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两案”侦查预审工作结束之际，一位工作人员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生命垂危之际，他不禁这样感慨。

“如果不是‘文革’，我也许会多活些年。如果再不会有‘文革’，我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生命长河中，坚强的灵魂总是那样令人钦敬，只可惜，备受摧残的肉体总是无法让一段传奇得以延续，正如前面发出感慨的这个人，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冯基平。

图|冯基平

他的一生有着不少亮眼的标签，也一直游走于政坛核心，可要说世人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当属彭真那句。

“老冯真是条硬汉子！”

德高望重的彭真，因何给了冯基平如此高的评价？

无论在位高权重之时，还是锒铛入狱之际，冯基平总能坚守本心，绝不会屈服于淫威之下，堪称新中国风云人物，有关于他的坎坷历程，不妨了解一下。

冯基平原名冯玉书，1911年6月1日出生在辽宁省法库县，贫寒的家境无法支持他完成学业，好在五叔冯万贵的资助，让他在乱世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1930年，冯基平进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深造，就在此后不久，他渐渐接触到了进步组织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也对先进的革命理念有了初步认识。

1931年5月，他加入共青团，9月，成为我党一员，这位年轻的勇士开启了他波折又热血的革命征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眼看着家乡被日寇侵占，冯基平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接到任命后火速回乡组建抗日义勇军。

别看当时的东北地区存在不少抗日民间武装，奈何大部分武装力量都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抗衡日寇缺乏全局观，力量相对分散，因此吃尽苦头。

发现问题后，冯基平辗转于新民、法库、辽中等地，只为能将不同的抗日武装联系起来，也为了将我党抗日主张在东北推进。

不到大半年的时间，各地抗日武装都对他表示认同，就这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就此成立，冯基平被任命为司令部秘书处处长。

图|东北抗日义勇军指战员

1932年秋，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捕入狱，敌人说什么都没想到，这样一位年轻人居然有着坚强的信念和意志，无论怎样严刑拷打，他就是不肯说出一丁点机密。

3年的监牢生涯，足以摧垮一个人的革命意志，也足以练就一颗百折不挠的心，冯基平便是后者，幸运的是，他在组织的多方营救下，得以重获自由。

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他进入抗大学习，还曾被组织派到山西牺盟会任职，而后又带领青年决死队与日伪军多次拼杀，立下赫赫战功。

日本战败后，冯基平开始从事情报工作，率先在平津地区秘密建立情报工作站，大力发展情报人员，还在全国多处设立情报点，为党中央在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等城市的决策制定上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参考。

1948年12月，就在解放战争进入历史性转折阶段后，冯基平奉命率中央社会部平津情报工作站向北平挺进，肩负起建国前北平地区肃清特务机构和反动组织的重任。

从这些经历来看，冯基平在战争年代是找不到任何污点的，可他的工作也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因为这个缘故，十年动荡来袭，铁骨铮铮的他却成了宵小之徒无所不用其极打压的对象，可他从未因此屈服，哪怕在绝境中也是如此。

1949年11月15日，党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而冯基平则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实际上，当年北京市公安局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冯基平主导的。

图|罗瑞卿

那一年的他仅有38岁，做惯了侦缉工作，对于全面开展首都治安工作还是感到压力空前，就这样，他变得不分昼夜地忙碌，甚至常常吃住在办公室。

从那之后，从副局长开始，他一路晋升到北京市委书记，一干就是15年。

1955年，他曾亲自审批秦城监狱的选址和修建工作，如果后续没有那么多波折发生，向来端身正意的他是不可能成为阶下囚的，没成想，他却在秦城监狱度过了9年悲惨时光。

1966年8月，文革工作小组编造出“北京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这样的诬陷材料。

1967年1月17日，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以及北京市公安局造反派接管公安局，27日，冯基平在内的12名公安局领导干部被押送到北京体育馆展开批斗大会。

从那之后，包括北京市公安局在内的全国公安系统陷入一片混乱，冯基平遭受各种非待的同时，他的家人也遭到了牵连，在宵小之徒的穷凶极恶面前，他的刚正不阿也就成了最格格不入的存在。

