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7年8月初一，孙可望调动十四万大军进攻云南，九月初抵达交水县，孙可望任命白文选为领兵大总统帅，然而白文选内心却倾向李定国。当部队到达交水后，白文选率领其麾下兵马归顺了李定国。

得知消息后，李定国与刘文秀迅速整顿军队前往交水布阵迎战。两军对垒时，孙可望手下的将领马维兴、马宝临阵倒戈，导致孙可望的军队全面崩溃。孙可望仓皇向东逃窜，一路退至贵阳。驻守贵阳的大将冯双礼见孙可望已无回天之力，便谎称李定国的追兵即将赶到，这一举动吓得孙可望带着妻儿和少数随从再次慌不择路地向东奔逃。

孙可望的势力如同泡沫一般迅速崩溃，这一变故让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得意忘形，误以为西南地区从此可以安定太平。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永历朝廷的君臣们似乎完全忘记了复国大业的重要性，转而在昆明城内大肆庆祝胜利，分封赏赐、许诺高官厚禄，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从皇帝到重臣，无人具备应有的忧患意识，仿佛天下已经太平无事。

然而，在永历朝中，仍有两位官员——高绩和金简，对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他们向李定国等人进谏道：“如今，虽然内部的隐患（指孙可望）已被清除，但外部的威胁依然巨大。清军一直虎视眈眈，只要发现我们因内斗而疲弱不堪，很可能立即发起进攻。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如同在漏水的船上欢歌笑语，或是在堆积如山的柴草上沉睡不醒，实在令人担忧！二位王爷深谙兵法，为何会如此懈怠？”

尽管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谏，李定国却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将他们的忠言视为无端指责，转身向永历帝告状。结果，高绩和金简差点因此遭到杖责。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李定国完全沉浸在所谓的“胜利”喜悦中而不思进取。实际上，他当时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安内”之上，尤其是针对孙可望旧部中的重要将领，如王自奇和张明志等人。这些将领盘踞在楚雄、永昌一带，对李定国构成了潜在威胁。于是，他亲率大军长途跋涉，前往永昌讨伐王自奇，试图彻底消除后患。

然而，这种选择显然分散了抗清复明的力量，也让永历朝廷错失了反击的最佳时机。

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王自奇撤退至腾越（今云南腾冲），最终因无路可走而选择自刎。张明志见大势已去，主动请降，避免了进一步的内耗。

从对明朝的忠诚角度来看，李定国无疑是非常坚定的。他曾对部下说：“曹操和司马懿都具备平定乱世的才能，历经百战，击败强敌，扶持弱主。如果他们追求万世美名，那就像从口袋里取物一样容易。然而，他们一时贪念作祟，篡夺他人江山，如同用黄金换取废铁，落得后人唾骂，实在是得不偿失！” 这样的价值观，确保了他对明王朝的绝对忠诚。

击退孙可望之后，李定国的权力欲望逐渐显现，开始排挤刘文秀，否决了他建议永历帝迁往贵阳的提议，并将刘文秀从前线召回，剥夺了他的军权。

同时，李定国还将边境将领召集至昆明，按照功劳分配军队，数量多寡不均。

然而，清军突然来袭时，士兵失去了将领的指挥，将领也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导致后来的大溃败。对此，刘文秀曾对下属叹息道：“赶走了狼，却迎来了虎，晋王必定会毁掉国家！”

虽然将李定国与孙可望相提并论有些过头，但这句话精准地指出了李定国的独断专行。

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加上长期的军旅劳顿，刘文秀最终病倒，仅一个多月便抱憾离世。

刘文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心系永历政权的安危。他向永历帝进言道：“清军日益逼近，国家局势愈发危急。我的家人和部属必定会继续效忠大明。倘若情势紧急，希望陛下能退守蜀地，联合大顺军余部的十三家兵马，出击陕西、洛阳一带，或许还有可能扭转败局。这是我最后的心愿，恳请陛下明察！”这份忠诚之心，至死不渝。

到了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朝三路大军正式出征。

平西王吴三桂率军从陕西汉中出发，经四川进攻贵州；卓布泰则率一路人马从湖南进军广西，与钱国安部汇合后共同攻打贵州；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与洪承畴率领的第三路人马，则从湖南直取贵州。

洪承畴精心策划，挑选了十九名熟悉云南地理的降清明军作为向导，为各路清军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由于后勤补给和行军路线安排得当，清军三路大军均进展迅速。

洪承畴与罗托所率的一路清军接连攻克沅州、靖州，彻底击溃了湖南地区的南明军队，并顺利攻入贵州境内，占领了镇远和平越（今福泉）等地。到四月时，贵阳已被清军攻陷。

而吴三桂一路更是势如破竹，自沔阳一路推进至朝天驿，于三月初抵达保宁，三月十四日到达合州。南明总兵杜子香在长江边未能组织有效抵抗，直接弃守重庆，导致这座坚城轻易落入清军之手。

卓布泰所率的一路清军则从广西深入腹地，招抚了南丹、那地、抚宁等地的土司势力，相继攻克狄山州和都匀等地，进一步巩固了清军在西南地区的控制权。

清军在贵州的会师堪称一场高效的军事行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三路大军便成功汇合，几乎未遭遇南明军队的有效抵抗。在全省范围内，清军逐步击破南明的防御力量，为后续战局奠定了基础。

在清军分兵进攻的初期，如果南明能够击败其中任何一路，都有可能改变整个战局。然而，直到清军三路大军顺利会师贵阳，永历朝廷才真正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此时，他们已经错失了先发制人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清军还得到了新的增援力量。信郡王多尼率领一支生力军从湖南奔赴云贵战场，进一步增强了清军的整体实力。到了七月，永历帝在昆明封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负责统领诸将抵御清军。但此时距离清军大规模进犯已过去了近半年时间，南明方面的被动局面显露无遗。

面对严峻形势，李定国迅速制定战略部署：派遣冯双礼、祁三升驻守盘江东岸，在鸡公背（今贵州关岭县）阻挡中路清军；安排李承爵、张先璧据守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县），以堵截东路清军；同时命令白文选率领四万精锐部队出七里关（今贵州赫章县），佯攻遵义，牵制西路清军的攻势。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李定国在逆境中的应变能力和指挥才能。

