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获赔6.4亿!刚刚,新中国成立以来案值最大知识产权纠纷案落定

汽车预言师 2024-06-29 02:27:12

6月14日晚间,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众号: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结了一起国内两家知名车企之间因大量员工“跳槽”引发的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点击文字查看)

根据案件描述,这一案件正是之前“吉利起诉威马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依据案卷审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二审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决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约6.4亿余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公众号透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产权类案件判决金额最高的一起案例。

汽车预言家梳理了之前此类涉及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判决结果,国内法院的最高判赔额为3522万,大部分案件的判赔额集中在400-500万元之间,甚至更低。

案件最终的落槌,标志着吉利和威马之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正式落下了帷幕。而新中国史上最高案值知识产权纠纷案也充分说明在当前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的关键节点上,国家、法律对原创性技术的保护力度。而这也再次说明,通向新汽车的康庄大道并不包括抄袭和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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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跳槽”引发的知识产权案件

回溯吉利与威马的这场堪称世纪纷争的知识产权案,开头的故事乏善可陈。

2014年,曾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沃尔沃汽车全球高级副总裁兼沃尔沃中国区董事长的沈晖辞职,于第二年“另起炉灶”创办威马汽车,并带走一众骨干和下属,包括后来大家所熟知的杜立刚、陆斌、侯海靖等。

平心而论,这种“打工人离职创业”的流水线剧情在彼时的汽车行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但故事的真正“变调”始于一个起初谁都没有过分在意的词汇:

知识产权。

根据此次最高院披露的案件详情:

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集团)下属的成都高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某公司)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集团发现威某集团、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智慧出行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有关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实用新型专利,且威某集团、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威某智慧出行公司、威某新能源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前述四公司统称威某方)没有任何技术积累或合法技术来源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即推出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吉某集团、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前述两公司统称吉某方)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21亿元。

案件之复杂、索赔金额之大、所涉企业与人员之关键……吉利和威马的知识产权纠纷在当时迅速引发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根据公开资料,对峙之初,双方互不相让,吉利方面强硬表示,“一切以法律判决为准,我们不作额外评论。”威马汽车相关负责人也不逞多让:“威马汽车没有任何侵权行为,我们对赢得这起诉讼非常有信心。”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2022年9月,一审判决公布,结果显示,原告胜诉,威马方面需赔偿吉利700万元,包括经济损失500万元和为制止侵权的各项花费200万元;另外,威马被判决停止使用用于EX5车型上的5张汽车零部件图纸。2023年6月,故事迎来反转。在二审判决中,由于证据相关性不足、证据链不完善,吉利的诉讼请求被驳回。

但博弈显然并未结束,一年之后的今天,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再次将整个故事推至“高潮”——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吉利获赔两倍赔偿,合计6.4亿!

而这也宣告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案件中,法律最终支持了吉利的诉求。

吉利一口气将积攒了六年的愤怒和辛苦尽数吐出,六年的拉锯、数不清的诉讼成本的背后,无数员工的心力交瘁、身心俱疲终于得到回应;另一边的威马似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约6.4亿元的赔偿金额对于当前深陷破产重组风波的威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不过相比于赔偿金额而言,这一案件对于吉利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原创精神”得到了法律的最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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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战略在汽车行业至关重要”

在此次最高法解释中,有如下表述:

本案二审判决在对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侵权判断采用整体分析思路的基础上,不仅依法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法律规定确定了创历史新高的赔偿数额,还在停止侵害民事责任方面出新招实招,对于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以及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仅充分彰显了对包括技术秘密在内的各类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也切实强化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本案裁判是人民法院能动履职,积极规范和引导企业合规诚信经营,有力保护企业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审判智慧和力量。

在行业人士看来,尤其是站在今天中国汽车行业智能化、全球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一个清晰的、有效的知识产权战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战”向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涉及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因素,举证难、维权难母庸置疑。而“侵害行业秘密”为由的指控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吉利威马这场纷争如此“旷日持久”的关键所在。

