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军委要调干部去西藏工作，任荣得知消息后，一回家就与妻子黄琳商量，想申请到西藏去。黄琳开始有点儿想法：“我们才安定下来没几天，你又想到那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再说你的脚残疾了，腿还常痛，那里天寒地冻，防寒条件又差，还是不去为好。”任荣拉过黄琳的手，让她坐到自己旁边，宽慰道：“毛主席说，哪里艰苦到哪里去，这才是好同志，还说一个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就要到哪里去。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你说该不该去？”
图 | 任荣少将黄琳拍了拍任荣的手，说：“应该去，只是有些不放心。你说得对，我们都是党的人，应该服从党的决定。”话落，二人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任荣与黄琳结婚50年，而在一起相聚仅17年。那分离的33年，任荣不是在前方打仗，就是驻守边疆。对此，黄琳无怨无悔。每次分别之时，黄琳总会和丈夫说上一句：“家里的一切事由我包了，你尽管安心去战斗工作吧！”黄琳：“做了一双鞋，这是我的心”任荣于1917年出生在四川苍溪县的一个雇农家庭。当时，税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由于任家几代人都是文盲，所以当地的地主稍微使了点儿手段，便把任家的地给骗占了。一个失了地的农户，其生存条件可想而知。即使家里穷，任荣的父母还是把儿子送去念书。古训：“书中自有黄金屋”，想要翻身，读书是唯一一条道。任荣11岁那年被送去了学校，他在校期间，刻苦努力，学习优异。不过，之后他还是因贫困而缀学。与任荣相比，黄琳的境况更差些。她于1918年出生在四川通江县的一个赤贫农民家庭。因生活所迫，她从8岁起，先后被卖到两个家庭当童养媳。由于她的性格倔强，故没少被人打。
图 | 黄琳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1933年春，红军“扩红”。16岁的任荣参加红军，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员。临别时，任荣的母亲叮嘱道：“你当红军了，我们管不了你了，你要多杀敌人，多打胜仗，干出个名堂来！”同年，黄琳趁外出割草的机会，在姑妈的帮助下，跑了90多里投奔了红军，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卫生班当卫生员。分别时，姑妈含泪对她说：“去当兵吧，总比在别人家当牛做马得好。”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一路上，战士们经历了3次爬雪山、过草地，任荣和黄琳险些命丧于此。8月，任荣跟随部队从毛儿盖出发，穿过松潘草地前往班佑。走了四五天后，任荣的脚被扎了一个洞，严重发炎。快到班佑那天，他几乎只能挣扎着爬行。就在他感到绝望时，学员队的班长等人，牵着他的手，一步步将他带出了泥潭。9月，任荣南下第二次爬达古雪山时，刚爬到半山腰，突然肚子绞痛，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躺在路边直哼哼。正在这时，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王新亭（1955年授上将军衔）上来了，看到这种情况，让任荣骑上他的马走。下山时，王新亭让警卫员扶着他走。
图 | 王新亭相比任荣的情况，黄琳也没好到哪里去。长征开始后，黄琳被调到了炊事班当炊事员。与任荣一样，她也要爬雪山、过草地。此外，她还要背一口铜制的行军锅行军。每到一个宿营地，黄琳便要拾柴、烧水、做饭，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第3次过草地后，黄琳又被调出炊事班，当上了野战医院护士。1936年底，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庆阳县，任荣出任教导师政治教员。这期间，经老战友、红军野战医院指导员罗烈宝的介绍，任荣认识了黄琳。任荣见到黄琳第一眼，就被吸引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们都是高高的个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都很消瘦，军服显得很肥大。但她有一双长睫毛的又大又明亮的眼睛，挺叫人喜欢。”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彼此都有了好感。这天，任荣对黄琳说：“我官小，家里穷。”黄琳说：“我是找你这个人，不是找当官的，再说我一没文化，二没能力，找大官是不敢想的。”任荣继续说：“结婚后，我要上前线打仗，一分开就是很长时间。”黄琳坚定地说：“我们各干各的工作，为了革命分开也没什么关系。”任荣还是有些担忧：“生了孩子怎么办？”黄琳说：“我们不能带，就送给老百姓抚养。”话已至此，任荣拉起黄琳的手说：“我从此有了最可爱的你。”