李定国率领一路大军抵达北盘江铁索桥附近（今贵州盘江桥），计划收复贵阳。为牵制清军，他与夔东十三家的大顺余部取得联系，命令他们进攻重庆。夔东十三家迅速响应，于七月沿水路发起大规模进攻。

吴三桂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急忙回师救援，唯恐退路被切断、饷道落入敌手。然而，由于实力悬殊，夔东十三家暂时撤退。

待吴三桂军队离开后，他们再次发动攻势。就在即将攻克重庆之时，十三家内部却出现叛徒，主将谭元遭刺杀，功亏一篑。最终，部分部队投降清朝，其余则被清军乘胜追击，溃败而归。至此，重庆稳稳落入清军之手，入黔清军再无后顾之忧。

更为遗憾的是，李定国与永历帝并未遵循刘文秀临终嘱托，在战争初始阶段，并未制定向蜀地转移并与夔东十三家会师的战略，仅将其作为牵制清军的一支力量。

雪上加霜的是，本已拖延许久的李定国，在出征前又遇到一名自称“大仙”的贾自明。此人自称精通奇门遁甲之术，带着数百个精致木偶，声称能念咒操控“天兵天将”助明军击退清军。如此荒诞的把戏，竟让李定国与永历帝深信不疑，迟迟未能启程，等待所谓的“良辰吉日”。

二十多天后，才查明贾自明实为洪承畴派来的奸细，愤怒之下，李定国亲手斩杀了这个“大仙”，但宝贵的时间已然流逝，战机尽失。

南明军队出师后，不幸遭遇持续暴雨天气，本就低迷的士气进一步受挫。加之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军纪严苛，劳役民众，限时完成任务，使百姓苦不堪言，民心渐失。

实际上，即便在清军攻占贵阳之后，南明仍有希望逐一击破分散于贵州各地的清军。然而，由于李定国一再拖延战机，清军得以休整并重新集结，最终形成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势如泰山压顶之势。至此，南明军队只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清军方面，信郡王多尼率领主力部队从贵阳出发，经关岭直逼昆明，作为中路；

卓布泰则从广西永顺出发，经安隆和都匀，自黄草坝方向进军昆明，为南路；

吴三桂一路由遵义出发，取道水西（今黔西），经七里关前往昆明，构成北路。

洪承畴与罗托坐镇贵阳，负责居中调度与全盘指挥，为入滇大军提供稳固后方支持。

清军各路约定于十二月会师昆明。其中，中路进展尤为顺利，迅速抵达鸡公背。守将冯双礼与祁三升接连战败撤退，致使清军顺利占领曲靖。

清军南路在泗城土司的协助下，于罗炎渡口找到了南明军队为封锁江面而沉入水中的船只，并迅速修复后连夜渡河，借道向安龙发起进攻。

李定国得到消息后，亲率三万大军前去救援，在战斗中一度占据上风。然而，突发的山火改变了战局，借助北风之势，清军猛烈进攻，使得李定国的部队逐渐陷入劣势。

后来得知，清军的向导竟是原属孙可望麾下的康国臣，这令李定国深恐军中旧部临阵倒戈，因此惊慌失措，连连后撤至北盘江，并焚毁桥梁断绝退路以求脱身。此役惨败，导致其治下的军民家属二三十万人沿路被杀，南明主力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清军南路军由此从普安州（今贵州盘县）顺利进入云南。

与此同时，北路清军由吴三桂率领自遵义出发，行至七里关时遭遇南明白文选部的顽强阻击。此地两岸高山耸立，水流湍急，堪称天险。但吴三桂在当地少数民族向导的带领下，绕过正道从小径直取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从而掌控了七里关的战略要道。

随后，中路清军也及时赶到，白文选腹背受敌。在混乱之中，南明军队仓皇撤离。最终，三路清军成功在曲靖会师，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昆明。

当李定国等将领的战败消息传到朝廷时，永历帝焦急得掉下了眼泪。几年来四处流亡，好不容易在昆明过上了稍微安定的生活，如今又要再次踏上逃难的旅程。虽然撤离昆明已是必然，但往哪个方向撤退，却让永历朝臣们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有大臣提出先前往建昌的策略。那里粮草充足，可以作为暂居之地，再进入嘉定养精蓄锐。如果清军攻势猛烈，还可以乘船沿江而下，转向重庆方向，与夔东十三家的残余力量会合，凭借蜀地天险，图谋反攻荆襄地区。经过慎重考虑，永历帝和李定国都同意了这一方案。

然而，奸臣马吉翔与其弟弟马雄飞以及女婿杨在却另有打算。他们担心入蜀后无法控制永历帝，可能会面临清算。权衡利弊后，他们决定联合起来，试图说服李定国的心腹谋士金维新。

金维新是云南本地人，自然不愿离开故土。几人一拍即合，由金维新出面劝说李定国改变计划，转而向滇西撤退。

马吉翔等人盘算着，若清军追击不紧，可以在滇西辗转躲避；一旦情势危急，则可逃入缅甸避难。对此，黔国公沐天波也表示赞同，他认为自己能够掌控云南一带的地方势力。于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李定国改变了原本的计划，率军向滇西撤退。

实际上，李定国曾打算向湖南、广西方向撤退，但受到金维新、马吉翔等人的劝阻，最终选择了较为不利的路线。

撤退时，由于南明刚刚征收的秋粮充足，李定国心存仁慈，未能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反而严令各营不得焚毁余粮，以免清军报复云南百姓。这一决定却让清军如虎添翼，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清军进入昆明时，未遭遇任何抵抗，仿佛凯旋般进城。留守的南明朝臣大多投降清朝。

昆明的撤退显得仓促混乱，永历君臣狼狈不堪。得知皇帝向偏远地区撤退后，许多朝臣深感失望，包括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在内的高官以及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坚定支持者，纷纷中途离开，隐居避难。

在逃亡途中，他们度过了新年。1659年正月初四，永历帝抵达永昌，总算得以稍作喘息，但身边随行官员已寥寥无几。永历帝对西撤之举深感后悔，但又不便责备李定国，只能以自己的名义颁布《罪己诏》。

