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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藏部队主力和中共西藏党的领导机构确定后，复杂艰巨的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从上而下全面展开。

准备工作主要是从调配干部、政治动员、思想教育、调查研究、物资准备、后勤保障等几方面进行的。

1月15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重庆接见十八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解放西藏的决策和西南局的决定，部署进藏工作。

刘伯承说，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确定的，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指出：

“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西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多靠政治。”

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刘、邓要求进藏部队勇敢地担当起进军西藏这一光荣任务。

第十八军系1949年2月18日以豫皖苏军区机关、部队和中原野战军第纵队第二十旅合编组成。

下辖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三师和第五十四师三个师。

军直属分队有警卫、侦察、通信、工兵、炮兵、辎重6个营。全军总实力29683人。1949年12月参加成都战役后，全军实力增至36000余人。

当时第二野战军之下编三个兵团，第十八军属于第五兵团建制。第十八军担任进军西藏任务后，第二野战军于1月10日电告第五兵团：十八军直属野司指挥，脱离五兵团建制。

1950年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宣布正式成立。

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第十八军即直接归军区指挥。

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之后，于1950年1月中旬到下旬，在四川乐山召开军党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中央和西南局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细致研究进军的思想、组织和物资准备工作。

2月1日，十八军党委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对部队的思想动员、物资补充、组织调整、作战训练及加强领导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指出进军西藏、保卫和建设边疆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

要求进藏部队亲密团结康藏地区的藏族同胞，忠实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是首要的工作。

当时十八军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额，任务下达后十八军全军进行了组织和干部调整，同时将已下到川南地方工作的200余名干部收回部队，配齐了军领导班子，补充了其他各级领导干部。

进军西藏急需大量藏族干部，但当时藏族干部数量极少。

中央军委根据西南局的要求，立即在全军进行物色：

先后选调红军长征时在四川阿坝地区参军、后在内蒙古伊克昭盟骑兵大队任政委的天宝，在阿坝地区参加红军、时在安徽滁州军分区任科长的杨东生，原西康巴塘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平措旺阶到西藏工委工作。

另从西南军区部队和地方的通信、机要、医疗、外事、公安等专业部门，对口调来一批干部，到西藏工委和十八军工作。

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长期转战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全国大部分解放后，带着满身征尘来到天府之国四川。原来任务是驻守川南，多数干部也已被任命了地方行政职务。

多年戎马生涯眼看就要成为历史，整个部队有一种稳定下来，在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安家立业的愿望。

部队在向川南开进的途中，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的新任务，而且要去的是高寒缺氧、偏僻荒凉的西藏。

这个弯子转得很急、很陡，相当一部分指战员难以适应，感觉是“从天府之国被打入苦难的地狱”，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在个人前途、家庭、婚姻、艰苦条件等问题上产生了种种疑虑。

“那时还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部队都是志愿兵，三四十岁的老兵还相当不少，家中父母长期无人照顾，生产缺乏人手，更有个摆在面前的实际情况是，90%以上的人连对象都还没找。当时上级规定的结婚条件是‘25、8、团’，即年龄在25岁以上，8年军龄，团级干部。能符合这个三合一条件的人毕竟很少。眼看即将或已经进入中年了，能不考虑吗？”

军党委针对这种情况，深入进行进军思想动员工作。

张国华、谭冠三等主要负责人分赴各师参加动员会议，讲清解放西藏的重要政治意义，引导大家树立全局观念。党的各级组织召开扩大会议、积极分子会议，开展新战士诉苦活动，进行层层动员。

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革命部队长期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自豪感，使大家放下了个人利益，愉快地接受了进藏任务，掀起了积极准备进军西藏的热潮。

3月7日，十八军在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全军指战员庄严表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政治动员之后，是全军的民族政策教育。据西南局目前“应着重民族政策教育，同时约束部队”的指示，十八军政治部于21日发出学习民族政策的指示，并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主持，拟定了《进军守则》。

这个守则共30条。

其内容包括尊重藏胞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未经许可不准进入寺庙，更不准住经堂；经同意参观寺庙经堂时，不摸佛像，不可吐痰放屁；女同志不可进经堂，男同志不可进尼姑庙；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不得到“神山”砍柴、放牧；藏族有天葬、水葬习俗，严禁围观、偷看；遇藏胞对歌跳舞，可参加观看，以联络感情；部队组织晚会、放电影，可设群众观看区域；救死扶伤，积极帮助藏胞治伤看病，与喇嘛、藏医发生不同意见时，尊重藏胞志愿；与藏族同胞接触，诚恳相待，不可问谁是谁的老婆；藏族敬茶、敬酒、请吃东西，应双手接，要少吃一点，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藏族同胞向我敬献哈达，可以接受，但应回敬哈达和茶叶等礼品；动用人力畜力，一律经过当地政府，和头人协商解决；雇用骡马、民工，照价付款，严禁私派“乌拉”等等。