过了几天后，任荣找到黄琳高兴地说：“‘八一’是个大喜的日子，建军10周年纪念日，一个最有意义的日子，我们写报告在这天结婚吧。”说完，任荣取出了结婚报告。黄琳接过报告后，郑重地在上面签了字。很快，政治部批准了二人结婚的请求。1937年8月1日，任荣用两毛钱买了些瓜子和糖果。晚上，独自去到任荣住所的黄琳，请队领导、教员们一起吃了顿“八一会餐”，饭后，大家吃着瓜子和糖果，有说有笑。就这样，一场简单的婚礼落幕了。婚后不到2个月，任荣奉命调陕北清涧地区守卫黄河。黄琳得知后，心里很不舍。任荣劝慰道：“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再说日本侵略者打来了，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党号召全民抗战，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更要带头上前线抗日。”黄琳擦去眼泪，拉起任荣的手，说：“你说得对，只有打败日本鬼子，人民才能获得幸福。”临出发时，黄琳手里拿着一双鞋，对任荣说：“我没有什么送你的，做了一双鞋，这是我的心，希望你穿上走得好、走得稳，走向胜利。一路平安。”自此，二人为革命分隔两地，聚少离多。黄琳：“家里的一切事由我包了”来到陕北后，任荣所在的红三十军改编为“延安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任荣先后任宣传干事、宣传股长。1938年初，阎红彦派任荣带领一个加强排，押送惠树怀及手下30多人的“保安队”，从团部出发，转交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出发前，阎红彦一再交代，一是防止惠树怀等人逃跑，二是防止反动武装抢走在押人员。任荣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惠树怀是清涧、绥德交界的槐树庄地区有名的大恶霸和反共分子。国共合作前，他配合国民党“剿共”。国共合作后，他掌控的保安队欺压百姓，破坏当地抗日政权，杀害共产党地方干部。惠树怀等人被抓后，警三团将其押到团部。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提出抗议，要求将惠树怀等人送到专员公署处理，否则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论处。警三团从大局出发，答应了何绍南的要求。任荣经过严密组织，押送着这些俘虏出发了。途中休息时，任荣下令将惠树怀和他的副手单独关押、严加看管。凌晨时分，惠树怀和副手破窗逃跑，哨兵发现后，立即开枪将二人击毙。任荣随即赶到现场，调查情况。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任荣把所有俘虏押到现场，警告他们说“若是再逃跑，这就是下场。”第2天，到达绥德。任荣将俘虏转交到警备司令部，接着警卫司令部又转交给了何绍南，并附带上逃犯被击毙的经过，及证人证词。虽然何绍南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任荣回团后，原以为会挨批评，但团长阎红彦只简单地说：“你们辛苦了，完成了押送俘虏的任务。”这段传奇故事，1962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槐树庄》，在全国公演后，受到了亿万观众的好评。孩子们在看电影时，问母亲黄琳：“听说里面有爸爸的角色，是吗？”黄琳笑着说：“是啊。你爸爸是个不小的角色呢。”在场的人听后，纷纷都笑出了声。
图 | 任荣（左一）在抗战时期的照片1940年冬，任荣被调到延安军政研究班学习。黄琳早在夏天的时候，就被调到了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习。这样一来，二人离得近了，他们约定每周抽出一两个小时，坐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3年后，黄琳从师范学校毕业了，分配到了丈夫的部队。但由于精兵简政的背景下，她只能当家属，参加生产劳动。黄琳从小吃苦长大，干农活可是一把好手，她领到任务以后，带着几个月的大女儿，开荒种地，成绩显著。当任荣带部队路过时，战士们都说：“黄琳同志干得太麻利了，一定能评上劳动生产模范。”1944年，黄琳果然评上了劳动模范代表。1945年夏，任荣带部队出征南下，黄琳和其他家属组织起来留在了延安。1948年11月中旬，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黄琳带着孩子到辽宁海域的师部来找丈夫，师领导告诉她任荣负了伤。黄琳立即带着孩子直奔任荣养伤的大虎山医院。看到任荣躺在炕上，脸色苍白憔悴，消瘦得不成样子。黄琳心如刀割，她抓住任荣的手，泪如泉涌。这时，女儿也焦急地直问：“爸爸，你怎么了？”