李定国对此也充满愧疚，上疏请求自削官职。然而，这些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于事无补。不久，白文选驻守的玉龙关失守的消息传来，清军逼近。永历帝只能再次带领众人逃往腾越（今云南腾冲）。

吴世璠（吴三桂之孙）率领的清军逐渐逼近，磨盘山之战本可能是南明军队扭转局势的关键一役。如果当时没有叛徒告密，李定国或许真能取得一场决定性的大胜。

李定国率部渡过潞江（怒江）后，在磨盘山凭借险峻地形部署了精妙的伏击计划。他安排了三路人马埋伏，并布设大量地雷，打算利用清军骄傲轻敌的心理，引诱他们进入伏击圈后首尾夹击，一举全歼吴世璠的部队。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清军即将完全进入埋伏圈时，李定国麾下的参军卢桂生突然叛变，将详细计划泄露给了吴世璠。得知真相的吴世璠惊出一身冷汗，立刻下令前军停止前进，下马搜寻隐藏的南明伏兵。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打乱了李定国以号炮为信号的作战部署。原本精心设计的伏击战变成了零散的遭遇战，南明军队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有效的配合。无奈之下，李定国只能仓促应战，与清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杀。

双方在磨盘山上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伤亡都极为惨重。但由于兵力上的劣势以及计划被破坏，李定国最终不得不带领残余部队撤退至孟定。

为了避免暴露永历帝的行踪，李定国选择了一条较为隐蔽的退路。虽然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皇帝安全的考虑，但也间接导致永历帝失去了主力部队的保护，成为一支孤立无援的小队伍。

随着磨盘山一战的失利，南明军队士气受挫，各部纷纷溃散，再也难以组织起有规模、有建制的有效抵抗。这场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南明政权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逐渐破灭。

永历帝率众南逃时，起初并不知晓李定国在磨盘山战败的消息，依然按原计划白天赶路、夜晚休息。突然间，总兵杨武慌乱而来，告知战败详情，并称清军追兵已近在咫尺。永历君臣闻讯大惊失色，不敢稍作停留，连夜疾行，奔波了大半宿后却因慌不择路而迷失方向，在山谷间反复徘徊。

混乱中，杨武竟率领残部趁夜色打劫，肆意掠夺永历帝及其随行人员的财物，满载而归。见此情景，另一名护驾将领孙崇雅也起了贪念。次日，他公然带兵抢掠，不仅掳走大量财物，还造成多人伤亡。得手后，孙崇雅带领部下扬长而去。永历帝身边的侍从或被杀、或被抢，更有不少人趁乱逃散。

数日后，正月二十八日，最后一批护送永历帝的数百名士兵，在靳统武的带领下不愿继续前往缅甸，转而掉头追赶李定国。面对身边人员或叛逃或离散的局面，永历帝在马吉翔等人的建议下，最终决定经铁壁关进入缅甸避难。

收到消息后，缅甸方面派代表前来交涉，称：“天王（指明朝永历帝）远道而来，我方深感敬重。为表诚意，请随行官员及以下人员入关时勿携带武器。”

当时，永历帝的随从文武合计仍有两千余人，大多数人坚决反对缴械，纷纷表示：“猛虎之所以威震百兽，全因其有爪牙。若我们解除武装，对方必定心生歹意！”

然而，马吉翔却厉声呵斥众人，坚持要求缴械。无奈之下，众人只得解下弓刀盔甲，堆积于关前，弃置如山。最终，永历帝及其随从赤手空拳进入缅甸。

实际上，如果杨武、孙崇雅二将未叛变，靳统武未离去，三人率数千精兵武装护送永历帝入缅，则当地势力断不敢轻易加害。

抵达芒漠后，沐天波与大臣王维恭、典玺太监李崇贵等人商议，拟派遣数人护送太子前往茶山。如此一来，既可借助太子之名在外调兵遣将，又可为入缅的永历帝提供声援，避免祸事发生时皇帝与太子同时遇险。此议虽获永历帝同意，却因皇后反对而未能施行，最终不了了之。

二月二十四日，缅甸国王派遣使者前来，邀请南明大臣渡河商议事务。永历帝派遣马吉翔的弟弟马雄飞与邹昌琦两人前往会面。

渡河之后，缅王并未亲自接见他们，仅通过翻译传达信息，询问了许多关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明朝国事。然而，这两人对历史知之甚少，无法给出详细的回答，这让缅方对他们颇为轻视。此外，他们带来的永历敕书上所盖的皇帝玉玺，被缅人拿来与万历时的敕令进行比对，发现永历的玉玺形制略小，因此怀疑其真实性。

幸好，两人还携带了盖有黔国公印文的文书。缅方对比后发现，这份文书上的印文与以往明朝文书上的印文完全一致，这才确认文书的真实性。

自万历二十二年起，明朝曾联合暹罗计划夹攻缅甸，导致两国关系逐渐恶化，此后往来稀少，贡使断绝。因此，缅方手中仅存有万历时期的明朝御敕与文书，双方长期没有交流。而如今大明皇帝流亡至此，自然让这个小国之君心生幸灾乐祸之意，并萌生歹念。

对于南明遗臣而言，缅王自称为“金楼白象王”，但实际上，他不过是在大明朝时归黔国公管辖的“缅甸宣慰使”。

早在万历元年，缅王曾一度自称“西南金楼白象王”，但在正式公文中仍尊称明朝皇帝为“天皇帝”。即便如此，他的这一自称当时便已引起大明朝的不满。如今，时过境迁，缅王再次故技重施，试图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面对流亡至此的南明帝室，缅王确实有了更多资本表现自己的傲慢。到了三月，黔国公沐天波与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等人，不得不邀请马吉翔等人在树荫下集会商议国事——因为此时已经没有足够体面且宽敞的房间可供大臣们开会。

会上，沐天波直言不讳地说道：“缅酋对我们的态度日益恶劣，我们应当尽快离开此地返回故土，或许还能避开潜在的危险。”

然而，马吉翔却毫不迟疑地回应道：“如果你们执意要走，那就请便吧！皇上和三宫六院都交给你们处理好了。至于我，从今以后不再参与复兴国家的任何事务。”

