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朋党之争、宋室南渡等各种原因，宋代大批中原文人南下聚集广西，促进了广西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繁荣发展。
旅桂文人之间的交游主要形式有寄赠唱和、宴集娱乐、游览山水，同道述情是其主要目的。旅桂文人与本土文人之间的交游具有体现包容大度、追求清静平和、反映平等相处等特点。
交友，简单地说，就是交往。交往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一般来说，交往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物质交往，二是精神交往。文人的交游，属于精神层面的交往，其通常是建立在发展性需要之上，注重于心理接触与精神情感的交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人际交往。
交游是文人的一种重要行为，它可折射出文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这种精神风貌、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是与人们对现实境遇的直接感受密切相关的，是该时期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的直接反映。因此，交游反映了文人在特定时期的各种心态表现。
旅桂文人多基于道德、文章、志趣、学养的相投而进行彼此交游。但是，旅桂文人有时出于政治身份的考虑，在交游过程中会对政治利益进行考量，特别是贬谪遭遇更加考量人生感悟。旅桂文人交游十分密切，交游的形式也多样。他们的交游对象很多，既有官场的，也有方外的；既有当地的，也有暂时旅居的；既有故旧，也有新交。在相互交往中，经历着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
（一）交游是人的交往需要和社会生活变迁的结果
社会生活本质实际上是交往的生活。有人说，谈论社会生活，实际上是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索生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下，交往会产生本质、结构、形式等方面的差异，但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交往一定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交游也是社会生活变迀的结果。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的需要是分不开的。交游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构成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游，影响着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交游的社会性，则反映人要实现的交往需求必然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社会条件。在不同生产力条件和社会生活方式下，交游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交游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封闭型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孤立与闭塞，人的活动范围比较狭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交往的对象也十分有限。传统社会有一种封闭型社会文化心理，大多拒绝新生事物和外来文化，生活态度守旧保守，形成了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安分守己、求稳怕变的思维定势和生活习惯。
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保守、封闭的社会状态的突破改变，社会生活方式在自觉与不自觉、理性与非理性的状态下逐步发生变化。但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交往范围仍然十分狭窄，交往能力自然也就十分有限，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开始向一个全新的水平发展。
（二）旅桂文人交游总体特征
宋代旅桂文人交游的总体特征是崇尚君子之交，讲宄道义，声气相求。
旅桂文人由于特殊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均比本地人较高。旅桂文人特殊境遇，使得他们在交游活动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作为宋代文化精英人士，旅桂文人依托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机缘，以极大的自信和热情，进行了对象多样、主题丰富、形式各异的交游活动。
旅桂文人的交游形式主要包括日常走访、礼尚往来等，其中唱和互动是交游的主要方式，他们有的诗歌酬唱，共勉互励；有的传书相问，互致殷勤；有的缅怀先贤，惺惺相惜。他们还经常相约同游山水名胜，雅集唱和，倚此进行体闲、创作，并实现感情上的交流。