此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民经济正在恢复，西南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西南局、西南军区为了保证部队向西藏进军，尽最大可能解决进军所需的粮食、被装、副食品以及药品等物资。

粮食，指定由川西地区负责筹集；各种副食品，由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派专人研究，以黄豆、大麦、小麦、花生、奶油等原料配制成代食粉，以面粉、白糖、食盐、猪油、奶油、鸡蛋、酵母等原料制作成饼干，以便在部队不能举火时食用；还以蛋粉、白糖、精盐、淀粉、味精等原料制成“蛋黄蜡”佐食，并增发维生素C片。军区卫生部派专门人员调查了解康藏地区发病特点，及时调整增发医治高原不适应症的药品。

西南军区机关派人专门为进军西藏的指战员设计、定制了适应高原地形、气候特点的行军作战被装，每人配发胶鞋、单衣、皮大衣、皮衣裤、高腰毛皮靴、毛毡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袜、包脚布、加厚的绒衣棉被、丝棉背心、风镜、雨衣和防潮垫布等。

同时，还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把老式的、笨重的武器换成比较新式和轻便的武器。进军西藏，补给重于战斗。

根据西藏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人民生活贫困、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情况，为不增加西藏人民的负担，消除民族隔阂，毛泽东主席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自然条件，保障进军部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就成为组织进军的最艰巨任务，也是各级领导关注的重点。

2月中旬，朱德总司令致函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就进军补给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肉食不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习惯”；“用现洋（银元）作伙食费”；“以丝绸、茶叶等，向藏民换取肉食、粮食”；“飞机、公路，不断运送，可壮士气”等。

西南局、西南军区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口号，规定了“进藏部队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的，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补给供应原则。

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修通公路是保障补给的关键环节。

西南军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抢修公路”，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千米路段。1950年初，公路从成都只通车到雅安。

雅安以西直至甘孜，国民党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曾修过公路，但过于简易，桥梁多未架设，路基多处垮塌，早已不能行驶汽车。

4月初，西南军区工兵司令员谭善和率6个工兵团、十八军3个步兵团，以及军直有关单位1.8万人，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公路局工程大队的配合下，陆续投入施工。

部队指战员，战胜高山激流，打通海拔3212米的二郎山，改建和重建原有的路基，架设大批桥梁。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开挖土石方27万立方米，建桥梁195座涵洞678道，投入军工、民工1.5万人，伤亡650余人，于1950年8月25日修通到甘孜的公路。

享誉全国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反映工兵部队打通二郎山的英雄业绩。雅甘段公路通车，为举行昌都战役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加强运输是保障供给的主要举措。修路的同时，支援司令部已着手建设甘孜后勤基地，副政委胥光义亲自组织运输工作。除了已通公路的地段用汽车、马车运输外，还组织了大批牦牛运输支援进军。

西南军区从各部队抽调汽车800多辆，骡马3300多匹，组成3个汽车团、3个辎重团，在川藏线上担负接力运输。公路修到哪里，物资就送到哪里。通公路的地方用汽车运，不通公路的地方由骡马牦牛驮。河水拦路，运输部队就用溜索、牛皮船把物资送过河。

在大渡河两岸路已修通而桥未架设前，部队将汽车拆卸成部件，用橡皮舟运载过河，再装配起来运输。组建不久的人民空军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也积极支援进军西藏。

西南军区空军以7架飞机组成运输队，在高原气象条件复杂、地面导航站少、飞机陈旧等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经过数十次试飞，终于成功地在甘孜等地空投下粮食等物资，为十分缺粮的先遣部队解了燃眉之急。

此外，加大了部队人员的携行量。进军的运输补给是按人头逐日计算的。

战士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要携带10日的粮食，平均负重达35公斤；干部也要背负10至15公斤的粮食。此外，各部队还要携带一定数量的银元，一般由干部分散背负，以备必要时采购食物救急之用。

广大指战员背着粮食行军，过去人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进藏部队却是“兵马出动，粮草同行。”

后来，张国华这样回顾当年运输补给：

“我们从1950年4月至12月，先后组建了22个兵站，3个航空地后勤站，经常使用500辆汽车、3300头骡马、358辆胶轮大车和大批牦牛，形成空中和地面、军队和地方、人力和畜力、现代和原始的多层次多手段的立体运输，大力向甘孜、昌都地区抢运粮食。”