听到这番近乎要挟的话语，在场众人一时陷入沉默。大家面面相觑，长叹连连，最终只能无奈散去。

事实上，彼时率军深入缅甸亚哇地区的白文选部距离此处不过六十里之遥。他们正四处搜寻永历帝的下落，因久寻未果而焦躁不安，甚至开始在当地烧杀抢掠。倘若永历朝臣能够稍加振作，主动派人打探消息并与白文选取得联系，或许便能绝处逢生。可惜的是，这一切终究未能实现。

1661年3月17日，通过陆路跟随永历帝的朝廷大臣和随从人员陆续抵达阿瓦城外，并在河对岸集结。他们走陆路的速度，竟然比永历帝乘船还要快。

缅王对此心生疑虑，对身边的人说："这些人陆陆续续聚集到这里，看起来不像单纯的避难者，反而像是有所图谋。"

出于怀疑和不安，缅王下令派遣军队四处行动，突袭了刚到不久的永历帝随行队伍。在随后的混乱中，发生了烧杀抢掠的惨剧，数百名南明官员和随从被杀害，还有几位大臣在慌乱中选择自尽。

到了4月，缅甸方面派人通报，称有一支由咸阳侯祁三升率领的南明军队正从芒蛮方向赶来迎接永历帝。马吉翔闻讯大怒，立刻派遣锦衣卫军官携带敕令前往芒蛮，命令祁三升撤退。

由于有皇帝的正式敕令，祁三升不敢违抗，只能含泪撤军。他们之所以退却，是因为明确收到了皇帝的旨意，若不遵从，原本正当的迎驾行动就会被误解为逼宫之举。

随后，马吉翔伪造了多份永历帝的敕令，交给缅甸官员分发至各处关卡。这些敕令的内容大致相同："朕已前往福建方向，请将所有进入缅甸的明朝军队全部剿灭！"当时，李定国已经派出了多支部队，在缅甸境内四处搜寻永历帝的下落。

缅甸各地的守军凭借险要地形据守，这激起了南明官兵的强烈愤怒。他们在千里范围内展开搜寻，沿途烧杀抢掠，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随着寻找永历帝的努力一次次落空，南明军队的愤怒与日俱增。

5月10日，永历帝率领一行人乘船抵达亚哇城，并在河对岸扎营。此地之前已有明朝陆路官员先行到达并居住过，留下了十几间草房，这些现成的房屋便成为了永历帝的“行宫”。

至于随行的文武大臣们，则各自带领家人四处砍伐竹木，搭建临时的茅草棚作为居所。

此时的永历帝，身边兵力十分薄弱，每天只有大约百名没有武装的士兵负责“守卫”这座简陋的“行宫”。

两天后，缅王派遣使者送来了大量的土特产作为“贡品”。永历帝心知肚明，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易，于是赶紧用不少金银器物进行“回赐”。这种以黄金换取安全的做法，早已不再是昔日天朝上国的体面象征，而是落难皇帝为自身安危所做的无奈之举。

缅王之所以表面上对永历帝礼敬有加，是因为南明溃军侵入缅甸境内时，永历帝的敕令对他们仍有极大的约束力。因此，永历帝实际上成了缅王用来保护自己的“人质”。正因深知这位大明皇帝的价值，缅王更加严密地封锁消息，竭力阻止南明军队找到永历帝及其随行人员的下落。

南明军队虽在清军打击下失败，但在缅甸境内生存并非难事。安定之后，许多缅甸妇女带着日用品和必需品进入南明君臣所在的竹城，摆摊做生意。

永历帝的随行大臣们逐渐安于现状，不再穿官服，而是身着便衣，赤脚提篮，坐在地上与缅甸妇女谈笑风生、讨价还价，过得逍遥自在。一些官员甚至花钱买酒，大醉喧哗，豪赌狂博，完全失去了天朝大臣的体面。

为永历帝一行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大理人，他私下对人感叹：“当年入关时，如果大明君臣不放下武器，至少还能自卫。如今他们手无寸铁，又废弃了中国的礼仪制度，看来不会有好结果了。”

在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里过了三个多月。

八月十三日，缅王派人请沐天波渡河商议事务。黔国公沐天波原本是缅甸宣慰司（缅王的明朝官职）的上级，现在却被缅兵强迫，梳起椎髻、赤脚而行，按照缅甸礼节“参拜”缅王，成为缅王向各地土司炫耀的工具。同时，他还被通知，中秋将至，明朝君臣需要向缅王送礼。

曾经风光无限的沐天波，犹如高飞的凤凰，如今却落魄到要向缅王低头下拜，甚至被勒索。回想当年，他富贵显赫，西南地区无人能及，连缅王送上金山银山也难以攀附。然而世事无常，如今他却不得不忍辱负重。

回到驻地后，沐天波含泪向众人解释：“我屈身下拜土王，实属无奈之举，只为保全皇上和大局。若我当时反抗，对方必定派兵加害，希望诸位能够理解我的苦衷。”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死守礼教的礼部官员上奏弹劾沐天波“贪生怕死、辱没国家”，指责其“有失大臣之礼”。永历帝看到奏疏后，又气又笑，最终选择将奏疏扣留不发。此时大明王朝已如风中残烛，众臣却还在内斗不止，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中秋佳节本是团圆之日，但对永历帝来说，却是痛苦难熬的时光。不仅复国无望，他自己还患上了严重的腿伤，伤口感染化脓，日夜呻吟不止。肉痛与心痛交织，这位末代皇帝的处境可谓悲惨至极。

然而，奸臣马吉翔与太监李国泰却对此置若罔闻，整日沉迷于饮酒豪赌之中。尤其绥宁伯蒲缨的住所紧邻永历帝的“皇宫”，成为他们赌博狂欢的聚集地。喧闹声此起彼伏，吵得永历帝彻夜难眠。

忍无可忍之下，永历帝派人掀掉了蒲缨茅草棚的屋顶，试图制止他们的行为。然而这群人毫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喧哗之声更加剧烈。面对这样的局面，永历帝也只能徒呼奈何，内心更加凄凉无助。

