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准备通过动用国债筹集资金，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地方发行如此多的债务，与分税制这几十年来的演变过程直接相关。1994年实行“分税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两个极为尖锐的难题。其一，在税收方面，当时实行包税制，这就导致企业包税的税负必然低于法律规定的税负，否则无人愿意承包。其二，在包税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并非取决于经营水平，而在于与政府谈判的能力。若谈判能力强，即便经营水平不高，只要税包得少，就能在竞争中胜过经营好但税包得多的企业。因此，这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否则不仅会使政府收入下降，还会破坏市场经济。这便是1994年改革的目标之一。

1994年，实行“分税制”，税务局分设为国税局、地税局

另一个目标则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那时，税收由地方税务局征收，财政部虽有文件规定地方需将部分税收上缴中央，但由于包税及地方政府拥有减免税的权力，他们往往不愿上缴，致使中央收入比重逐渐下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在当时引起了高度关注。

前苏联解体是邓小平南巡的一个重要思考点，而财政关系正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1992年召开十四大，决定搞市场经济。1993年便决定进行财政改革和税制改革，同时还进行了一些其他改革，但以这两项改革为主。

邓小平南巡

成立国家税务局后，按照比例征收的税收需保证中央收入，尤其是增值税，将75%归中央。如此一来，中央收入逐渐增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得到了根本扭转。当时的情况下，扭转财政关系还有一个目标，即随着发展，最终要根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进行调整，然而此调整进展过于缓慢。

社保制度本应由中央政府管理，例如养老问题。1998年国企改革，部分企业破产。此前，职工从企业领取养老金，企业不会倒闭。但企业破产后，职工无处领钱。因此，必须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本应由中央政府负责，但当时中央政府无力承担。虽然中央收入在增加，但仍不够。于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实行养老金分省统筹，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随着国家发展，就业人数增多，农民工进城，灵活就业人数大幅增长，地方政府的情况却各不相同。如东北，退休职工多，而就业率下降，收取的养老金不足，只能依靠中央转移支付。而在发达地区，就业人数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少，还有很多异地就业者，他们缴纳了养老金，但在当下却没有领取资格，特别是农民工，需缴纳15年且年满60岁才能领取。因此，分省统筹的质量极差，全国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

1998年国企改革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中央和地方收入均占50%左右。但目前规定中央支出约为15%，地方承担85%，即中央收取约50%的收入，却要拿出35%进行转移支付给地方。地方依靠自己的50%收入加上中央给予的35%支持支出。由此可见，中央已具备承担社保的能力，但一直未下此决心。

近期，灵活就业成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现象，大约有2亿人灵活就业，还有人分析称互联网发展可能使灵活就业人数达到4亿人。目前，这2亿人中缴纳社保并能领取社保的比例很低。他们不愿意缴纳，是因为对分省账户的社保制度缺乏信任感。若将社保职能尽早收归中央，收取的资金全部归中央管理，且无需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这样一来，支出责任增大，相对而言，地方对中央的依赖程度反而会降低。若此项改革得以顺利实施，不仅能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能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