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台湾那边要补你二十七年俸禄啊！”1980年春，一位旧友在政协大院拉住黄维的衣袖。黄维摘下老花镜，望着北海公园泛起新绿的垂柳：“钱债好还，心债难偿......”

1948年冬淮海战场震天的炮声，在黄维记忆里永远定格为十二月的寒霜。当他在双堆集被俘时，贴身口袋里还揣着蒋介石亲授的“中正剑”。这把刻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佩剑，后来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最顽固的见证——整整二十七年，黄维始终不肯承认“战犯”身份，坚持自称“国军战俘”。

管理所的管教人员记得清楚，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时，黄维正在研究永动机图纸。当所长通知他“特赦机会”时，这个戴着深度眼镜的中年人只是摆摆手：“永动机不转，我黄维不走。”其实他明白，所谓“永动机”不过是逃避现实的幌子。直到1965年永动机试验彻底失败，这个倔强的江西人才终于摘下工程师的帽子，在政治学习笔记本上写下第一行字：“共产党的水利工程，确实让黄河不再泛滥。”

1975年3月19日的特赦大会，当黄维颤抖着接过特赦证书时，台下有位记者捕捉到他眼角闪动的泪光。台湾方面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来消息：只要他愿意赴台，立即补发1948至1975年共二十七年的中将军饷。这笔钱按当时汇率折算，相当于大陆万元户的百倍之巨。

“委员长待我不薄啊。”黄维在政协分配的四合院里，对着台湾来客留下的金条叹气。但他更忘不了妻子蔡若曙每月从上海寄来的家书，那些信里总夹着孩子们的成绩单——大女儿考上了医学院，二儿子成了工程师。当他把特赦后的第一份工资交给妻子时，蔡若曙数着崭新的十元钞票泣不成声：“二十七年啊......”

命运对这对夫妻格外残酷。1976年清明刚过，蔡若曙在护城河投水的噩耗传来。目击者说，当时正在政协开会的黄维冲出会场，六十多岁的老人竟翻越两米高的围墙直奔河边。冰冷的河水浸透中山装时，他或许想起了淮海战役那个同样刺骨的冬夜。这次没能救回爱人，却让他彻底卸下了“战犯”的包袱——次年政协会议上，人们看见他主动与曾经的对手廖运周握手。

晚年黄维有两件雷打不动的事：每周给台湾旧友写信，每月去军事博物馆看抗战展览。1983年深秋，他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驻足良久，突然对陪同人员说：“淞沪会战的展板太小了，我们十八军六十七师当年死守罗店......”三天后，馆长就收到了黄维亲笔写的补充材料。这份材料里详细记载着1937年8月那场血肉横飞的拉锯战，却只字未提1948年的淮海战役。

1985年香港启德机场，黄维握着台湾联络人的手突然发紧：“告诉经国先生，当年校长赐我的中正剑，我还留着......”这是他为筹划两岸老兵团聚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三个月后，八十一岁的黄维在赴台行前夜猝然离世，枕边放着两张泛黄的照片：一张是武汉会战时的青年将官，另一张是全家福里微笑的蔡若曙。

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黄维墓前常年摆着三样供品：江西老表的米酒，台湾老兵寄来的凤梨酥，还有军事博物馆敬献的抗战纪念章。看守墓园的老兵说，每年清明总有个穿中山装的老人来洒扫，后来才知道那是黄维当年在功德林最不对付的“冤家”廖运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