旅桂文人的交游心态呈现出较多的理性色彩，主要表现在自信、平等、包容、开放、平和等几个方面。他们崇尚道义、信义之交，慎交淡交，推崇长久不渝的交谊，推崇“君子之交”“真丈夫之交”。旅桂文人的精神风貌、交游心态和交游观对其交游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境遇大致相同，文化水平相近，旅桂文人之间的交游十分频繁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一）交游的主要形式
一是寄赠唱和。以较为完善的交通通信条件为基础，宋代客居广西的诗人之间、诗人与同僚以及上司之间的寄赠唱和之作较多。
二是宴集娱乐。宋代广西宦游诗人的宴集唱和活动较为频繁，二人及二人以上的唱和很常见。有时是宴游组织者赋诗，同游和作；有时是同游赋诗，组织者及其他同游和作。
三是游览山水。张孝祥与张维、朱元顺等三人常常一同游览，互相唱和。张孝祥在《登马氏永宁阁和朱元顺分韵》一诗中这样描述三人的友谊：“绣衣两使者，风谊我所畏，相逢瘴海上，此乐岂天惠？”《游朝阳岩记》则记载了三人浏览桂林山水的经历。
（二）交游的主要目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旅桂文人交游，多以相同职业、相同际遇而在一起。交游人数不等，往往形成一个小群体，相互之间交流情感，谈论时局。同道述情是其交游的主要目的。
旅桂文人流寓他乡，总会与本土文人进行交流，相互酬唱。他们之间的交游，由于文化水平不同，身世不同，境遇不同，交游过程中表露出来的情感也与旅桂文人之间的交流不同而不同。
交游形式与文人之间的交游大体相同，但其交游表现出的心态和特点是不同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体现包容大度
旅桂文人大多是从中原而来的官宦，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他们在与当地官员和乡贤的交游中，常表现出一种包容大度的心态。从他们与地方官员交流时对当地官员的称赞就可见一斑。
（二）追求清净平和
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体现一种豁达态度。这是旅桂文人与当地僧道交游中表现出来的心态。宋时文人与僧道有着较为普遍的交游。之所以如此，与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的空前发展分不开。而宋时期佛、道教之所以得到空前发展，又得益于这一时期较为宽松的佛、道教政策。这一时期，士僧、士道之间互动频繁，且通过参禅论道、走访游玩、诗文往来等多种交游形式，给予对方以熏染。这对北宋儒释道三教融合，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这种方外交谊还对文人群体的生活方式、处世心态以及人生态度等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旅桂文人同样受此影响，特别是流寓他乡，他们更希望清静脱俗，淡然人生。这种心态，在苏轼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苏轼在容州，至都峤山访老友邵彥肃。邵原名琥，少时曾与兄、弟同游太学，后入都桥山为道士，改名为彥肃。都桥山是道书所称三十六洞天的第二十洞天，以寺观众多、风光绮丽而闻名于世。苏轼于山上岩壁留下稀世墨宝。后来，邵彥肃一直将苏轼送至梧州。大约在九月十六、十七日，苏轼到达梧州，邵彥肃与苏轼告别，道人老友的淡适使其更感清游的真切。
旅桂文人与外地文人之间的交游也不少，他们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相互寄赠，交流感情。
（一）交游的主要形式
旅桂文人通常以寄物、寄书信等主要形式与外地友人进行交流，或表达思念之情，或交流生活状况。
（二）交游的主要目的
交游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有的表现对外地文人的思念，有的表现对著名文人的仰慕，有的表现对外地文人的牵挂，总而言之，表达旅桂文人与外地文人的真挚友谊是主要目的。
旅桂文人往往将在旅居广西的感受通过诗歌的形式向外文人表达，进而反映彼此之间的牵挂、关心。
旅桂文人的交游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和促进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送别诗、抒情言志诗、论诗诗等。
（一）送别诗
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当有人离开广西时，留守广西的旅桂文人自然就会写诗送别，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送别诗。这些诗歌反映对离开广西者的羡慕，表达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情。如陶弼在阳朔任职其间，身处异乡，思念故土，与离别文人寄诗倾诉思乡之情。
（二）抒情言志诗
旅桂文人离开友人之后，彼此念挂，诗书往来，于是就形成了众多的抒情言志诗。这一类的抒情言志诗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表达思友思亲之情。如李光诗《有嘉堂酒寄吴令》。
二是反映北归意愿。旅桂文人在交游中总是希望能够回到故乡，回到原来平静的生活，结束旅居的困苦。
三是抒发平和豁达情怀。有的旅桂文人面对流寓的境遇，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苏轼是其中的代表性文人。
四是表达不遇之悲。有的旅桂文人对旅桂是一种消极态度。秦观常表现出一种凄然心态。秦观至雷州时，苏轼被贬于琼州，琼州、雷州隔海相望，故秦观与苏轼常互通书信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