1968年1月3日，康生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冯基平等人是反革命敌特分子，要严防这些人自杀，还要将他们铐起来以防自杀，并突击展开审问工作。

就在第二天，冯基平被捕入狱，正是他之前主持修建的秦城监狱。

任谁也想不到，和平年代，就在秦城监狱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不断发生着。

通过专案组的审问问话，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冯基平迅速察觉到康生一伙人想要通过“61人叛变集团案”陷害刘少奇，随即对专案组愤怒斥责。

图|康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当公安局长的时候，从来就没见过什么61人档案！”

为了让他屈服，谢富治等人甚至责令专案组采用斜背铐这种刑罚以及车轮战式的刑讯逼供方式，只为冯基平能就此屈服并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直到此时，他终于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已经开始了，注定要闹得你死我活，而他要做的恰恰是不惜拼死抵抗。

整整4年的斜背铐摧残，让本就患有心脏病和老胃病的冯基平变得骨瘦如柴，因为长年不能直腰的缘故，他的身体也因此变了形，里里外外都是伤，即便如此，他的斗志从未消减过。

“在关押的犯人中，数冯基平最嚣张！他是死硬的反革命，应该判无期徒刑！”

直到1975年底，在秦城监狱服刑满9年之际，康生等人不得不将他释放，要知道，曾与冯基平一批入狱的犯人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几乎与“将文革牢底坐穿”没有区别。

专案组想要将他送到陕西，以此欲盖弥彰，可冯基平早就做好了与他们死磕到底的准备。

“你们把我从山西抓来，又送我去陕西，我的问题没弄清，我不去！”

事实上，他早已成为康生一伙人又恨又怕的存在，事情到了最后，宵小之徒谎称他患有精神病，将他强行送往医院治疗，直到十年动荡结束，他才重获自由。

名誉恢复后，冯基平的坚强不屈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评价，本就热爱工作的他不愿耽误一分一秒，立马重返工作岗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调查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

事实上，9年的监牢生涯的确彻底摧毁了冯基平的身体健康，恢复工作后的他便被诊断为直肠癌，可他并不想做手术，只因为休养时间过长，可他想要完成的事实在太多了。

后来，还是在彭真、安子文等一众老朋友的劝说下，他才接受了手术治疗，几个月的休养后，重返岗位的他接到了一份艰巨任务——“两案”预审领导工作。

图|秦城监狱

此时的他已经年过七旬，再次来到秦城监狱，在此受尽磨难的他怎能不心生悲愤，即便如此，他依旧给自己定下审案原则。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能带个人恩怨！”

就这样，夜以继日的操劳下，手术伤口因感染而渗血，他毫不在乎，基本工作完成后，他被安排在了江青预审组。

为了抓住关键证据，迫使江青认罪，江青住地清查出来的几箱子录音带正是在冯基平的带领下完成艰难取证的，“两案”公开审判之际，法庭上拿出的录音证据也都是他亲自选定的。

最令人感动的是，冯基平根据江青的反革命罪行总结出了她在审判中有可能做出抵赖的56个问题，并给出了驳斥预案，没成想，江青面对罪证真的提出了52个自我辩护问题，都在冯基平的预料之中。

可想而知，“两案”审理中最大的硬骨头江青，就在冯基平的带领下彻底瓦解。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十年动荡与恩怨尘埃落定之际，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83年9月29日，冯基平与世长辞，也就有了开篇提到的那一幕。

对他而言，十年动荡注定是毁灭性的磨难，倘若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冯基平一定会缔造属于自己的事业蓝图，为家国大业贡献一份力量。

图|1960年，冯基平（后排右三）等人在草篮子监狱前合影

有人说，他此生就是为了结束新中国这场动乱而来，的确，就在大多数人屈从于淫威之际，他的一声声呼喊与一次次抵抗，让张牙舞爪的宵小之徒吓破胆子。

这才是冯基平存在的意义，无比黑暗的时刻，他甘心燃烧自己，哪怕这正义之光还很弱小，却足以将邪恶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