在中秋佳节这一天，尽管能够听到茅草棚内永历帝因腿伤而不断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但马吉翔与李国泰二人却丝毫未受影响，依旧兴致勃勃。他们唤来随行的梨园艺人黎应祥，要求他为自己表演节目。

黎应祥虽为一介戏子，但目睹此情此景亦感到悲从中来。他含泪说道：“皇上龙体欠安，行宫就在眼前，此时此刻，作为臣子又怎能忍心在此欢歌笑语？即便是死，我也不敢接受这样的命令！”

此言一出，马吉翔等人顿时怒不可遏，他与弟弟马雄飞等人借着酒劲起身，拿起马鞭对黎应祥一顿毒打，致使其血流满面。

没过多久，马吉翔与李国泰便前往拜见永历帝，大声抱怨财政困难，索要所谓的“俸禄”。永历帝听闻后大为震怒，用尽全力呼唤典玺太监李国用，命其将“皇帝之宝”销毁并分发给众臣。

李国用听后连忙叩头，表示自己不敢遵从此诏令。

然而，马吉翔与李国泰却不容分说，直接从李国用手中抢过象征皇权的大印，在永历帝面前将其砸碎，并按照份额瓜分了那枚金质御玺。

秋收结束之后，缅甸民众送来了几担新谷物，然而这些物资全都被马吉翔截留，并私下分给了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随驾总兵邓凯见状挺身而出进行斥责，结果遭到马吉翔及其手下的一顿毒打，最终被打成了跛子。

关于永历帝在缅甸期间的所有详细经历，主要记载于两本笔记之中，一本名为《也是录》，另一本则是《求野录》。这两部著作均出自那位受伤的总兵邓凯之手，可视为“亲历记”，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邓凯在记录时并未使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后来的一些学者对此缺乏深入了解，常常将这两本书与一般的野史和小说混淆。

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失败后，身边仅剩一千多名残兵。他向各地发出檄文，试图召集南明余部，却无人响应。

这一小队人马在云南边境艰难跋涉，士兵缺粮，战马无草，处境十分凄凉。就在此时，南明庆国公贺九仪率领部队从广西南宁渡江而来。这支军队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不大，与李定国会合后，明军总兵力迅速扩充到一万余人，士气得以恢复。

李定国率军攻占了孟艮（今缅甸景栋）。此地物产丰富、粮食充足，吸引了不少溃散的明军残部前来归附。

然而，在军力逐渐恢复的情况下，李定国却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杖杀了庆国公贺九仪。起因是清廷秘密派人前来招降，贺九仪接待了来使。

但实际上，贺九仪并无真心投降清廷之意。否则，他也不会从南宁长途跋涉至缅甸与李定国会合。

李定国痛下杀手的主要原因在于门派之争，因为贺九仪曾是孙可望的旧部。贺九仪被杀后，他的部下心生寒意，满腹怨言，不少人带着武器逃离。

李定国担心这些逃走的明军会引来清朝大军进攻，于是急忙烧毁孟艮城，率领剩余部队前往木邦缅甸，与白文选的部队会合。两人会面后，宰牛歃血为盟，决定攻占缅甸，迎回永历皇帝。

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李定国和白文选的联军在锡波大败缅甸军队。听到李定国和白文选率领两万人来攻的消息，缅王并未感到极度惊慌，他派遣大将牙稞，集结十五万大军，在锡波江边扎营，准备与明军决战。

双方实力悬殊极大。缅甸军队的数量是南明军队的十倍以上。而且，缅军拥有一千多头战象，枪炮齐备，阵势绵延二十多里，隔岸喧嚣，喊杀震天。

相比之下，明军由于之前与清军作战失利，完全没有重武器，只有长刀、长枪等简单装备，近三分之一的士兵手中的“武器”只是一根木棍。然而，哀兵必胜。

趁着缅军放松警惕之时，白文选率领明军抢先渡河，抢占先机。随后，李定国带领部队从侧翼发起猛烈攻击，一举将缅军打得溃不成军。战场上尸体遍布，河流中漂浮着众多尸体，缅军伤亡惨重，超过万人被杀，甚至连缅军主将牙稞也在混战中丧命。

残余的缅军见大势已去，慌忙撤退至密林深处，并在一夜之间全部逃散。

明军稍作休整后，顺利渡过锡波江，直逼缅甸都城亚哇。缅方惊恐万分，再也不敢与明军正面交锋，只能龟缩城内固守。

由于永历帝仍被缅人扣押，李定国和白文选不敢贸然行动，于是派人向永历帝传达消息，希望皇帝能下达敕令配合行动。然而，永历帝此时如同困兽，完全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僵持数日后，明军在江面上搭建浮桥准备强攻，却被缅军再次破坏。加之粮草短缺、疾病蔓延，明军无力长期驻留，最终只能遗憾撤退。

这次营救永历帝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实际上，当时白文选所率的明军距离永历帝的驻地仅六七十里之遥。

三月时，出于义愤，沐天波与王启隆的几位家人秘密谋划，打算诛杀马吉翔等人，并劫持皇太子离开缅甸以图光复明朝。然而计划泄露，马吉翔派遣手下锦衣卫人员将参与策划的人都抓获，并用石头砸死（当时他们手中并无武器）。

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内发生政变。缅王的弟弟杀害了自己的兄长，自立为新王。这场宫廷政变的起因实际上也与永历帝有关。

自从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南明军队多次深入缅甸境内，导致缅甸士兵和百姓大量伤亡，几乎损失了一半。许多缅甸大臣责怪缅王说：“正是因为国王迎永历帝入国，才招致了战争灾难！”

缅王反驳道：“我迎接的是皇帝，而不是贼寇。明朝士兵扰民是他们的行为，不能算在皇帝头上。”由于上下之间的猜忌，缅王的弟弟趁机联合众臣，将哥哥绑在藤椅上扔进江中淹死，然后自立为新王。

弑兄自立之后，缅甸新王派人向永历朝廷索要“贺金”，以庆祝他登位。

然而，永历帝身边根本没有足够的财物作为贺礼，而且他认为这个新王得位不正，于是选择装作听不见，不予理会。在懵懂之中，永历君臣并未意识到一场大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吴三桂驻守云南后，早有称霸一方、自封“云南王”的野心。正是由于他的不断请求与坚持，才促使北京清廷最终下定决心将永历帝抓捕归案。

