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越关系经历了多次波折。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两国基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谊逐渐降温，尤其是在胡志明失势和越南战争后，越南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到了1984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集结了一百二十万大军威胁中国边境，企图对中国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挑衅。面对此一严峻挑战，邓公又是如何以少胜多，巧妙化解这一危机的？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历史关系复杂而深刻，跨越了多个时代和政治变迁。从1930年代起，新成立的越共便在中越边境展开革命活动，期间获得了中国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抗法与抗美的长期斗争中，中国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援助。

50年代初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迅速与北越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展开了广泛的支持。这一时期内，越南正在与法国支持的南越政权进行激烈的奠边府战役。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北越取得了明显优势，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标志着越南的暂时性南北分治。

随后美国作为新的外部干预力量，开始支持南越政府，希望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对此中国和苏联则进一步加大了对北越的支持，特别是在美越战争期间，中国派出了数以十万计的“志愿人员”到北越，提供从军械维修到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后勤支援。据估计，中国在这一冲突中的物资支出超过了100亿美元，人员伤亡达到4000人。

尽管中国的援助极大地支持了北越的战斗力，但随后的发展并未如中国所愿。首先，中苏关系的恶化和1970年珍宝岛事件使得越南在站队问题上陷入两难；其次，随着亲苏的黎笋在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上台，北越的外交倾向开始偏向苏联；再次中国1972年开始与美国和日本缓和关系，这在北越看来是对抗美斗争中的背叛。

1976年，随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格局经历动荡，邓小平尚未完全掌权，这进一步导致中越关系的恶化。与此同时，1975年南越的垮台和1976年越南的统一使得越南政府野心膨胀，开始积极地推动其在中南半岛的影响力扩张，包括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干预，这引起了中国的极大不满。

对越南来说，随着美国撤军，越南的自信心急剧膨胀，他们开始视自己为区域强国。然而这种过度自信导致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特别是其对中国领土和在南沙群岛的侵占行为，严重触动了中国的底线。

黎笋上台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右一）

由于越南的扩张野心和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加上其对中国的不敬行为，中国政府认为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教训越南，以防其在东南亚形成更大的不稳定因素。邓小平曾对比西方国家对希特勒的姑息养奸，强调必须果断行动，避免让越南的行为无法收拾。

在70年代末，越南刚从一场血腥的内战中统一，却未曾有时间修复战争的疮痍，就展开了新的军事冒险。尽管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越南人民军在黎笋的领导下却对中国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意图扩展其影响力。

此时中苏关系已降至冰点，而中美关系则正逐渐恢复。这种国际关系的变化使得越南感到被孤立，而苏联则借机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影响范围，提供大量军事援助，企图利用越南来包围中国。受苏联鼓动，黎笋政府采纳亲苏路线，大幅增强军事力量。

曾经的战争地址

在1978年的政治和军事风暴中，中越关系持续紧张。从8月开始，《人民日报》便持续发表评论，警告越南不要轻举妄动。12月25日，正值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之际，《人民日报》发布了《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社论，明确表示中国的容忍并非无限，并强调了中国对主权的坚定维护。

中国长期对越南的支援背景下，越南的挑衅行为显得尤为讽刺。越南的领导层在战略上的骄傲与自信，特别是在宣称“木棉花开之地即是越南的土地”时，表现得格外张狂，这种言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涉及广西和广东等地。

越南的军事准备始于1977年底，对抗中国的部署和战略计划充满矛盾和过度自信。越南军方深知中越边境的紧张态势，于是秘密加强军事力量，一方面忌惮中国对柬埔寨冲突的可能介入，一方面又企图迅速解决柬埔寨问题，以避免长期的两线作战。

邓公

越南的军事自信源于多年的战斗经验和胜利，尤其是其北部边境的第3师的战斗士气异常高涨，有士兵豪言壮语称能迅速推进到中国的关键城市。越南的军事领导层也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反应能力，错误地认为即便中国增派兵力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随着1978年中期越南加速边境的军事布置，越南的备战行动显示出其军事扩张的决心。越军增编陆军师，扩展空军和海军力量，显著增强其战斗准备状态。从7月起，越南开始向北部军区调派经过训练的士兵，并急速组建地方部队，形成了一支能在边境迅速部署的强大军力。

