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会觉得，现代科技已经无所不能。

但是，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掌握了一种址技术，这种技术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现代科学。

这种技术不仅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发展，更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中遵循着这些古老的智慧。

那么，这种神奇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

古老智慧的影响

生物科学认为，人类首先是动物，进化并创造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文化而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人类”后，仍然是动物。也就是说，所进化形成的“人类”，仍然具有一般的动物本能，包括生存对环境需求的本能，这是人类科学研究至今所普遍认同的基本共识。

世界各文明区的人类，同样繁衍遗传了对环境需求的一般动物本能，都相继在所繁衍的区域创造了共性特征的人类文明，即河流文明。先是非洲尼罗河文明、西亚“两河”文明、东亚“黄河—长江”文明、南亚“恒河—印度河”文明这四大古文明。

而后辐射传播的区域文明也多在江河流域出现，如欧洲多瑙河、南美亚马逊河、北美密西西比河等流域，都曾出现过人类文明的人居区。即使是高度科技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也似乎并无法脱离河流而生存。可见，河流文明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也是文明发展的共性特征。

中国文明是人类的古文明之一，同样是源于河流文明，迄今最明确的中国早期文明的人居区，就形成于“黄河—长江”流域。

传说中创造了中国文明的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喾、尧、舜），而其后比较明确的最早人居区是“夏”的疆域，即唐尧、虞舜、夏禹（约公元前2103 ～前 2073 年在位）相传而建立的迄今四千多年前的人居区。

这一东亚大陆上最早、最大的人居区，就形成于“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两水之间，这也大致奠定了中华文明演进所依存的人居区域核心的基础环境和人居构成方式，后世沿传的明确的中国传统人居观，实际上便是源于此，如紧接着的“商”代人居区，便是沿袭或拓展于“夏”域的。

夏商两朝的选址智慧

无论是“夏”、还是“商”，其先民都非常明确地人居于“黄河—长江”流域，这两水的流域是其时先民的不二选择。东亚大陆的地理，是西部高原、东部临海的近似阶梯状台地的基本特征，黄河、长江两水都源自西部高原地区，高原多细流是两水上游的共性特征，汇流后大致已进入了中东部地势渐低的区域，华夏文明的最早人居区就形成于这一汇流后的水系流域。

而水系是蜿蜒的，水域也有两岸之别，先民们该择何流域之地来址其所居？这并非是可以随机任意择取的。在现代的大多人们看来，似乎有“水”即可，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斟酌、求证的问题，也是中国先民的认识自然的智慧和人居观思想的体现。就以早期最明确的夏、商两代人居来说吧，最被人们看重的，应该是其都城的人居点的择址。

夏都“安邑”（约今山西夏县），是夏禹择址于黄河北岸营构的。尽管迄今未见有任何史料载述夏禹是如何择址“夏都安邑”的，其当时择址所凭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也不明。

但仅以事实的地理位置来看，有两点却是明确的 ：第一是“水”的因素，傍依“黄河”水，而且是在“自北而南”的黄河转向为“自西而东”的还小于 90 度的大拐弯处，择其弯内之地为城址。

第二是“山”的因素，所址背靠“太行山脉”，是择大致为“北—南”走向的太行山脉与大拐弯的黄河所形成的三角地带，且遥对黄河对岸的秦岭支脉“华山”，而构居的。于是，这就形成了也大致明确的“太行山—夏都—黄河—（秦岭）华山”的这么一条构城纵中轴线。

商都“殷”（约今河南安阳），是商中期盘庚迁都时又择址于另一个黄河北岸营构的。殷商都邑同样未见有明确的自然环境择址依据的史料载述，也仅以城邑的事实而论，其基本的城居思想与夏都是相近的。

同样具有“山水”地理上明确的两点基本因素特征：以“水”因素来看，太行山南侧“自西而东”大致平直而行的黄河，在太行山脉南麓突然朝东北侧的渤海湾方向拐了个小弯，盘庚便认定了这小拐弯的弯内为所迁新都址。

以“山”因素而言，“太行山脉”仍是其北背靠山，且所址大致在其山脉走向的南向延伸线偏东位置上，也遥对黄河之南的大别山脉主峰“白马尖”而址。于是，这也形成了同样明确的“太行山—殷都—黄河—（大别山）白马尖”的这么一条构城纵中轴线。

显然，夏商的都城都已有明确的“山”、“水”概念，即后世人们常说的“依山傍水”的人居环境概念。而且这种“山水”概念是有非常具体的指导思想的，按现代科学语言的说法，就是有具体的“空间”构成意识，也就是在“山”“水”间， 、觅“城”的空间的非常具体的做法。

若归结夏“安邑”、商“殷都”两城的择址构城现象来说，则其“城”的空间取自“山水”的意象应该是 ：

其一，依北山。太行山是夏、商这两城址都共同择定的靠山，其山脉北高、南低，西北的五台山、恒山亦属其山脉体系，五台山为华北地区最高峰，最高处海拔 3060 余米。夏都居该山系西南，殷都居该山系东南。

