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兵制：
夏朝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国家
及其军队从此产生，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出现。经商至西周，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夏朝的军事制度 这一时期史料缺乏。据《尚书·甘誓》记载,夏王控制军队,其下有“六事之人”,可能表明夏王辖有分工不同的人员。这时已有战车，车上的成员区分为左、右、御。对作战人员还有奖惩规定。可见，随着国家及其军队的产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军队的一些制度。
夏朝示意图
商朝的军事制度 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舌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惠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姘，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亞”、“馬”、“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
商代疆域
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臿”(《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 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
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下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周兵器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西周的军事制度在沿袭商制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发展。周初，王室强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军权集中于周天子手中。其下有“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尚书·牧誓》)等官职，仍不分文武。各诸侯国及一些贵族大臣也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一般须听从周天子调遣。西周晚期,王室衰微,遇有战事则往往倚重一些诸侯国和贵族大西周军队的士卒均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奴隶只能随军服杂役。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的记载(《禹鼎》、《舀壶》)，表明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是师。
但是，《周礼·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在金文和其他古籍中则未见有此类记载，据以推断,西周军队中可能不存在军的建制,也难于有这样规整的组织体系。
西周军队的主要兵种是车兵。战车一般由4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随车有徒卒，一般12人，车驰卒奔，簇拥前进。兵器仍用青铜制造，但比商朝有较大发展。出现了兼备戈、矛功能的戟和可刺可斩，便于近战的短剑。
周代战车
甲胄、干盾用皮革制成,缀以青铜泡，更为轻便,并增强了防护力。战马也装备了护甲。还规定有战前检查武器装备的措施。战斗中已采用旌旗金鼓指挥，要求行列整齐,攻伐协调,进退一致。注意了不轻易杀降和掳掠。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对西周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军事制度也具有深远影响。
春秋兵制 ：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兴起，军事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和一些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和“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较大的战争几乎都由诸侯国的军队承担。几个诸侯大国相继成为中原的霸主，代天子发号放令。
诸侯国的军队主要由公室军队、世族军队组成。公室军队多建于西周诸侯受封立国时。主要成员是“国人”中的士和农。士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事，作战时充任甲士农即庶人,除老弱残疾者外,所有成年男子都须接受军事训练,三季务农,一季讲武,每隔三年进行一次大演习。
春秋诸侯争霸
遇有战事,要随时听从调发,充任徒卒(步兵)，役期依战事的长短而定。奴隶一般没有充任甲士和徒卒的资格，只能随军服杂役。这时,卿大夫的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也仿照国都的制度在自己的封邑上,设置军队,即世族军队，从军人员也以封邑及其周围的士和农为主。此外，某些较大的城邑还有“邑甲”，有的属于国君，有的属于卿夫,是公室军队与世族军队的补充。
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车兵是主要兵种。各诸侯国力的强弱,往往以战车(见中国古代战车)的多少衡量。前期，诸侯国一般不超过1000乘,所谓“千乘之国”;卿夫一般不超过100乘，所谓“百乘之家”。
后期，随着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晋国和楚国已各达到50006 000 乘,齐国和秦国也各有2000~3 000乘，还出现拥有近1000乘的卿大夫。每辆战车多由4匹马驾挽，般配有甲士10人(包括车上3人),徒卒20人。春秋中以后,各诸侯国随车徒卒有不同数量的增加。有的诸侯及边陲少数民族国家,还建立了独立于战车之外的步兵公元前 719 年，鲁、宋、陈、蔡、卫等国伐郑，“败郑徒兵(《左传·隐公四年》),这是中原诸侯国使用步兵的最早录。
公元前541年,晋军与狄人交战,因狄人用步兵,晋魏舒“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左传·昭公元年》)，临时拆散车兵建制，将五乘战车上的甲士改编为步兵伍,这是中原诸侯国改车兵为步兵的一个典型事例。南的楚、吴、越等国已建有一定规模的舟师,多用于内河、上,有时也出海作战。
各诸侯国军队的组织编制不尽相同。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管仲改革时规定:齐军五人为一伍，十伍(人)为一小戎,四小戎(200人)为一卒，十卒(2000人)一旅，五旅(1万人)为一军。
据《左传》记载，晋军有任两、卒、旅、师、军的建制。楚军的车兵有“广”，晋军和军的车兵有“偏”等不同的编制。军队的粮草物资供给平时由“司马”负责，战时士卒通常须随身携带数天的粮,称为“裹粮”,并有随行车辆以备补充。到达某城邑诸侯国时,则由该城邑或东道国供给。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军事制度进一步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晋、鲁、郑、楚等国先后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作州兵”、“作丘甲”“作丘赋”、“量入修赋”等(《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元年、昭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扩大兵役和军赋的来源，允许奴隶从军和充当甲士，“国人”从军的制度逐渐向郡县征兵制演变;车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步兵的地位逐渐上升;军权向集权方向发展,文武开始分职等。但是这些变化,有的仅开始,有的仅表现出某种先兆，军事制度的重大变革是在战国时代完成的。
战国兵制：
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封建经济迅速发展，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的君主竞相变法图强，攻伐争雄，军事制度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
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实行凭"虎符”发兵的制度。“虎符”符身虎形，一般为铜制,分两半,有铭文。战国时期秦国国君颁发给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郊)的“虎符”上刻的铭文规定:右半在君,左半在杜,凡征发兵甲50人以上，必须与君符会合。但有烽火报警，也可“毋会”君符而采取行动(参见彩图插页第114页)。国君之下,始设将军(楚国称上柱国)等专职武官，文武已明显分职。
