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是怎样开始的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各界对蔡伦是造纸术发明人的说法，并无异议。虽然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nào）尔发现了一张早于蔡伦的“西汉纸”，但被当做孤证没有加以重视。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化学史家袁翰青首次挑战了这一“历史定论”。

1953年初，袁翰青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期间，受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为学生开设中国化学史讲座。袁翰青对有关造纸史籍进行一番研究和思考后认为，像造纸这样一门多原料、多工序、多品种的技术，由一人发明，似乎不大符合实情。尤其是蔡伦作为一个太监，知识面有局限性。如果按《后汉书》上的说法把他作为纸的发明人来讲解，是相当困难的。

后来，袁翰青将讲稿增改成文，以《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为题，发表在1954年第12期的《科学通报》上。文章首次提出：“蔡伦是造纸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

次年，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工作的张德钧，在1955年第10期《科学通报》上撰文，反驳袁文观点。张德钧认为，无论是文献考察和实物探究，都没有提供出蔡伦以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证据，因此袁文的“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之说不能成立。

争论从袁、张两位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

此后，20世纪50年到70年代，考古学家先后在中国的甘肃、陕西发掘出一些“西汉纸”。每有蔡伦前古纸的发现，就会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纸史研究的管辖权

到了1979年，争论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是年，主管造纸局的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毅之率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东京造纸博物馆时，发现展览说明中说，蔡伦以前的西汉已经有了纸，非常生气，随即向日方提出抗议，他说这与中国的历史定论不同，要求撤销此说明。

当时的东京造纸博物馆馆长野口为一郎拒绝了中方的要求，说，如何布展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而且关于造纸起源的说明，是根据中国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学者对古纸的研究成果作出的，没有什么不妥。

代表团回国后，正好赶上国内媒体报道陕西扶风发现蔡伦之前的西汉麻纸。从这时起，轻工业部正式介入蔡伦是否是纸的发明人的论战。

一、认定主管造纸行业的造纸局对全国纸史研究拥有管辖权，与此相关的作品自1979年起应报造纸局审批，“取得正式批文后才能发表”（《拨乱反正与行政干预析》，刊载于《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二、认定轻工业部造纸局是“全国唯一权威、合法”的检测出土古纸的技术中心，其它所有单位和个人的检测，如与造纸局有不同的判断，“在法律面前是无效的”（《“西汉古纸”的分析鉴定应以谁为准》，刊载于《纸史研究》1986年第8期）。

几乎同一时候，潘吉星著《中国造纸技术史稿》1979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发掘的“罗布淖尔纸”，以及化学史家袁翰青提出的“西汉有纸说”的观点。

《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的出版立刻激起轻工业部的巨大反弹。轻工业部分别向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和文物出版社提出抗议。质问为什么没有经过轻工业部造纸局审批，便轻率地出版这样的著作。

当时接听轻工业部抗议电话的科学史所黄炜和文物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胡家聪，事后都向潘吉星谈到这件事，他们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轻工业部要干涉文物系统出版的一本科学史著作。

潘吉星还告诉笔者，从那以后，他被造纸局拒之门外，造纸局不再接受他送来的分析化验样品。无奈，潘将古纸样品带到日本，请日本有关机构帮助检验并拍摄显微照片。后来，纸史委员会副主任陈启新说他这种做法是“文物走私”。

“很难想象，‘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大家还用这样一种语言和方式来争吵一个学术问题。”甘肃省考古队何双全说。

何双全后来是“放马滩纸”和“悬泉置纸”的发掘人，他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他刚刚发掘出“放马滩纸”地图时，曾有人警告他“闯了大祸”。

（《蔡伦纸话》选编一百一十）

（文/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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