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分三国。

三国之中，曹丕220年称帝；刘备221年称帝。

而孙权，则直到229年才称帝。

229年，什么概念呢？

孙权称帝，比曹丕晚了9年，比刘备晚了8年。

而且，孙权称帝时，魏蜀的“开国皇帝”中，刘备已经去世6年，曹丕也已经去世3年了···

同是三足鼎立的英雄，孙权为什么这么晚才称帝呢？他在怕什么呢？

1、220年：称臣于操，陈说天命。

219年，孙权让吕蒙“白衣渡江”，夺取了南郡等地。

如此，孙刘反目。

一来，孙权没有实力同时对抗曹刘；二来，当时的刘备还拥有强大的实力，够孙权喝一壶的。

于是，这个时候，孙权的企图是：甩锅给曹操，让曹操和刘备干起来！

一方面，他把关羽的头颅送给曹操，意思就是：我杀关羽，是奉你的命哈！

同时，孙权又派人入贡“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我孙权请曹老大称帝！

显然，孙权的举动，都是要做出一种表态：袭荆州，杀关羽，我是奉曹老大的命去干的哈！冤有头债有主，你刘备要找就找曹老大报仇！

然而，曹操也不傻。他厚葬关羽头颅，并看穿孙权企图“这小子想把我拱到火上烤呀”，拒绝称帝：还是你孙权和刘备鹬蚌相争吧，我就不掺和了···

2、221年-222年：称臣于魏，甘做吴王。

221年七月，刘备举兵伐吴，势头很猛。

八月，孙权派人向魏国称臣，“卑辞奉章”。

智者刘晔一眼看出孙权的企图：“一以却中国之兵”，让曹魏不要趁机伐吴；“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以吴魏联盟来迫使刘备不敢出兵。

尽管刘晔主张曹丕趁机伐吴，但曹丕以“恐绝远人归者之心”，还是接受了孙权的称臣，并封孙权为吴王。

曹丕的企图是：借机接受孙权的请降，并趁机加强对东吴的控制。

于是，夷陵之战期间，曹丕既让人去东吴搞仪式，册封其为吴王，让孙权当众以臣子之礼接受册封；同时，又要求孙权“遣子为质”。

孙权一面以“勾践之奇”，忍辱负重，接受魏帝的册封，一面又在“遣子为质”的问题上不断拖延。

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夷陵之战结束。

3、222年-223年：周旋吴蜀，争取摆脱孤立。

夷陵之战结束后，孙权在”遣子为质“的问题上不再啰嗦，直接拒绝。

但是，孙权仍然“卑辞上书”，请求改过自新，甚至表示自己可以“乞寄交州，以终余年”。

这是因为：此时，孙权的形势仍然很危急。

“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内部问题很严重。

同时，刘备虽然在夷陵惨败，但蜀汉仇吴情绪强烈，仍有再犯的可能。

这一情况下，孙权自然要尽量避免与曹魏翻脸，至少迟滞曹丕伐吴。

然而，曹丕已经不吃这一套：“你儿子孙登早上送来，我下午就撤军”！并发起三道伐吴之战！

当然，曹丕的老爸都搞不定孙权，曹丕自然也搞不过，三道伐吴全面失利。

尽管如此，吴国依然很清楚：没有实力同时和魏蜀同时交恶。

因此，为了摆脱孤立，孙权一面继续在口头上跟曹丕装孙子，一面开始改善与蜀国关系。

223年，蜀国派邓芝出使吴国，吴蜀复好，吴国摆脱孤立。

4、223年-228年：谨慎周旋，等待时机。

223年吴蜀复盟，但吴国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一来，曹丕随后又发起了2次伐吴之役。而当时的蜀国基本上帮不上忙。

因此，尽管孙权在223年称制，但仍然没有称帝（类似于袁术），保留与曹魏周旋的外交空间。

二来，尽管吴蜀已经复盟，但同盟关系依然比较脆弱。

诸葛亮派邓芝出使东吴时，满朝只有邓芝一人支持诸葛亮，可见，蜀国朝野仍然存在强烈的仇吴情绪，诸葛亮等少数人物尽管位高权重，但要维系吴蜀联盟依然在内部面临着巨大压力。

而且，这一时期，魏国依然将吴国列为主要攻击对象，蜀国在北面的国防压力不大。

这一情况下，吴蜀关系还是比较脆弱的。

所谓“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这一情况下，孙权称帝，是节外生枝，给诸葛亮等主张联吴者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给吴蜀联盟增加不必要的变数！

5、228年-229年：时机成熟，才敢称帝。

228年，形势大变。

首先，蜀国诸葛亮连续发起北伐。

到229年初，蜀国已经连续发起了三次北伐，并在第三次北伐中收复了武都、阴平。

这意味着两件事情。

（1）、蜀国已将北伐作为其国策，魏蜀矛盾激烈起来了。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三次北伐，蜀国这是集中力量北伐了！

以蜀国的国力，既然如此，蜀国不但不可能再选择与东吴为敌，而且还会加重对吴蜀友好关系的依赖！

所以，这个时候称帝，蜀国必然不会因为“天无二日”而停止吴蜀联盟。

（2）、蜀国国力已经逐渐恢复，已经具备与孙权联手抗曹的实力。

邓芝出使吴国期间，孙权认为蜀国实在太弱了，帮不上什么忙，因此一开始不太愿意见邓芝，后来尽管邓芝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孙权，但显然：实力这玩意吧，不是靠嘴皮子能吹出来的。