实际上，当永历帝逃亡至缅甸的偏远地区时，清廷已将其视为无力复燃的残余势力，打算放弃进一步追剿。

然而，吴三桂却紧咬不放，迅速上奏《三患二难》疏，极力主张清廷必须擒拿并处死永历帝。

所谓“三患”，吴三桂在奏疏中详细阐述如下：

永历帝虽流亡缅甸，但其麾下李定国、白文选等将领仍盘踞于三宣六慰及孟艮一带，借助永历帝之名蛊惑人心。若不在清廷威势正盛之时大举出兵缅甸，彻底铲除这股残余势力，一旦他们站稳脚跟，重整旧部，极可能伺机侵扰边防，企图东山再起。届时清军抵达，他们便退避隐匿；待清军撤退，又卷土重来，反复滋扰，永无宁日。此乃边境门户之患。

西南土司本就反复无常，唯利是图。若清军按兵不动，逆党可能借永历帝之名号召周边各蛮族，以高官厚禄为诱饵，煽动叛乱。一旦发生类似昔日沅江事件的情况，整个西南地区恐将烽烟四起，陷入动荡。此乃肘腋之患。

至于那些投降清朝的明军官兵，虽已被陆续安置，但表面归顺未必真心臣服。永历帝尚存于缅甸，难免令他们心存牵挂。若边境告急，这些人很可能乘机生变，威胁内部稳定。此乃腠理之患。

综上所述，吴三桂以“三患”为由，极力劝说清廷采取行动，彻底清除永历帝及其残余势力，以绝后患。

所谓的“两难处境”，吴三桂详细阐述如下：

如今云南地区军队云集，粮草需求巨大，只能向民间征集。各省的银两解送一再拖延，难以接济。即使有银两运抵云南，用于采购物资也远远不够。百姓家徒四壁，市场米价飞涨，公私均陷入困境。筹集军饷之艰难可见一斑。

此外，凡需采购粮草，都要由民间负责运输交纳。如此年复一年，民力几乎全被用于官府粮草运输，农田耕作因此荒废大半，百姓失去生活希望，势必逃亡。要恢复民生谈何容易。

基于此，吴三桂得出结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出兵，尽早平定全局。如果能彻底清除外部威胁，就能确保边境安宁，地方势力不再心存疑虑，投降者不再观望，百姓也能得到喘息机会，可谓一举多得。我认为这是当前最佳方案，恳请朝廷采纳。

清廷经过慎重考虑后，拨款数百万两白银，并派遣内大臣爱星阿率领八旗精锐部队前往云南，协助吴三桂展开军事行动，旨在全面剿灭西南地区的南明残余势力。

此时缅甸新王正因未收到永历帝的贺礼而心怀不满，同时又收到吴三桂等人发来的威胁信件（此前洪承畴已向缅王兄长发送过类似信函，警告“留匿一人累及全国”）。

权衡利弊之下，缅王及其大臣决定对永历帝一行采取行动。他们先派人通知永历帝：“贼寇已退，缅甸得以安宁，请天朝大臣过河，饮咒水盟誓。”沐天波认为缅甸人不可信，主张拒绝前往。然而马吉翔、李国泰却极力催促，认为缅甸人重视誓言，喝了咒水后可保长久平安。

1661年七月十九日，永历皇帝麾下的大臣们几乎全体出动，渡河前往者梗参加盟誓仪式。而永历帝的“行宫”内，只剩下总兵邓凯与十几个老弱残兵在“护卫”着病体缠身的皇帝。

邓凯之所以能侥幸留下，主要是因为他的腿被马吉翔打伤致残，行动不便，因此未能随行。众大臣刚抵达盟誓地点，便被三千缅军重重包围。

每三十名士兵负责捆绑一名大臣，动作迅速且毫不迟疑，随即按倒在地斩首。马吉翔、王维恭、李国泰等二十三位大臣及其随从数十人皆惨遭杀害。

原本缅王并不打算杀害沐天波，还特意派人将他架出（意图将这位沐爷连同永历帝一起献给清朝以邀功）。

然而，沐天波却奋起反抗，夺过缅兵手中的刀，接连击杀数人，最终仍被乱兵所害。仅有几名锦衣卫官员侥幸逃脱，奔回岸边的“行宫”报信。

永历帝听闻变故后惊恐万分，一度想要自缢以求解脱，却被邓凯劝阻：“皇上若去，太后何人照料！”于是，永历帝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缅兵在屠杀完大臣与随员后，迅速冲向岸边的永历帝行营，蜂拥而入，大肆搜刮劫掠，将南明残余的大臣物品洗劫一空。之前侥幸躲藏于永历帝床底下的几名明朝随员也被搜出，并当着永历帝的面残忍杀害。

在极度的恐惧与混乱中，永历帝的两位嫔妃以及众多大臣的妻女纷纷选择在树间自缢，场面极为凄惨，正如邓凯《也是录》所描述的那样，“累累如瓜果然”。

缅兵将永历帝、太后、皇后、皇太子等共计二十五人驱赶到一个小屋内囚禁，并派重兵看守。当时的南明临时驻地宛如人间炼狱，尸体遍地，悬挂在树上的遗体触目惊心。

不久之后，缅兵把永历帝等人转移至沐天波的旧居关押。南明的大臣几乎全部遇难，仅剩下一些家属、仆役和宦官，共三百四十余人，他们被挤在一座竹楼内，哀嚎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两天后，永历帝才得以返回原来的“行宫”。

然而，这里早已物是人非，地上还残留着斑斑血迹，屋中的财物却已荡然无存。二十五日那天，缅王派遣使者送来了一些银两物品，表面上对永历帝进行慰问，并试图解释杀害众臣的原因：

“我不过是小国之君，本无意伤害诸位大臣。只因天朝各营兵马屡次侵入我国边境，残害百姓，激起民怨沸腾，众人联合起来报复，这才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希望皇帝陛下莫要对我国怀恨在心。”

