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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青铜器作为我国历史的见证者，陪伴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春秋。而青铜鼎作为青铜器中最杰出的器物，不仅仅表现了古代青铜技艺的高超，更是古代皇权的象征。
及至商周，青铜鼎已经成为皇家最重要、使用频率最高的器具之一。在整个先秦时期，青铜鼎在社会层面以及国家层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么，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器具，为何青铜鼎会如此受统治者喜爱呢？
神权笼罩，为青铜鼎奠定了精神基础殷商神秘而热烈的巫文化孕育了灿烂而华丽的青铜艺术，商代人怀着近乎迷狂的敬畏用丰富的想象构造了一个充满原始野性和生命力的世界。
商代青铜鼎产生于商文明，商代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权意识、发达的农牧业和手工业、频繁有序的祭祀占卜文化无一不为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和契机。
青铜鼎，本是原始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炊具，其创制初衷主要是实用性。而在殷商时期的祭祀仪典中，青铜鼎的实用功能弱化，成为时人特定的精神寄托。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青铜器从神坛跌落回人间，再次承担日常生活用具的角色。
这背后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对自身、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一系列认识的发展与变化。
青铜鼎在商代这一历史时期的呈现方式是具有独特性的，在艺术特色和精神内涵层面都具有开创和启发意义。
青铜鼎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与推广，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与当时统治阶级意志分不开的。
商王朝政权的建立与维系均以天命和神授为依据，充斥着神秘的宗教意味。《史记·殷本纪》记载：
“帝喾之妻简狄氏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说明了商代通过将创世神话中的创世主帝喾从太阳神变成人祖，进一步强化了上古王与太阳神的血统关系。这也是政权合法化、合理化的重要过程。
商代从开国神话到兼并扩张以及王朝的建立都体现了其王权神授的思想。因此，巫君合一、巫政合一作为神权意识的运作与传承方式，是商代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商代的巫政是密切结合的。巫垄断了沟通神灵的途径，神灵的意志全由巫来解释，因此，掌握了这种途径也就掌握了最高权力和精神统治权。
这种神权意识深刻影响着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青铜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除此之外，商代政权的维系有赖于武力支撑和精神统治，青铜器在这两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青铜资源主要应用于礼器和兵器的制造。从青铜兵器需求看，商代是一个勇武好战的朝代，战事频繁。
因此商代的兵器需求也非常大，既有戈、矛、钺、刀等格斗兵器，也有胄甲、盾牌等防护工具，青铜兵器在商王朝的征服和扩张战争中提供了重要助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青铜礼器的需求看，商代祭祀活动十分频繁，诸多祭祀活动中的陈列牺牲都离不开礼器的使用，这种巨大的需求也促进了青铜礼器的兴起。
其中鼎就是用以盛放熟肉的礼器，并且在祭祀仪式中处于重要地位。
而殷商时期的兵器、礼器都是以青铜资源为基础才能进行生产的，因此，青铜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铜器的制造过程包括冶炼、制模、雕范等一系列复杂严密的工艺，既需要大量技术纯熟、经验丰富的工匠技人，又需要各个程序环节的密切配合，整个生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
因此制成的青铜器便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物，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农业的发展，为青铜鼎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代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问题，农业是商代社会生产的基础环节和构成主体。
当时的人对农业生产活动非常重视。如商汤在讨伐夏桀征战前说服民众时，因为当时正是农收的时节，商汤自我反思担心因为战争而影响农业，由此可以看出其对农事的关心。
在盘庚迁都后他也以农事训诫百姓。例如《尚书·盘庚》上篇中记载：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越其无有黍稷。”
盘庚告诉他们只有尽力耕作才会有好的收成，懒惰懈怠不劳作便不会有收获。
从甲骨卜辞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商代农业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如“卜年”“受黍年”“禾有及雨”等都是关于农业收成的相关占卜情况。
从农作物品种来看，禾苗、黍、麦、稻、稷等粮食种类商代都已经齐备。从农业生产活动上看，商代也形成了相较合理的耕种策略。