到1950年年底，汽车部队共运物资3.5万吨，骡马驮运1800余吨，空投900余吨进军西藏，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尤其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的大力支援。

北京、天津、上海、东北等地赶制各种进军工具和食品。川西各县成立支援委员会，调集粮食2500多万公斤。

驻西康藏族地区的部队派出人员，组织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人士参加支援委员会，并通过他们动员调集大批牦牛驮运粮食。甘孜当地政府和藏族知名人士夏克刀登等筹粮15万多公斤。邓柯、石渠、德格等县一年出动牲畜15万头次，驮运大量物资。

云南西部的大理、丽江、保山等3个地区30多县的群众，踊跃参加修路、运输、建盖营房。青海玉树地区称多、玉树两县的运输队，调集4000多头驮畜，把物资从黄河沿运送到玉树、囊谦等地。新疆于田地方政府组织了由900多名民工、4500多头毛驴组成的9个运输大队，为进藏部队驮运粮食、马料和其他军需物资。

在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相关单位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支援司令部、各地支援机构及各师、团部队辎重运输单位的紧张艰苦努力，加上周边省区人民的大力支援，终于在9月份完成了物资、粮食的运输和储备，为部队的向前开进提供了物资保障。

在此基础上，进军的序幕适时拉开。

根据西藏地域辽阔、交通十分不便、后方供给困难的情况，刘伯承、邓小平于1950年1月18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云南、青海、新疆各派一支部队，对西藏实行“多路向心进兵”，以收协力合击之效，亦能解决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中央同意这一建议，西南局、西北局据此进行认真筹备，云南、青海、新疆军区先后组建进藏部队。

从此，拉开了向西藏进军的序幕十八军是进藏主力，由川康方面进藏。

为顺利进藏，十八军进行进军部署。2月1日，成立了先遣支队。先遣支队共200余人，由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任司令员，军敌工部部长陈竞波任政委，于2月4日从四川乐山出发，向甘孜方向前进，执行了解康藏情况、调查进军路线、修补道路和飞机场、筹集酥油和糌粑等任务。

十八军主力部队则从3月开始，在川西蓉（成都）雅(安)公路两侧及新津、眉山地区剿匪，为进军西藏打开通路。

与此同时，十八军先期派出南、北两路先遣部队，并成立了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侦察营和政策研究室及后勤人员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军前指”)，统一指挥两路先遣部队。

军前指3月底自乐山出发，4月初进抵雅安(在此因匪患受阻的先遣支队并入前指)，4月下旬到达康定，了解社会情况准备政策意见，调查兵要地志，筹备粮秣柴草。受前指指挥的南北两路先遣部队也分别于3月底、4月初出发，进入康藏交界地区。

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的北路先遣部队（一五四团配属军工兵营），于4月下旬到达甘孜，其中一部5月中旬抵达金沙江东岸的邓柯；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的南路先遣部队（一五七团）一部，8月初到巴塘，在当地中共组织的配合下开展工作。

两支先遣部队在金沙江东岸了解情况，联络上层，宣传群众，制造船只，为后续部队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配合西南的主力部队进藏，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也各自部署向西藏进军的工作。

青海方向，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决定由一军组建骑兵部队进驻青海玉树。根据青藏高原人口稀少、部队在冰天雪地行军作战补给困难、高寒缺氧的情况，一军组建了一支600多人的精干的骑兵支队，孙巩为支队长，冀春光为政委。

骑兵支队于6月中旬从青海西宁出发，经日月山、青海西部草原、鄂拉山、黄河上游、醉马滩、巴颜喀拉山口、通天河，行程900千米，历时23天，于7月24日抵达玉树。骑兵支队到达玉树后，积极做宣传统战、社会调查和物资囤运等准备工作。

新疆方向，驻新疆的第二军负责组建的独立骑兵师，在师长兼政委何加产的率领下，5月进驻南疆于田地区，进行修路、侦察等进军准备活动。

8月1日，由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138名指战员组成的“进藏先遣连”从于田出发，翻越海拔6400米的昆仑山和海拔6000多米的冈底斯山，穿过终年积雪、旷无人烟的藏北荒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走了近一个月，行程600多千米，于8月底进至阿里改则的扎麻芒保，成为最早进入西藏的部队。

云南方向，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四军四十二师之一二六团（欠三营）及一二五团三营，4月初进至滇西北丽江地区集结待命。

在这期间，康定、甘孜、德格等地一大批藏族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热情，参加十八军进军西藏的行列；从北京、重庆等地参加革命的一批藏族干部，也奔赴进藏前线部队工作。他们都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进军西藏的部队已在西藏的东南、东、北、西北各个方向形成了多路包围之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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