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图

近两百个国家代表又齐聚一堂，讨论地球和人类的未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4年生效，此后的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简称COP）在不同国家召开，讨论和谈判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2024年11月11日-22日，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闭幕日期临近，但最核心的资金议题仍未达成共识，大会很可能又要拖堂——这似乎已成为气候大会的传统（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巴库气候大会：艰难“钱”行》）。

对会场之外的普通人而言，虽已感受到气候变化与自己息息相关，但谈判桌上的议题却有着专业壁垒。各种英文缩写代表着什么，什么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发达国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为什么无法全部落实，化石能源如何逐步减少……

作为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赵英民已多次带领“国家队”穿透重重迷雾，直抵复杂议题背后的真问题。在这位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看来，应坚定落实《公约》及《巴黎协定》确立的目标、原则及制度安排，这是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根基。“全球国家仿佛同处汪洋中一叶漏水的孤舟，如果想堵住漏洞，避免船只下沉，就必须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

赵英民在巴库会场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COP29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COP29被认为是一届“资金大会”，焦点是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不少于此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但此前气候资金的进展迟缓，没有达到承诺的水平。对于新的气候融资目标，如何保障资金的落实？

赵英民：根据《巴黎协定》，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出资。打个比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履行出资义务，这是必答题；私营部门融资是选答题；其他国家自愿出资是课外题。

我跟一些发达国家气候部长说，“我们都当过学生，不可能必答题没做完，就去做选答题、课外题，一定是全做完必答题，再尽可能多做选答题，然后再做课外题”。

目前资金问题进展缓慢，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必答题还没做好，应该先答好题，而不是把水搅浑，妄图模糊自身的出资义务责任。

将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义务责任，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愿帮助混为一谈，实际上是模糊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资金是COP29的核心议题，2025年各国将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资金支持力度将决定发展中国家新的NDC的力度。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比如适应领域提升气象预报能力等基础能力建设，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私人贷款没有吸引力，必须要公共资金投入。

南方周末：有言论认为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提供资金。

赵英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律基础充分，为国际社会广大成员接受。个别国家无视基本事实，强迫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毕业”，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破坏缔约方互信合作，实质是将环境问题政治化，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权利，中方当然不能接受。

尽管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综合角度来看，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从一个技术的角度举例说明，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能源需求基本达到平台期。而中国仍然处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能源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这个角度也印证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谈到资金问题，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共识之下。国情不同、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不能齐步走，一定有快有慢。但大家都应按照《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原则和授权，在现有基础上，朝前迈进。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践行国际承诺，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上周，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上发言指出，2016年以来，中国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超过1770亿元人民币，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但一定要明确，我们的南南合作属于自愿支持的范畴，跟发达国家落实《巴黎协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性质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南方周末：《公约》和《巴黎协定》的共识之外，为何一些国家总会提出别的议题？

赵英民：一方面，各方基于自身和所处集团利益诉求，希望他们的关切能够提到大会解决。《公约》有190多个缔约方，在一些问题上大家意见不同、存在争议，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气候谈判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措施的影响。

有的国家一方面高喊着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口号，另一方面对新能源车、光伏、风电设备加征关税。这些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举措严重破坏南北互信，阻碍了技术产品的全球自由流动，实质性地增加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实现气候目标的成本，拖延了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不仅是站在自身立场对此反对，也为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反对。

资金议题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谁出钱、出多少、用在哪。发达国家想模糊自身的出资义务，提出扩大出资方等。但实际上，《巴黎协定》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特别是资金条款明确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其他国家自愿提供支持，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有用款权利。

虽然有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意谈资金问题，但根据《巴黎协定》9.1条：“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两方面提供资金，以便继续履行在《公约》下的现有义务”；9.2条提到“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这种支持”，比如我们的南南合作就是这种自愿性质；9.3条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继续带头，从各种大量来源、手段及渠道调动气候资金”，以作为全球努力的一部分。

发展中国家始终基于《巴黎协定》来谈判。

In Solidarity for a Green World（携手共创绿色世界）是COP29的标语，但大会议程过半，资金机制仍未谈拢。南方周末记者林方舟/图

南方周末：极端天气日益频繁，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越来越受重视。多方呼吁，提高资金支持中适应行动的比重，你对此有哪些期望？

赵英民：适应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COP28就全球适应目标（GGA）达成了重要成果，对提振全球适应雄心具有重要意义。COP29应进一步为适应凝聚政治动力、推进指标体系建设，并实质性推动落实适应资金支持。在资金议题谈判中，如何平衡减缓和适应两个领域很重要。

大家对提供减缓和适应资金的积极性不同。减缓领域中，可再生能源投资通常能获得经济回报；而适应资金往往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少有经济回报。然而，当自然灾害来袭时，生命和财产安全将遭受损失，对于一些基础设施和应对能力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有限的公共资金投入应更加关注适应，适应比减缓更为急迫、更为重要。

中方呼吁，发达国家必须切实兑现承诺，到2025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并补齐缺口，在这次大会上明确2025年后，基于1000亿美元提供更加有力度的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并拿出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

南方周末：中国也主动在做“选答题”，比如南南合作，目前有哪些进展？

赵英民：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2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4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通过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减缓和适应项目、举办交流研讨班等方式，提升能力。其中，300多期研讨班已为120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万余人次培训。

我们帮助埃塞俄比亚制造并发射了一颗气象卫星，培训人员、提供卫星地面接收站。这是埃塞俄比亚第一颗国家卫星，发射时全国直播，从此埃塞俄比亚有了自己的天气预报，为减缓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大会期间，我们还同尼日利亚签署了建设莱基低碳示范区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

但需要强调的是，南南合作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基于自愿帮助，后者是义务责任。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1日，阿塞拜疆巴库，COP29中国角的与会者。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强，多边主义受到挑战，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你怎么看待全球气候行动的前景？

赵英民：虽然全球气候行动距离理想目标还有差距，但《巴黎协定》生效近十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已经由过去的一种未来理念、个别行动，发展成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气候进程注入最大的确定性。

南方周末：中国最初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时，许多人还怀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甚至认为这是发达国家抑制我们发展的“阴谋”。但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者之一，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赵英民：中国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这个进程，就是中国通过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

应对气候变化有成本，但更有回报。中国发展出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2013年以来，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年均占全世界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的40%以上，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绿色低碳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我们正在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迈进。

无论自身发展还是国际谈判中，中国始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坚定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转型道路，这是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给予全球气候进程最大的确定性。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能置身事外，挑战越大，越需要团结和努力，携手应对。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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