卜辞记载有“省黍”之说，即省田的准备工作，通过对不同地形观察进一步选择适宜生长的种类。
农业生产工具也有所更新，除了常用的石器、木器，还有青铜铲、青铜臿、斧戕等农具，农具的更新对于促进农业生产也是有所助益的。
从农业产量来看，商代遗址中有大量储藏粮食的窑穴，甲骨文中“仓”“廪”也是商代粮食储藏方式的体现，殷人尚酒，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消耗，也侧面证明了商代农业较为发达的局面。
畜牧业在商代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商代畜牧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商代祭祀频繁，因此献祭用牲需求也极大。
商代肉类食物在平常生活中的消耗也量是十分巨大的，殷纣王“肉林”的传说可见其奢侈程度。
从日常饮食到王家宴飨、手工业生产，从占卜用骨到祭祀仪式、丧葬礼俗等，巨大的需求量得以满足，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畜牧业的发达程度。
发达的农业、畜牧业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商代手工业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分工明细、种类齐全。
手工业从农业中得以分化后，分工逐渐细化，打磨石器、烧制陶器、冶炼铜器都有了许多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部门内又有了更专业的分工。
青铜最初是在石器和陶器的制造过程中发现的。先民们在打击石器的过程中发现铜矿石可以变形，之后便出现了冶炼青铜的技艺。
商代青铜制造技艺已经相当纯熟。就制作技艺而言，商代人已经掌握了炼制青铜的规律从仿制到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种类之繁多、形式之美观、设计之精巧无不体现了商代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商代的宗教信仰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着商代人对自身、对世界、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认识。
祭祀和占卜是商代最为典型的宗教活动，根据卜辞记载，商代人的祭祀对象可以分为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类。
天神以帝为代表，地祇以四方山川为代表，人鬼则指先公先王等祖先。这三者往往是相互交叉融合的，这种综合的信仰体系为先秦时期青铜的鼎盛注入了活的灵魂。
青铜器中各种仿生型器物造型和纹饰都体现了对自然的崇拜与模拟，反映着商代人对自然万物形象的把握与表达。
商代人将自然界天象、山川、动物奉为神灵祭祀。如《尚书·舜典》记载：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说明这种自然崇拜继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万物有灵观，既体现在广泛而普遍的祭祀对象当中，又体现在商王的名称中，还应用于在器物装饰当中。
从原始社会开始，自然崇拜一直存在，自然界的一切动物和植物均具有灵性，日月山川、飞禽走兽都可以被赋予神性，作为祭拜和祈求的对象。
商代自然崇拜则主要是以土、河、岳为主，将土地、山岳、河流人格化为神灵。
商代晚期的后母戊鼎、父乙鼎、父戊方鼎、辛方鼎等均在鼎内部饰有“后母戊”“父乙”“辛”等先人名称的铭文，是其祖先崇拜的表现。
在商代，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往往是杂糅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天帝是客观的，但祖先是亲近的。
天帝对于商代人是疏离且客观的，既有慈悲为怀的一面，也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带给人间的不止福祉和恩泽，也有惩戒与灾祸。
商代人的精神世界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帝”，而王受命于天帝来管理人民。
基于这种自然崇拜、天帝崇拜、祖先崇拜融为一体的信仰体系，商代人利用器具建立因果关系试图建立起与神灵沟通的途径，占卜与祭祀则是两种主要的活动形式。
商代人占卜十分频繁，凡事必卜，涉及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各个方面。
商代祭祀活动频繁，祭祀种类繁多，作为一个率民事神的朝代，祭祀是事神的重要方式，通过频繁的祭祀活动达到人神相通的目的。
人们借助于特定的形式求得神灵们的赐福，商代人敬神事神的态度很大程度上通过仪式之物来呈现。
祭祀仪式是敬神事神的一套符号体系，进献的物品和承装物品的容器以及寄寓其中的神圣意味共同构成了仪式之器的内涵，在仪式当中借助具有神圣性的器物达到仪式之目的。
青铜鼎能够在祭祀仪式中充当通神的中介性器物，也正是由于具备青铜资源的神圣且神秘的属性。在商代这种信仰体系和祭祀占卜活动中，一切都被赋予了神秘属性，充满着神圣意味。
青铜资源本身在中国历史早期的相关记载中通常具备通神属性，这是促进青铜鼎崛起的重要因素。
结语历史上每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必然的联系与自然规律。先秦时期青铜鼎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宗教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些背景将青铜鼎的使用推到了高潮。
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青铜鼎无论是在先秦时期，亦或者是当今时代，都是我们宝贵的物质财富，是我们千年文化的时光机。
参考文献：
《史记》
《吕氏春秋》
《青铜时代》
《金石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