此时的永历帝因惊吓过度而病倒，连说话的力气都已失去，只能微微点头，向缅王的使者表示回应。

不久之后，营中爆发了传染性疾病，幸存者大多未能幸免，死亡人数过半。残余人员试图逃离，缅人虽未在营地加以阻拦，却常常在途中设伏，待这些人逃至半路时便突然拦截，不仅抢夺财物，还将他们尽数杀害，无一幸免。

永历帝的大臣遇害后，白文选闻讯，再度率兵深入缅甸，意图救援。

然而缅军早已严阵以待，白文选最终因敌方有备而来而功败垂成，只得撤退回师。在退兵途中，部将张国用等人突然反叛，挟持白文选退守云南。

吴三桂得到消息后，迅速派遣先前投降清朝的原明将马宝等人前去劝降。面对众叛亲离的困境，白文选孤立无援，在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投降。于是，这支原本由四千多人组成的南明队伍，最终也成为了清朝的降军。

十六年的颠沛流离，让永历帝朱由榔满头白发。当得知吴三桂率清军进入缅甸时，这位刚过四十的明朝遗君内心充满恐惧。他仍天真地希望这位昔日的大将能念及旧情。

在凄风苦雨中，永历帝提笔写下血泪斑斑的亲笔信：

吴将军，您曾是大明的股肱之臣，崇祯皇帝对您恩重如山。当年您为父报仇，举兵讨伐李自成，何等壮烈！可叹后来您借力清朝，表面复仇，实则助纣为虐。如今南方故土尽失，我这个亡国之君只能寄身蛮荒。

您不远千里追击至此，究竟为何？莫非真要赶尽杀绝才能彰显您的功业？试问天下之大，难道容不下我这孤家寡人吗？您为清朝效力，却毁我宗庙，斩我血脉，于心何忍？

将军啊，您以为这样做是明智之举？殊不知正中清朝下怀。他们怎会真的信任一个背弃旧主的人呢？千秋史册，必将如何评价您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已是孤家寡人，生死全凭您一念之间。若您肯网开一面，留我一线生机，使我能在天涯海角苟延残喘，也不负先帝对您的厚恩。

这封信不仅是为自己求生，更是点破吴三桂的处境：一个连旧主都敢背叛的人，新主子又怎能真心相待？历史将如何评判他的选择？

信中字字血泪，句句哀婉，即便铁石心肠之人也会有所触动。

1660年末，吴三桂率领的大军驻扎于江边，阵势浩大。缅王闻讯后惊恐万分，急忙派遣使者带着十六个盛满贡品的金盘前往清军营地以示诚意。

然而，吴三桂并未与缅王使者多做寒暄，直接表明立场：若想免遭清军渡江屠城之祸，必须立刻交出永历帝。

缅王听后心急如焚，迅速遵从吴三桂的要求。他派人前往永历帝处，谎称李定国率数万兵马再度来袭，并坚持要见皇帝。

不等永历帝反应过来，几名缅兵便将他架在一张竹椅上匆匆抬走。

一路上，永历帝的嫔妃和宫女哭声震天，她们踉踉跄跄地步行了五里多地，最终来到江边。那里，一艘大船早已停靠等候。

永历帝及其随从全都被押上大船。抵达对岸后，一名壮汉走近，背起永历帝径直向岸边走去。

当时，永历帝还以为此人是李定国麾下的将士，便问道：“爱卿你是何人？”

那人回答道：“我是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至此，永历帝才意识到自己已落入吴三桂的清军手中。他没有像弘光帝那样失态咬人，只是沉默不语。事已至此，他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永历帝被吴三桂俘获后，吴三桂带着胜利的成果班师回昆明。昆明城中的百姓得知永历帝被抓的消息，无不悲痛万分，泪流满面。

清廷闻讯大喜过望，立刻向全国发布文告，宣告明朝皇帝已被擒获的消息。

永历帝被囚禁在吴三桂的大营中，许多清朝的汉族官员和将领出于好奇纷纷前来探视。尽管沦为阶下囚，但永历帝依旧保持着帝王的威严与庄重，使前来探视的清军将士不自觉地向他下拜或叩首。

吴三桂也亲自前来探望。据《行在春秋》记载，吴三桂初见永历帝时仅作长揖而未下拜，静默站立许久。永历帝虽无法辨认清朝的官服颜色，但察觉到此人气质与众不同，便询问他是谁。没等多问几次，吴三桂竟像是被某种力量驱使一般，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久久不能起身，声音微弱如同来自地底的鬼魂般回答：“臣吴三桂来见。”

史书上常有记载说永历帝对吴三桂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但这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期处于逃亡状态、一心只想保命的永历帝不太可能去责备掌握着自己生死大权的人。两人交谈良久，永历帝或许表达了希望回到北京为祖宗守陵的愿望。在此过程中，吴三桂始终跪在地上回应，汗流浃背，脸色苍白如死灰。

对于吴三桂在永历帝面前的表现，人们通常仅从表面意义去理解，认为他是被永历帝威严庄重的帝王气度所震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吴三桂并非粗鲁莽撞的武夫，而是一位饱读诗书、深谙儒家经典的儒将。他的家族世代蒙受明朝恩泽，面对眼前这位象征朱明皇室血脉的君王，其内心必然承受着巨大的道德与道义压力。

因此，吴三桂应是一个具备历史意识的人，他能够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罪孽，并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个身着龙袍的傀儡，而是近三百年朱明王朝“皇恩浩荡”的具象化象征。

自那次会面之后，直至篦子坡行刑，吴三桂再未踏足永历帝面前。这种回避背后，既有负疚感，也有深深的罪恶感，甚至夹杂着类似侯景见梁武帝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敬畏与恐惧。

值得一提的是，永历帝身边的侍卫总兵邓凯曾借机觐见皇帝，跪地恳求：“局势至此，望陛下以烈火之志殉国，为臣随后必将追随陛下于九泉之下！”邓凯实际上是在劝说永历帝自杀以保全国家尊严。此

前，在咒水之盟后，他曾阻止永历帝自尽；而今，眼见大势已去，他又转而劝永历帝仿效崇祯帝，以壮烈的方式终结生命，为社稷死得明白、死得荣耀。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本性怯懦的永历帝开始珍惜自己的性命。他以太后和母亲为由推脱，并且说道：“洪承畴、吴三桂都曾受过大明皇室的恩惠，想必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然而，这位朱家子孙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

