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

随后，张鼎丞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在白色极其恐怖的闽西南，领导闽西南军民开始了长达3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使红旗在闽西南不倒，使闽西南成为南方8省15块游击区中最主要的一块。1937年，方方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闽西南军民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又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

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8个主力师，还有壮丁队，总共10余万人，对留守在闽西的红二十四师一部分、红八团、红九团及闽西游击队进行空前的大规模“清剿”。为了阻断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推行保甲制度，就是一村编为一保，十户编为一甲，居民外出或移居，都要得到保甲长允许，有外客来要向他们报告。并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对人民群众实施白色恐怖。因连坐法，一些村庄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村，连伪保甲长也被处死了。为了破坏党与红军游击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敌人还经常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冲进村庄烧杀抢掠，或者以红军游击队的身份到群众家叫门，如果群众开了门，就会以“通共”的罪名被处死。

为了消灭共产党，敌人还采用“抽水捕鱼”的办法，采用“移民并村”的方式，烧掉山区50户以下的小村庄，把群众赶到大乡镇上居住，并高筑围墙，用以限制群众外出的自由，外出办事的群众，必须持有“良民证”。此外，还逼迫群众组织壮丁队，专门跟踪红军游击队。为了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中，敌人还严格限制集市买卖，凡是接近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的商店，采取按照人口购物，多购者以“济匪”罪治罪。

受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陈毅的委派，1934年底，张鼎丞率领一支10余人的小分队离开赣南，他们昼伏夜行，冲破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重封锁，1935年2月，回到永定，永定县金砂乡西湖寨是张鼎丞的出生地。当留守闽西的游击队员得知张鼎丞回来的消息后，纷纷与张鼎丞取得联系，要求张鼎丞担任他们的领导人。

面对闽西地区异常严峻的革命形势，在红8团、红9团领导干部大会上，张鼎丞指出:“今后斗争环境将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要坚决依靠群众，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人民就会坚决拥护我们。”张鼎丞提出的“紧密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提议，得到了参会同志的认同，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被推举为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3月，从江西突围来到福建永定的红军24师一个营，与红8团、红9团会师。在赤寨村召开的闽西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上，决定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继被推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在赤寨会议上，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明确提出：“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红8团、红9团和各地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牵制敌人’向苏区进攻，而是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坚持游击战争。”对于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及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张鼎丞也做了明确的指示，就是在开展游击战的前提下，做到“‘分散以发动群众’的游击战术，保护群众利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于游击地区的反动派，必须区别对待，瓦解敌人。地主、富农以及自首分子中勾结反动派破坏革命的要镇压，其他的不能因为他是富农、地主，过去逃跑出去，现在回来，就乱抓乱杀。只要他们没有反对我们，不能抓他、杀他。我们要争取他们做‘两面派’，守中立，保护群众，掩护群众，掩护我们，以便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

中央主力红军离开闽西后，当地外逃的地主豪绅也纷纷回乡，夺回土改时被农民分去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无田可耕，加上又被地主豪绅催租逼债，一时间，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保卫中央苏区时期的土改成果，让闽西人民拥有土改分得的土地，已成为张鼎丞为代表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最迫切解决的实际问题。为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对土地问题更应领导群众坚决反对收回土地，反对起耕，杀死首先收回原耕、首先起耕的地主、富农及其走狗”，针对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催租逼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针锋相对，并提出了“武装保卫土地”“反对收老租逼老债”的口号。

与此同时，在红军游击队配合下，闽西各区乡农民也掀起了保田斗争。1935年1月，国民党在白砂建立起反动政权，强迫当地农民重新登记土地，党组织发动农民拖延土地登记时间，红军游击队趁机捕杀了地主刘敏钦，还广为散发了印有“要收回土地者杀”的传单，一时间，白砂地区反动的土豪劣绅被震慑住了，他们再也不敢放肆地去抢回农民的土地了。随后，永定其他地区农民也都发动、组织了起来，他们根据地主对农民态度的不同，采用杀、打、拉、拖、避、说等办法灵活应对，杀掉几个首恶分子，以杀一儆百的方式，镇住了大多数地主，以此保住了土改果实。

红八团是张鼎丞直接领导的一支部队，除了军事行动外，还积极配合农民群众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逢到收获季节，根据地主对收租的不同态度，制定不同的对策。对于不收租的地主，给与赞扬，并鼓励地主自食其力，早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对于坚决要收租的地主，就派游击队员在地主去收租的路上，把收租的地主杀掉，以此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正是由于当时的张鼎丞头脑清醒，制定的方法得当，其政策、策略的主要特点是“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

这样就“既保护了群众，红军又得到了群众支持，还粉碎了敌人各种阴谋，土地革命的成果在合法斗争中得以保存。”在闽西地区，张鼎丞创造了“红旗不倒”的神话，历史证明，张鼎丞领导的“闽西游击区是高质量的，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了武装力量，还保住了土地革命成果。这种情况在其他十四个游击区中是少有的。”所以闽西很多地方农民经过土地革命分到的土地，直到全国解放，仍然保存了下来。

抗日战争初期（左起：张鼎丞、张云逸、卢胜）

当时的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是“鱼”，自己则是“水”，所以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就是用来利用的。而张鼎丞认为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并由此得出人民群众是用来依靠的。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张鼎丞“非常强调红军要避免‘政治损失’”，张鼎丞还把群众分为基本、一般、特殊三类，张鼎丞所说的“‘政治损失’即指失去某一类群众的支持”，并特别“强调‘政治损失’重于军事损失。”并始终秉承“政治损失”大于军事损失的准则。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张鼎丞领导红军游击队在闽西不仅要依靠基本群众，同时还要联系一般群众，更要争取特殊群众。这里的特殊群众，就是他们的亲人或亲属是革命的对象，即便是这样，共产党对这一部分群众依然没有放弃。

