“清议”。这就是豪族的力量，通过对民众的引导，对朝廷的威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