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杨度是经历过清末的预备立宪、袁世凯称帝、民国政坛风云的传奇人物，从青少年时期的才俊到与毛主席同乡的学者，再到投身国民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直至最终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的政治历程堪称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他曾预言毛主席的崛起，并为李大钊、毛主席等革命志士提供过不小的帮助，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毛主席
杨度出生于湖南，他的祖父杨礼堂曾是曾国荃的部下。杨度的父亲杨懿生，虽然身体羸弱，但天资聪颖，自小便表现出不凡的文才。杨瑞生一直对这个弟弟关爱有加，尽管杨懿生的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他依然尽力为杨懿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幸的是杨懿生早逝，留给杨度的是深深的父爱与未竟的理想。由于父亲早逝，杨度被杨瑞生收为继子，得以继承父亲未竟的家学。
17岁时，杨度获得了监生资格，这在当时是通过捐款的方式得到的。两年后他顺利考取秀才，次年便中举人，前程似锦，接下来的会试之路并不如意，每次都未能通过。尽管如此杨度从未气馁，他继续在学术和社会活动中活跃，逐渐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和远见。
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杨度受到了王闿运的赏识，这位曾是曾国藩慕僚的老儒，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尽管没有得到采纳，王闿运最终回乡收徒授业。杨度在王家学习了三年，深入钻研“帝王之术”，并且深得王闿运的器重。杨度曾经向朋友透露过自己的想法：“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孙中山（居中站立者）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戊戌变法的失败令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剧变。他开始更加注重国家未来的出路，深刻意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制度与技术。因此杨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自费赴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书院的师范速成班，成为黄兴的同学。
与许多留日学生一样，杨度的思想日益激进，逐渐接纳了更为激进的改革理念。在这里，他与杨笃生等留日同乡一同创办了《游学译编》，致力于将西方的先进知识与思想传播到中国。
半年后在一次结业典礼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对清国人不屑的言论，杨度当场与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论及国民性与教育问题。这场辩论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杨度的立场与勇气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不久后他以“支那教育”为题，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杨度
由于《游学译编》的筹办资金问题，杨度被迫返回国内。回国后他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并在张之洞的推荐下，进京赶考。这一次他以第二名的成绩中榜，尽管第一名是梁士诒，但由于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梁”派的改革关系密切，导致慈禧太后对这一考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杨度与梁士诒有所勾结，因此杨度也未能幸免于难，最终不得不再次返回家乡避难。尽管屡遭挫折，杨度并未放弃，他的才华与抱负一直深藏心中，等待着时机的来临。
1906年，清廷派遣了载泽、徐世昌等五位大臣到日本考察宪政。这次考察原本是为了向朝廷报告是否能够引进西方宪政体制。为了确保报告的质量，熊希龄特地请杨度和梁启超代写宪政考察报告。杨度在这次写作中展现了出色的政治才华，他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宇》两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宪政理论。
杨度
1907年，他成为了湖南宪政公会的会长，开始积极推动宪政改革。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推举自己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积极推动清政府出台一系列关于立宪的文件。在湖南宪政公会中，杨度主笔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并联络了众多官绅名流联合上奏，力图通过法律和制度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杨度的努力让他在改革派中声望大增，但立宪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
两年后杨度因涉嫌与革命党有联系而被清政府革除功名，并开始遭到通缉。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杨度不得不再次踏上赴日的旅程。这一次他的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曾经致力于君主立宪、支持清朝的政治人物，他的转变让人难以捉摸，但也让他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具争议和复杂的人物。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11年12月，南北议和达成，杨度作为参赞与革命军谈判。杨度站在袁世凯一方，却在家乡湖南引发剧烈反响。湖南民众通电斥责他为“奸细”，要求各地捉拿。他却依旧忠实于袁，随着袁的晋升，杨度未获重用。袁世凯将他安排在无职务的尴尬位置，这为他监视“宗社党”提供了方便。
青岛成了清朝遗老的聚集地，许多复辟派在这里秘密活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报告指出，恭亲王等前清高官在青岛购买土地，打算为清朝复辟做准备。杨度作为袁的眼线，深入青岛收集情报，为袁提供了宝贵信息，还利用广泛的关系网，把梁启超、蔡锷等人聚集到袁身边，为他操控政权提供帮助。
杨度深得袁世凯宠信，甚至被称为“旷代逸才”。袁世凯并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他野心勃勃地谋划复辟帝制。杨度积极支持，提出《君宪救国论》，主张用专制建立强国。
孙中山
筹安会虽然吸引了大量追名逐利之徒，但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贺振雄等人将杨度等人斥为“祸国贼”，请求严惩。杨度的身边人开始动摇。老师王闿运在局势不妙时辞职，带着仆人回湖南。蔡锷与梁启超也各自站到了反袁阵营。
蔡锷秘密回云南宣布独立，梁启超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的文章，一时间舆论风起云涌。杨度此时收到梁启超的绝交信，复辟的梦想在猛烈反对中逐渐崩塌。随着袁世凯的失败，杨度的政治生涯也迎来了终结。
1927年3月，毛主席写了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普遍对农民的力量不屑一顾。许多人认为农民不过是“泥腿子”，缺乏革命意识，甚至不值得依靠。党内如陈独秀等人也对农民革命持批评态度，毛主席的视角不同。他亲自深入湖南的农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发现了农民的巨大潜力和革命力量。他认识到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力量，推动革命的进程。
图片来源于网络
湖南的知名学者杨度阅读后，毫不掩饰对毛主席的赞赏，感叹道：“这个毛主席非池中之物，定可救中国，兴天下！”在1927年毛主席的党内地位并不显赫，很多人并未意识到他的深远影响。直到十几年后，毛主席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1929年1月4日，杨度迎来了自己的45岁生日。这时他已经处于无所事事的境地，生活显得颇为孤寂，甚至没有人来为他庆祝生日。于是他自嘲地写下了一副寿联，杨度常以言辞犀利、锋芒毕露著称，甚至在自身困顿时依然不改其本色，依旧保持着对命运的不屈反叛。
1929年2月，梁启超去世，杨度亲自前往上海为其举行公祭，并为梁启超写下了挽联，以表达自己深沉的哀思，对于杨度来说，梁启超是朋友，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与思想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度未能见证自己预言的实现。1931年9月27日，杨度在上海法租界去世，临终时，他写下了一副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也暗示着中国将迎来新的领导力量，毛主席正是那位“后来人”。
杨度的预见成就了历史的先知。毛主席的农民运动思想，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战略，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杨度虽然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但他的话，至今仍为人铭记，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杨度的一生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1975年，周恩来指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告知《辞海》编辑部，确保这一历史事实不被遗忘。直到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了此事，杨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才正式公之于众。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度的政治历程充满波折与变革。他曾从反清起义的激进者，到支持清朝复辟的保皇派，再到最终拥护共和和两次转投两大政党的“奇人”。这些身份的转变，使他在民国历史上成为极具争议且复杂的人物。
杨度有两任妻子和八个子女。长子杨公庶是柏林大学化学博士，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后为全国政协委员。次子杨公兆则是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两位儿子的成就为杨度的家族增添了不少光彩。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的第二任妻子徐粲楞所生的三子三女也都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继承了杨度的求知精神和家族的深厚底蕴。尽管杨度的政治生涯充满波动，但他的子女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为社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杨度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位历经风云、却始终坚守个人信念的复杂人物。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朝末年、民国动荡、及其后的政治变革，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