战略与制度的不完善也造成了一直以来汽车行业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

以商标注册为例,据2020年汽车知识产权蓝皮书中中国新能源汽车商标注册数据,近70%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并没有进行商标注册,商标注册申请完成率仅1%。此外,2009-2019年,汽车行业专利权属、侵权纠纷案件数量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6.38%。

一个更加鲜活的案例是2015年的本田状告双环败诉事件。

2004年,由于产品外形过于“相似”,本田将彼时的双环汽车告上法庭,要求双环停止生产销售,并索赔金额为3.5亿元。然而事情的走向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双环全无心虚,而是反戈一击,宣称本田之所以将双环拖入官司中,其真正目的是对中国竞品打压封杀,牟取不正当竞争利润。最终,本田反而被判决人民币1600万。

但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汽车知识产权意识和体系也在不断成熟。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说过去刚刚起步的中国汽车产业需要在法律框架内“适度保护”,那么当行业发展到今天,绝不再允许赤裸裸的剽窃发生。

根据公开资料,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批复建设57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供集知识产权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和快速维权为一体的一站式保护服务,将专利授权周期大幅压缩至三个月。

而根据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查办专利商标违法案件4.4万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案件6.8万件,查办版权侵权盗版案件4745件;查扣进出口侵权嫌疑货物6.2万批次,核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9万件;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9万件;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3.1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2500余件;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4万起;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04分,再创新高。

此外,政府也在持续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以法治手段坚决维护创新者和原创者的权益,确保每一份创新成果都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每一份原创精神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吉利威马案件的最终判决就是证明,最终的判断有力地展现了中国政府对汽车科技创新保护的高度重视,以及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方面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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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捷径”走不远,也造不了好汽车

前不久,吉利旗下的领克Z10在哥德堡正式发布。

在这座坐落于Uni 3(吉利欧洲创新中心综合园区)内的领克全球造型中心内,吉利方面高层明确向寰球汽车表示:“吉利每款新车造型开发成本高达数亿元”,因而才有了原创性的领克以及吉利产品。

无论是技术原创还是设计原创,不仅是人的自信,也是文化的自信。正如此前行业权威人士谈论的那样:“如果我们今天连原创的自信都没有,我们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

截至去年年底,吉利已经累积获得有效专利超2.4万件(含沃尔沃汽车),主导参与了435项涉及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及团体标准的制定,并已完成260项标准发布,提升了公司的行业影响力和声誉。截至目前,吉利是唯一拥有IATF(国际汽车标准合作组织)董事表决权的亚洲车企。

正如此前李书福在重庆论坛上所表述的那样,当今中国不缺造车的企业,欠缺的是有创新力的汽车零部件生态环境,欠缺的是有原创能力的汽车安全软硬件科技公司,欠缺的是有竞争力的工业软件供应商及具备原创能力的汽车公司。

这就要求汽车企业本身对于合规经营、道德底线的认知要高度重视。企业应当以消费者权益优先的视角,以依法合规、全球合规的视角,去做企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如同此次案件当中的威马汽车,并没有准确认识到自身作为一个汽车企业所应当遵守的道德和商业准则。

面对如今复杂、多变的行业环境,李书福曾重申过一个概念:道德战。他表示,“我们不简单打价格战,而是要在保持价格优势,严格的成本控制的前提下,打技术战、品质战、服务战、品牌战,尤其是道德战。”如今看来,这一早在2007年宁波宣言时便确定并坚持下来的自我要求,经由时间的打磨不断迸发出新的内涵,也在特定的事件背景下呈现出有力量的参考意义。

用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的话来说,“企业竞争到最后,拼的是道德。”回看今天的吉利和威马,一个成长成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领军者,一个深陷破产重组泥沼无可自拔。两者之间的纷争是一件具体的事,但背后反映出的是两者对于企业经营、发展思路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做法。

尤其是站在今天新旧汽车时代的关键阶段,变化、混沌成为主旋律,汽车企业更需要回归理性、回归价值,当企业内的每一个人都充满正气、正义、合规、法律和道德,走得快、走得远便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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