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刻铭方砖，1971年隋唐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洛阳博物馆藏。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对粮食仓储给予足够的重视且不遗余力地进行建设

古人认为仓储是“天下之大命”，历朝历代都对粮食仓储给予足够的重视且不遗余力进行建设。在西安半坡遗址中有很多窖穴，考古发掘发现其中藏有很多已经腐烂的粮食。这表明，最迟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先祖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储存粮食。甲骨文中曾发现有商王命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级别的公共储备。从周朝开始，国家对于粮食储备制度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管理。

官办粮仓主要由各级政府机构管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先秦时的粮食产量必须三年丰收，才能积蓄一年的种子和口粮以应对灾荒，而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这种事又往往不可避免，故 《礼记》认为：“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国家的物资储备，不够九年用就是不富足，不够六年用就会告急，不够三年用就不成为国家了。这段名言，成为后来历代政权设计社保体制的经典理论。这些粮食储备制度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靠天吃饭的国情下，对调节国家的粮食供求情况、抵御灾荒、稳定粮食市场、平抑粮价、稳定民心、实现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周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仓储制度逐渐趋于成熟，仓储规模不断扩大。据推论，古代从西府（今宝鸡）到东府（今渭南）的渭河两岸，应该到处都是粮仓，关中平原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 “天府之国”。公元前647年，秦国丰收，而秦国东面的晋国，却遭遇饥荒，粮仓十有九空。晋惠公只能向已经结为秦晋之好的秦国买粮食。为了维护两国关系，秦穆公决定向晋国输出万斛粮食。一斛为十斗，一万斛粮食也就是十万斗，大约150万斤。随后，数百只大船首尾相接，浩浩荡荡沿渭水东进，到达黄河之滨时，船运的粮食又被车载马拉，运送到汾河漕运，装船北上直抵晋国都城绛城。

洛阳大运河回洛仓遗址航拍图。

回洛仓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其主要功能是为洛阳都城内的皇室和百姓供应粮食。我国从周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粮仓，仓储制度逐渐趋于成熟。

秦国一次向晋国出售如此多的粮食，肯定是在留足了国内所需口粮后才出口的。贮藏如此多粮食的粮仓，自然应该遍布秦国各地，且数量极众。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后，《商君书》里曾对秦国粮仓有所记录：“粟如丘山”“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随处可见，咸阳城的粮仓甚至“十万石一积”，连最初秦孝公因农业生产条件限制而放弃的故都栎阳，也建有 “二万石一积”的大粮仓。

正是这些粮仓成就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灭掉六国后，官府开始建立更大规模的粮仓。从职能上看，已经有了储备库、运转库和供应库的分工，比如都城附近的咸阳仓就是大型储备库和供应库，而建立在河南荥阳县东北方向敖山上的“敖仓”就是当时最大的粮食中转库，朝廷将中原地区的漕粮集中在这里，向西输送到关中、陇西等西部地区，向北输送到边塞各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楚汉争霸之时，敖仓便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刘邦先下手为强，“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但随后“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可见敖仓在那场战争中的重要性。

隋末大乱时，粮仓同样成了影响谁能称王的关键。瓦岗军将领李密在夺取洛口仓后，大量饥民和缺粮的义军投奔，为瓦岗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随后，李密大意丢失洛口仓和回洛仓，数十万之众一瞬间崩溃。元末群雄并起，人人都在争夺天下，朱元璋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其奉行的“深挖洞，广积粮，高筑墙”九字箴言有关。

被称为“天下粮仓”的含嘉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是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皇家粮仓，其中的部分窖仓一直沿用到北宋时期。据《通典·食货》记载：唐天宝八载（749），全国各大型官仓的储粮数量是12656620石，而含嘉仓就储存了5833400石，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

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探出粮窖287座；在含嘉仓160号窖还保存有约50万斤碳化谷物，这50万斤粮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下，相当于近千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数千农民一年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