其二，傍南水。黄河水也是夏、商这两城址都共同依附的水系，黄河水源自西部第一阶梯的山脉高原，顺势下落至第二阶后，沿“贺兰山—阴山—吕梁山”的山系走向而行，在遭遇“秦岭”而东拐时的北岸先有了夏都，沿“秦岭”北麓东行的太行山系西南侧的北岸又有了殷都。

其三，朝阳人居。夏商两都均依“北山”、傍“南水”而址，山高水低的自然构成，而太阳的直射点仅在“南北回归线”之间徘徊，则对所营构的黄河岸边的两都城居（约北纬 35、36 度）来讲，这当然是在太阳的有效射角范围内，若能择北（山）高南（水）低之址而面南构城，那更是阳光尽收无疑。

显然，“北山南水朝阳居”是夏商两都的基本择址意向，这应该是可以被认定的。且“北山南水”还似乎是为了“朝阳”的，因为在“阴阳”理论看来，这是“阳气”所需的必要的自然选择。如果反之，是“南山”而“北水”之地，还能都“朝阳”？因此，这种遵依自然的择居意识在当时显然是明确的，至今看来也是非常科学的。

然而，更令人惊愕的是 ：其“山”、“水”之择，还是有某种已有的主观意识支配的。首先是“水”曲“弯内”可址。夏都所傍有小于 90 度弯的“水”曲，殷都所傍也有钝角之弯的“水”曲，这似乎并非无意识的偶然之巧合。

其次是“山”遥“对峙”之择。夏都安邑在河对岸有明确的秦岭山脉，且有海拔 2100 多米的秦岭东翼支脉的“华山”隔岸对峙 ；商都殷在河对岸是华北平原，却有大别山脉突起而遥相对峙，近旁也有秦岭东侧余脉的“嵩山”隔岸斜对峙。这同样也恐非旁观者牵强之观感。

东亚大陆的中国，有非常明确的“三山两水”相间而东西横置的地理环境的基本构成特征。其“三山”的山系构成自北而南分别是：“天山—阴山”山脉的北“山”系，“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山脉的中“山”系，“南岭—武夷山”山脉的南“山”系。

“两水”，就分别穿行于这“三山”的两两之间，且由于总体地势的西高东低的缘故，于是“两水”也就顺势大致自西而东行，这就是黄河与长江的“两水”。

中国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认为，山脉就是地形的行止起伏之脉，称“龙”，或称“龙脉”。《阳二宅全书·龙说》释曰 ：“地脉之行止起伏，曰龙”。而“龙”或“龙脉”，是行“地气”的媒介或通道，与人体的脉络是同理而分布的。

晋郭璞《葬经》对此有很明确的表述 ：“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山势的起伏，就是“地气”运行止聚的表象。中国大陆的“三山”构成地形，大致就是中国传统的“三龙”构成系统，包括黄河北侧的“北龙”、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龙”和长江南侧的“南龙”。

而且，以中龙的“昆仑山”为三龙之源，也就是说，中国龙脉所行之“地气”均源于“昆仑山”及其行止起伏之脉，或者说中国龙脉最本原的“太祖山”就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及其山系整体的“中龙”，就具有了非常特殊的“气理”意义。

夏都“安邑”和商都“殷”，都在“北龙”和“中龙”之间，均择址遥对“中龙”的“秦岭—大别山”山系，并有山峰对峙，这不能不说已有非常明确的“气理”人居观意识。而在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的条件下，能这么精准地勘明此山系构成的空间环境，实在是令人惊愕不已。

中国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又认为，山脉走势是界止于“水”的，则随山势而行的“气”就聚于其界的山水间。汉末《管氏地理指蒙》中就有清晰的表述 ：“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界其分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这与晋郭璞《葬经》的“（气）界水而止”的说法是相同的。

那么，“水”对人居来说，就有了关键性的作用，山脉中所行之“气”是否能“聚其气”，就在于“水”因素的存在。而大自然中的江河之“水”，大多是“随山（脉）而行”的，只有在山脉的尽头或走向突变的地方才拐弯绕行的，则拐弯处显然就是其“界”，该“界”也就成了山界于水的“聚气”节点，且为“水”的曲内之域，传统地理概念称此域为“汭”（或“澨”），其意思很象形而明确，就是“水内”。

夏都“安邑”和商都“殷”便都址于黄河水曲之内的“汭”位，两都分别址于北接“阴山”山脉的吕梁山、太行山两脉的南端，所聚的均为“北龙”之“气”。由此同理可知，夏、商时期的山水人居的“气理”意识也是明确的，并形成了规范的择址模式。