任荣说：“爸爸被敌人打伤了。”女儿又问：“爸爸你痛吗？”任荣看着黄琳和女儿，温柔地说：“你们来了，我高兴，就不痛了。”任荣这么一说，黄琳才破涕为笑。任荣：“我想补偿前40年我对她及儿女们欠下的情”1950年10月，东北军区奉命从司、政、后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充实第13兵团机关，以此作为志愿军总部机关。任荣回到家后，立即与黄琳说了自己想报名参加抗美援朝。黄琳非常支持，她坚定地说：“你去吧！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我们应该带个头。”
图 | 黄琳和任荣的合影商量好后，任荣向党委提出了申请，并得到了批准。就这样，任荣带着伤病，以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的身份，赶赴朝鲜战场。10月23日下午，任荣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丹东去往朝鲜。与他同行的有一名科长，还有秘书和警卫员。临出发前，组织上让他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带上，当时他身后的座位恰好空着，所以这名俄语翻译便与他有了“同车之缘”。路上，任荣与这名翻译闲聊起来，通过交谈，任荣得知他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之后，任荣隔三差五地到司令部去开会，经常遇到毛岸英。毛岸英都会和他打招呼。11月中旬，任荣前往宋时轮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九兵团，去了解部队的政治工作开展情况。半个月返回总部驻地时，听闻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内心非常悲伤。志愿军撤出朝鲜后，任荣出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军停会任务艰巨，情况复杂。任荣和朝方委员一起，在对敌斗争和加强中朝友谊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图 | 任荣与邓岳的合影回国后不久，任荣被授予少将军衔。当他带着荣誉回到家后，对妻子黄琳说：“军功章有你的一半。”1964年，任荣在得到妻子黄琳的同意后，决定向军委申请到西藏工作，为西藏人民服务。8月21日，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任荣由三十八军政委调任西藏大军区副政委。1965年，黄琳随中央代表团到西藏，住了一个月。她回到北京后，患了高血压，血压逐步增高，最高时高压达200多，不久又得了心脏病。任荣远在西藏无暇照顾，只能等到回北京开会时，抽出时间，尽一下丈夫的责任。1968年的一天，毛主席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接见西藏军区等部队师以上干部时，握住任荣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任荣说了自己的名字。
毛主席又问：“在哪里工作？”任荣说：“西藏。”毛主席点点头，说：“西藏很艰苦。”任荣说：“为人民服务。”毛主席笑了，看着他说：“家里人还好吧？”任荣怕主席担心，并没有说出妻子生病的事情。只是说：“劳烦主席挂心，家里人都还好。”从京西宾馆出来后，任荣赶忙回家与家人短暂团聚。1975年，任荣突然接到转来北京的电话，说黄琳患乳腺癌，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要他立即返京签字动手术。按理说，任荣应该很快回到妻子的身边，可当时西藏要解决的问题不少，他实在难以抽身，只好让秘书发个电报表示问候，并请总医院保健科科长杨磊代他为手术签字。
图 | 任荣手术很成功，但癌细胞已经扩散了。1976年春，任荣回北京开会，到医院看望妻子。当他看到妻子憔悴的面庞时，内疚地流下了眼泪。他嘴里一再说“对不起。”黄琳却说：“你工作要紧，我不怪你，有医院治疗照顾。”1980年，任荣离开了工作16年的西藏，回到了黄琳身边。他心里暗暗下决心，尽量补偿前40年自己对妻子及儿女们欠下的情。往后的7年时间，一家人过得平静而幸福。1987年春，黄琳不能散步了，但脑子还好，说话还清楚。黄琳对任荣说：“这几年把你拖得太累了。”任荣说：“这是应该的，我们结婚50年了，我没有好好照顾过你，深感遗憾。现在能照顾你，这是我的责任。”同年10月23日，黄琳非常安详地离开了。一时间，任荣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后来，任荣回忆起与妻子相处的经历时，这样说：“我们短暂的相见也是屈指可数的，但她从来没与我抱怨过。她始终站在我身边，给我支持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