只要蜀国依然很弱，依然帮不上忙，吴国就必须单独应对曹魏的压力，就必须保留继续给曹魏装孙子的口子，也就自然不敢牛逼哄哄的称帝。

如今蜀国国力已经从夷陵之战后逐渐恢复，已经能够屡屡北伐，自然也就可以实实在在起到盟友的作用，分担东吴的压力。

如此，东吴的压力顿减，可以不必再考虑给曹魏装孙子，可以直接称帝了！

其次，是228年的石亭之战。

228年，东吴在石亭之战中大破曹休，取得大胜！

与此前抵抗曹操、曹丕的南征不同，这一次，东吴是主动采取诈敌、诱敌之术，诱敌深入而歼灭之。

而且，在张郃等人沿水推进时，又因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张郃被迫回援陈仓···

这说明：由于蜀国北伐的展开，魏国的军事布局已经发生调整，吴国面临的压力已经大为减轻。

显然，孙权已经不必再畏惧曹魏，不必再给曹魏装孙子了！

于是，229年，孙权称帝！

可以说，孙权不急于贪图虚名，不急于称帝，甚至曾忍辱负重给曹丕装孙子，一切皆出于“伐交”的务实考虑，确实不愧“有勾践之奇”的美誉。

曹丕称帝，是汉天子“禅让”。

刘备称帝，是说你曹丕强迫汉帝退位不合法，我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延续大汉。

孙权称帝，凭什么呢？

别忘了，当初孙策，是以逆臣袁术手下的身份来到江东，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吏，夺取江东的！

此后，很长时间内，孙策、孙权，是以张昭、周瑜、鲁肃等南渡淮泗人士为基础开创基业的。

孙氏与江东大族之间，先是敌视，后虽改善，但仍不融洽。

如此，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江东大族在江东掌握了大量的人口、土地等物质资源，也在江东本地数百年培养了很高的号召力。

即便你以武力为基础能压制住他们，但是，如果不能获取他们的真心拥戴，结成利益共同体，江东政权的基础就不稳固。

其次，自曹操平定北方后，南渡人士就很少了，甚至不少早期南渡的北方人士回到了北方，南渡集团的实力在衰减。而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人离世后，后嗣乏人，越来越无法支撑起局面！

因此，只有在各个方面给予江东大族重大利益，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才可能使东吴获得稳固的根基，才可能使孙权称帝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但是，这种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迅速完成，只能稳步推进。

1、222年，吴郡陆逊成为上流主将。

江东的上流主将，向来由周瑜、鲁肃、吕蒙等淮泗人士担任。

尽管陆逊在袭荆州之役中表现出色，但在当时江东军事体系中，陆逊不仅在吕蒙之后，还在蒋钦、潘璋、朱然等淮泗人士及孙皎等宗亲将领之后；吕蒙去世前，也是举荐朱然代之。

周瑜与鲁肃、鲁肃与吕蒙，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周瑜推荐鲁肃代之；鲁肃推荐吕蒙代之；而今，吕蒙又推荐朱然代之；这说明：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内部存在分歧，但总体上是一体的，是不愿将本集团特权拱手让出的！

周瑜荐鲁肃代之、鲁肃荐吕蒙代之，孙权皆听取；但这一次，吕蒙荐朱然代之，孙权则开始有意识调整了。

夷陵之战期间，陆逊被任命为上流主将，从而掌握了武官最高职位。

2、225年，吴郡大族顾雍成为丞相。

陆逊能较早成为上流主将，得益于淮泗主将多英年早逝。尤其是220年，吕蒙、蒋钦、孙皎几乎同时集体去世。

但是，淮泗文臣，则比较长寿，且一直很有号召力。

比如：孙权的“托孤大臣”，“内事不决”该问的张昭，显然，是理所应当的首席文官。

孙权每次要任命丞相，众人都首推张昭！

但是，孙权坚决不用张昭。

后人多认为是张昭脾气臭，而且当年赤壁之战前劝孙权投降；但个人以为以张昭为相不符合“江东化”要求才是深层次原因。毕竟，以张昭的性格和威望，不利于团结江东人士。

因此，孙权先以孙邵过渡，然后让顾雍出任丞相！

如此，江东文武最高官职，皆由江东大族担任！

3、暨艳案：确立江东大族的政治特权。

224年，东吴发生一件大案：负责官员选拔考核的暨艳被诛杀，其副手徐彪自杀；推荐暨艳的张温被废黜永不录用。

这事，说来话长，咱们长话短说：无非就是暨艳发现江东大族在选举、提拔官吏时存在大量徇私舞弊的行为，导致很多官吏完全不具备相应的素质或者有过很多不合法的举动！结果，孙权把暨艳弄死了···

显然，这就说明：孙权坚决维护江东大族的特权，即便你徇私舞弊！

当然，孙权很擅长给自己找好话：我这个是“忘过记功”，不要老是盯着人家不好的地方嘛···

如此，江东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全面扩张势力，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特权，与东吴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如此，东吴形成了内靠宗室，外靠顾、陆、朱、张的体制，完成了江东政权的本土化。

如此，孙权称帝，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229年，孙权称帝！

三国之中，孙权的政治禀赋是最弱的。

他既没有汉天子“授天命”；也没有汉宗室的身份。

不过，这同时也意味着孙权没有急于称帝的政治包袱。

因此，务实的孙权，不急于称帝，对外借此灵活周旋于魏蜀，争取摆脱孤立局面；对内逐步完成政权“江东化”，获取最广泛的内部支持。

如此，直到一切水到渠成，孙权才称帝。

三国群雄，孙权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有谋略的，更不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他绝对是最务实的一个。

曹操当年那句“不可慕虚名而致实祸”，套在孙权身上，反而是最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