为了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山里，国民党反对派规定，如果群众把粮食卖给红军游击队，就要被杀头。为了保护群众，游击队通过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到保长、地主家买粮食，而且是照价付钱，保长、地主知道卖粮食给游击队的严重后果。然后，共产党游击队再到群众那里去买粮，这样就出现了保长、地主、群众都卖粮给了游击队，但他们彼此间都心照不宜，谁都不说出来，成为了一个“秘密”。有时间，红军游击队还会化装成群众，等在群众进城买东西的路上，将群众从城里买的油、盐、肉等东西付钱买过来，然后让群众向反动派报告，说买的东西被“匪”抢走了。

就是用这些办法，红军游击队即解决了粮食问题，又保护了人民群众不受伤害。有时间，红军游击队下山打土豪弄到粮食后，尽管他们个个饥肠辘辘，但他们首先想到依然是人民群众。他们会先把一部分粮食分给群众，有的群众惧怕游击队走了，会遭到敌人的反攻倒算，不敢要。为了保护群众，在没收粮食时，把反动地主家里人都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准他们出来，再让贫困群众去搬取粮食，群众走完后再把地主放出来。这样群众既得到了实惠，而又不会被反动地主察觉。

张鼎丞领导闽西南党组织、红军游击队还通过各种办法去密切联系群众，构建起党、红军游击队与闽西南人民的鱼水之情。红八团是张鼎丞率领的一支部队，红八团第一次到龙岩十八乡时，因受反对派的欺骗宣传，群众害怕红军，都躲到了山上。恰好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战士们见群众的谷子还晒在谷场上，就主动帮助群众收谷子。帮助群众喂猪喂鸡，在群众家里煮饭吃，他们会按价付款，走时还会留下字条，部队走后，群众回家一看，非常高兴。第二次去时，大多数群众不跑了；第三次去时，群众不但不跑，还拉红军在家里住。红军游击队在山上驻扎时，常常会主动帮助群众砍木材、竹麻，而且不收工钱。所以，闽西群众非常喜欢他们，常常为他们传递情报。

敌人在“清剿”游击队时，在无力对付游击队员的情况下，开始迫害起游击队员的家属来。他们把游击队员的父母抓起来，把游击队员的妻儿关起来，并以此逼迫游击队员回乡“自首”。更有甚者他们还用枪刺逼着群众打头阵，像用皮鞭赶羊一样，去搜山上的游击队员。有一个叫牛咕子的游击队小队长听到远处传来的自己家属的哭声后，思想动摇了，就开小差，离开了游击队。令人痛恨的是牛咕子后来竟堕落成了叛徒，领着反动派的军队，挨个搜索游击队住过的山头，由于牛咕子熟悉游击队的行军路线，他常常领着敌人追踪游击队，这就给游击队带来了许多麻烦。

游击队曾试图几次捉拿牛咕子，但都没有成功。于是，有人就产生了狭隘的报复思想，认为牛咕子为了自己的家庭就不顾其他游击队员了，其他游击队员应该让叛徒牛咕子的家也不得安生，一个游击队员竟把牛咕子的一个弟媳妇抓了起来。虽然后来很快就放了，但影响很不好。释放时，给牛咕子弟媳妇的解释是：“你还不满十六岁，我们放了你”。随后，敌人就抓住了这个把柄，四处造谣，诬蔑游击队要和群众结仇了，要十六岁以上的人都要当心。

张鼎丞得知消息后，严正地对游击队负责人陈茂辉说:“你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这种报复主义的盲动呢？”接着又说:“革命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应该是从整个阶级的利益来考虑的，决不能根据少数人的报复情结就轻举妄动，‘冤有头，债有主’我们的矛头应该直指反动派，以及和我们敌对而直接侵犯革命利益的人，当然，对于革命的叛徒，我们也应该根据革命的纪律作出适当的处置，但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我们凭什么理由为泄愤就糊里糊涂地把她抓起来呢？”并提醒陈茂辉说：“你知道你们这种盲动正是敌人最高兴的事吗？他们唯恐破坏不了我们跟群众的关系！”

为了制止这种报复主义的盲动再次发生，张鼎丞在分析了当时敌我的形势后，并找出了处置此类事情再度发生的对策，“敌人已经感到有些对付不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才用枪刺逼群众上山找亲人，或者叫他们打头阵来‘搜剿’，无论如何，我们避免与群众对立，应该赶快去散传单，写布告，用尽一切办法在群众眼前揭露敌人的新阴谋，告诉群众，当他们被迫接近游击队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事先通如我们，向我们打个招呼，免得他们受到无妄之灾。还要使他们懂得只有红军游击队胜利了，才能最终消灭反动派加在人民身上的层出不穷的残酷迫害。”为了培育密切联系群众的氛围，张鼎丞还常常以身作则，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一次，张鼎丞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小河沟里捉到一条小鱼，身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张鼎丞，平时日理万机，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大家把鱼弄熟后，就送给他一个人吃，谁知道张鼎丞见状后，马上掏出一把小刀，把它切成极细的碎块，哪怕每人只能吃到可怜巴巴的一小块，他也硬劝我们吃下去，微笑地说着一句最普通的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著作权声明：本文系作者原创首发，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发，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