洪承畴与吴三桂这两位降臣，正因背负着忘恩负义的愧疚感而备受折磨，反而会采取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旧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眼不见，心不烦，如此一来，他们便能永远保住自身的荣华富贵。

邓凯见劝说无果，只能黯然离去。这位志士颇具气节，拒绝为清朝效力，最终选择隐世修行，遁入空门成为僧人。

清朝大军凯旋抵达昆明后，吴三桂允许部分前明官员觐见永历帝。不过，这并非出于宽大的善意，而是清廷的一项攻心策略，旨在让那些前明官员亲眼见证故主的下场，彻底断绝恢复明朝的希望。

没过多久，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上演了。前明大臣龚彝，曾经为孙可望效力，并“婉拒”了永历帝赐予的官职，此刻却换上了一身明朝大臣的朝服。他命随从抬着一桌丰盛的酒菜，大张旗鼓地来到永历帝被拘押的地方，声称要觐见皇帝。

守卫自然不肯让他进入。龚彝高声喊道：“君臣之义，天下皆同。我来拜见旧主，为何阻挡！”喧哗之间，消息传到了吴三桂那里。

吴三桂略一思索，便下令允许龚彝进见永历帝。于是，龚彝进入了都督府的大堂，在众多士兵的监视下，永历帝被搀扶着落座。

龚彝的到来让永历帝感到十分意外。当初永历帝第一次由李定国等人迎入昆明时，龚彝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称受“秦王”（孙可望）厚恩，拒绝接受永历帝的任命，因此遭到群臣的谩骂和指责。

然而，如今那些昔日高呼忠义之人早已不见踪影，唯有龚彝前来相见，这让永历帝感慨万千，心中百感交集。

龚彝伏地痛哭，行了一整套参拜之礼后，斟满一杯酒，跪着将酒爵呈递给永历帝。永历帝悲从中来，泪流满面，表示自己无法饮酒。龚彝再三劝说。

最终，永历帝离席而起，在感动之下接过龚彝递上的酒爵，连饮三杯。

龚彝再次行礼，随后突然高声说道：“皇上保重，臣先走一步！”

话音未落，他便疾步奔向一根柱子，猛地撞上去，当场气绝身亡。

事件发生得十分突然，永历帝与周围的侍卫都措手不及，只能眼睁睁看着龚彝在眼前惨死。

永历帝急忙跪下，抱住龚彝的尸体痛哭，几乎晕厥过去。这位龚爷，是他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位于明朝忠心耿耿、身着明服明冠的大臣。

此事不久后，又有一些汉八旗中的中下级军官秘密联合，计划劫持永历帝，打算将其护送至峡西重新建立国家。然而，计划泄露，数千人被牵连杀害。

为了确保自身立场稳固，吴三桂上书请求在昆明直接处决永历帝。这位手段残忍、心思深沉的吴三桂，为向清廷展示自己的“忠诚勇敢”，竟执意采用斩首的方式将永历帝及其年仅十二岁的太子分尸，令其身首异处。

最终，就连与他并肩作战的满族将领爱星阿和宗室贝子卓越罗都于心不忍，劝说道：“永历帝也曾是一国之君，给他留个全尸不过分吧。”正是这两位满人的求情，才使得永历帝在被执行时得以保全身尸而亡。

1662年，即永历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在昆明篦子坡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杀，终年四十岁。同日遇害的还有他年仅十二岁的儿子。

行刑前，永历帝沉默不语。而他的太子虽年纪轻轻，却表现得十分英勇，对着监斩的吴三桂怒斥道：“逆贼！我大明何负于你？我们父子与你有何深仇大恨，你要如此残忍地加害于我们？”

随着弓弦收紧，太子发出最后一声悲愤的控诉。

目睹这一幕，吴三桂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之色。或许此刻，他内心也泛起些许波澜，但更多的还是对清朝的效忠之意。

为表忠心，吴三桂下令将永历帝父子的尸体焚烧，并将骨灰扬弃于荒野之中。这种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即便有杀父杀子的大仇，也不应如此绝情寡义。这位曾因“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名留青史的人物，其行为实在难以让人理解。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吴伟业创作了长诗《圆圆曲》，以华丽的笔触描绘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之间的传奇故事。诗中将年轻的吴三桂将军和美丽的歌妓陈圆圆刻画得栩栩如生。

虽然全诗篇幅较长，但其中“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句却广为流传。

然而，大多数人只记住了这一句，而忽略了背后的深意。实际上，吴伟业在这首诗中对吴三桂进行了巧妙的讽刺，尤其是结尾四句：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这几句堪称点睛之笔，直指吴三桂因美色而背弃家国的软肋。

吴三桂为了一个美貌女子不惜背叛明朝投靠清朝，最终导致其全家惨遭李自成屠杀。石河大战后，李自成在愤怒之下残忍杀害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并将其全家38口人全部处死。吴三桂虽保全了陈圆圆，却付出了家破人亡、剃发易服的沉重代价，成就了陈圆圆“一代红妆照汗青”的名声。吴伟业通过这首诗，用犀利的笔锋揭示了吴三桂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康熙十二年（1673年），曾经背明降清的吴三桂，竟然以“为明朝报仇”之名发动叛乱。这场动乱持续了八年之久，但从他起兵那一刻起，失败的命运便已注定。

永历帝遇害时，李定国正率领数千残兵驻扎在西双版纳的九龙江地区（也有说法认为是在景线，即今日泰国的昌盛一带）。

得知噩耗后，李定国悲痛欲绝，多次昏倒在地。数日后，因过度悲伤，他身染重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临终前，李定国对养子李嗣光叮嘱道：“宁可死于荒野，也绝不投降！”

然而，李定国的余部最终未能坚持到底，在李嗣光的带领下几个月后向清朝投降。

李定国虽有卓越的将才，但在战略层面却存在诸多失误。然而，当国家灭亡、君主殒命之时，他依然坚守信念，带领残部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展现了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忠贞不渝的抗清意志和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使他成为历史上一位值得敬仰的英雄人物。他的忠诚与气节，足以让后人铭记并为之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