越南还特别强化了军事指挥结构，新调整的军区配置与中国边境接壤，为可能的冲突做好了全面准备。除了传统的军事力量外，越南还在边境地带大量布雷和设陷阱，增强防御深度。

炮火持续轰炸为主要手段

越军总政治局积极推动对华敌对政治教育，通过战术演练和战斗演习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整个军事体系在1978年底达到了高度戒备状态。通过频繁的军事演习和实战演练，越军试图确保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能够迅速有效地反应。

1979年2月17日，中国启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的首日，边境线上的火炮齐发，震撼了整个战场。战争指挥由两位开国上将负责，杨得志指挥云南战区，而许世友则负责广西战区。中国军队利用其火力优势，迅速突破越南防线，不到一周时间就包围了关键城镇高平。越南在高平的防御迅速崩溃，在中国军队的强势攻势下，越军节节败退。

随着高平的落入中国军手，战线继续向越南深入推进，目标直指谅山。当越南政府意识到谅山的战略位置可能成为下一个重大失守点时，急忙调遣精锐部队前往增援。战斗中越南不惜使用化学武器，试图阻止中国军的前进，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

许世友将军在对越南行动中表现出极强的决断力，他命令部队在破晓时分对谅山展开全面攻击，不留任何建筑完好。在这场决定性的战斗中，谅山几乎变成废墟，越军损失惨重。

随后中国解放军继续南下，越南南方地区几乎无力抵抗。就在中国军队一路胜利推进，看似即将进攻河内之时，中国政府却宣布战争目标已经达到，开始撤军。这一战略性撤退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有效地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与克制。

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冲突后，越南军队依然驻扎在云南和广西的关键地带，尽管存在《续议界务专条》的约束，越南并未撤军，反而加强了在老山、者阴山的军事部署。邓公在深入评估了当时的国际与区域形势之后，下达指令，要求在边境地区迅速进行军事集结，以此展示中国的决心和力量。

越南感受到潜在的威胁，迅速动员，调集了约120万兵力至山地地区，准备应对可能的冲突。面对越方的军事压力，中国边境的部队仅有3万余人，形势严峻。为了争取时间并混淆越军视听，中国军方派出了500余辆通讯车，通过大量的虚假电信号来模拟大规模军事活动，以迷惑对方。越军在频繁的电信号干扰下难以判断中国军队的真实意图，因此在老山、者阴山一带增强了防御工事。

1984年，中越边境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中国中央军委在此时选择前往前线，带领几支精锐部队和百余门大炮亲临战场，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越南方面的高度警觉。越南军方，误解了中方的意图，认为中国即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攻击。

此时越南军方立刻调动了10万士兵赶往前线，准备应对预期的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他们的到来加剧了前线的紧张气氛，越南士兵在中国军队忙碌的装备调整和布局中感到不安。此前中国军队曾在短短一个月内迅速取得了较大的战场优势，这在越南士兵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越南士兵带着极大的恐惧再次集结，而中方军队却未展开预期中的大规模进攻，而是开始了持续的炮击。越南军队原本以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前奏，炮击会为接下来的地面进攻做准备，因此他们加紧在高地上筑防，准备迎接一场可能的决定性战斗。

然而炮击并未停止，而是持续了整整20天。这场长时间的炮击不仅物理上对越军造成了严重打击，更在心理上对越军造成了重大压力。越军的士气开始急剧下降，战斗力因连续的轰炸而大幅减弱。

在炮火和持续不断的心理战术下，越南士兵耳朵嗡嗡作响，许多人因长时间的震动而耳膜受损。当炮击终于结束时，他们以为会迎来一场激烈的正面战斗，却发现中国军队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攻击行动。

邓公

这种出其不意的策略混乱了越军的部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期间虽有小规模冲突，但没有改变战场的基本态势。越南方面，由于对中国的战术布局一无所知，不敢轻举妄动，生怕触发中国的全面反击。

中国方面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充分的休整和战略调整。在四个月的充电后，中国军队精神饱满，重新发起攻势，迅速收复了老山等关键高地，并稳固了防线。越军在高地上的优势未能发挥作用，很快就被打败退守。

这一系列战术演绎显示了中国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和对心理战的精妙运用，最终使得越南军队在1989年停止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两国边境局势逐渐趋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