在一般中国传统理论的概念里，“传统”的理论都是由东周后的先秦诸子奠定的，即便有谓及此前的理论或说法出现，如本漫议系列上文所提到的《黄帝内经》、《黄帝宅经》、《周易》等，也都被认为是先秦时期及其后的后人托名所作。

当然，这样的考证后的据实论断本身应该是没有错的，此些典籍确实极有可能是出自后人之手。然而，人们是否可以有这么一种认识途径：如果站在“先秦”来说、来看此事，其时的“诸子”也就是一些学者而已。

他们同样有早年做学生时的学习过程，所学的也是他们的先人的文化成就，则所学就完全有可能是其两千年前或后的“黄帝”“周文王”等先哲的思想，就如同现今我们看先秦或秦汉时期的理论一样；

而后，“诸子”们及其后人将所学、所思及发展后的研究成果，归功于其先哲，并冠“名”其成果的典籍，这显然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也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历史事实。

那么，上述夏商两都的择址构城事实，无论当时是否有形成为一种理论，实际上都说明其人居思想是明确的、成熟的，并以某种有待考证的方式得到沿传，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存在。

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气理”思想，至少在四千多年前以“治水”闻名的夏禹时，就已基本形成，“夏邑”及其后的“商殷”两居之择就是很好的实证说明。

当先秦后形成了迄今所知最早的“气理”理论及人居观后，依北山、傍南水、朝阳而居，就成为中国后世的“传统”人居的最基本概念；而隔岸遥对“案山”或“朝山”、取水曲“汭位”而址，就成为被称为“形胜”的最佳人居典范。

而传统理论认为 ：“气因形来，气以势止”；“形止气蓄，化生万物”（郭璞《葬经》载语）。则“形胜”的根本目的就很明了了，实际上就在于“气”的止蓄，其最终目的是“化生万物”。

而且，以“气”的本原性而言，似乎“山”的因素还更为重要，是“气”的“来”之源，“水”则只是起“止”的作用而已，若无“气”来，“水”又能止之何物？当然，有“气”的因“形”而来，也应有“止”的必要，否则又怎么“气蓄”而“化生万物”？

明代医学大家缪希雍一生医著甚丰，却也有地学堪舆的论著《葬经翼》传世，其中还有《望气》专论一篇。该篇亦曰：“山川，为两仪之巨迹，气质之根蒂。世界依之而建立，万物所出入者也。”

就是说，世界万物便是依赖“山川”两仪之“气”而营造“建立”和生存“出入”的，且以人居为最基本的人类创造空间。以致，医家缪希雍先生在探究医道“气理”的同时，也未敢忽视了同“道”的“山川”两仪因素“气质”对人类世界支配的关键所在。

传统理论的形成与传承

实际上，自先秦奠定了迄今所知的“传统”物质世界理论乃至人居观理论以后，秦汉时就形成了非常明确而规范的人居择址“传统”，并沿传于后世而至近代后，这在历代以来的城居、乡居等人居上都是奉行这一“传统”的。

就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洛阳城”，在当时北魏抚军府司马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的“洛阳城图”中，就有非常明确的城与“山水”的空间关系，北靠“邙山”、南面“洛水”，山水的城居因素非常明确。

这表现的不仅是杨炫之本人的直观认识形象，并且也应该认为是当时人们的基本城居概念。而“邙山”是“秦岭”的余脉，是传统人居观“中龙”的“昆仑山—秦岭”的支系，其“气”正是源自最本原的“太祖山”。

“洛水”则为“洛河”之水，其水系发源于华山南麓，自西而东流过洛阳城南后东北向汇流入黄河，与洛阳城便成环抱之状。则以“传统”人居观的山水环境而论，真可谓是极佳的“形胜”之择；甚至与上述夏商两都相较，似乎还更“形胜”成熟些。

或许也是因此之故，由“黄河—洛水”的山川“形胜”环境孕育成长起来的“河洛文化”，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易经·系辞（上）》载曰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是否真的有出过龙马背负的“图”和神龟背驮的“书”，不得而知。

然而，“传统”形成前的早期，脉溯“昆仑”、气聚“河洛”的特有的河洛地区的“形胜”环境，养育和产生了许多“圣人”，如老子、庄子、墨子等先哲，这却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传统”形成后，由河图、洛书演绎产生的阴阳、五行、八卦、九宫等体用、常变、静动、合分的辩证理论，为整个中华大家庭所认同，也正是源于这个区域的历代移民及先进文明的传播，“河洛文化”及其人居观，也就成为中国大地各区域人们择居的主要思想内容，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结语:

可见，中国先民的择居是“因地”而址、而构的，也是客观于自然环境认识的，通过“形胜”的现象来认识其自然本质，且唯物地追觅其自然本质的“地气”的止聚，与朝阳采集之“阳气”的“交合”，来满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空间需求，这便是至少在夏后“三代”时就已有之的中国先民的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