战国青铜兵器
各诸侯国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的征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郡、县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 16或17岁“傅籍”(或称“傅”)，即进行登记,然后,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应征入伍,直到60岁才能免征。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墓主17 岁“傅籍”，第二年入伍参战，战争结束返回故里，后又再次应征入伍。除征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经过严格的考选，多充军队的骨干和国君的卫队。如魏国考选“武卒”,要求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
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也是以较严格的考选办法招募的。凡中选者，都要进行长期的专门训练,并享受比较优厚的待遇。
步兵是主要兵种,骑兵和舟师发展也很迅速，车兵地位下降。步兵通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说明步兵的规模甚为庞大。骑兵有较大发展，出现了“骑万匹”之国。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原诸侯国改革旧制,发展骑兵的典型事例。舟师较为发达的有楚国等。秦国舟师的规模也很可观,《史记》记载,秦“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军队组织往往和居民组织相结合。郡、县居民多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即“伍什之制”。伍什之上,秦有里、乡，三晋有连、闾。军队的组织与之相应。《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军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五十人设屯长,百人设百将,五百人设五百主。《尉缭子·伍制令》记载，魏军在伍什之上,五十人为一属,百人为一闾。
兵器中,剑、戟、刀、矛、匕首等锋利的钢铁兵器迅速发展，强弓利弩大量使用。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掌管武器制造的“府库”(即武库)，有的还负责检查武器的质量和上报的数量。各诸侯国都注重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例如，秦国商鞅变法时,订有20等“军功爵制”，规定临战者不论出身贵贱,只要杀了敌人就可晋升爵位;反之,如果没有战功,贵族也不能晋爵。
战国时代军事制度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战争规模扩大以及兵器质量提高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变化,不仅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秦、汉军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酋定了基础。
秦汉兵制
秦朝(公元前 221~前 前2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军事制度是在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 206~公元220年汉承秦制，又有了新发展。
兵马俑列阵
军队的体制 秦、汉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负责全国军事行政的官吏,秦为国尉,汉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战时临时任命将军统兵,秦有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汉地位最高的为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将军出征时常置幕府,作为参谋机构。在郡、县分置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掌管军事。东汉末,设州牧,是州郡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
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
中尉所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与之相对,由卫尉统领的称南军。南军士兵大多调自内郡，北军士兵主要调自京辅，均是一年一轮换。武帝时对京师兵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精简南军，加强北军。南军原有2万人，减去一半。
北军屯兵,除中垒外,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为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同时,将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不领北军，只司御前先导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扩大郎官员额,增置期门、羽林等军。东汉时,京师兵沿袭西汉而略有裁并,将北军八校合为五营,置北军中候监领，末期多由宦官统领。
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征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西汉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国与侯国各自都有军队,王国之兵由中尉统领,侯国之兵隶属于郡。东汉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国都尉,后又下诏罢地方兵。从此，遇有战争，常派京师兵出征，或根据需要临时从州郡招募或征发。
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为充实边防,汉曾大量移民实边，并行屯田，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
军队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轻车(车兵)等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正是步、骑、车等兵种混合编队庞大阵势的生动展现。至汉朝,车兵逐渐被淘汰。汉朝军队的编制，据《后汉书·百官》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由校尉统领，“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
但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部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后曲,部、曲之下还有官(分左、右官)、队(分前、后队)、什伍等。上述文献与文物,对汉朝军队中、下级组织的不同记载，很可能是不同地区或军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编制。
兵役制度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汉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几次变更。据《汉书》记载，男子20岁傅籍，此后每年服劳役一月,称“更卒”。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另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如遇战争需要，还须随时应征入伍,至56岁才能免役。秦、汉还常谪发已科罪犯或徒隶等为兵，称为“谪戍”。西汉除实行征兵制外，还实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来。东汉罢郡国兵后,征兵制渐衰,于是也依赖招募。末年，州郡官通过募兵,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军事训练制度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西汉军队除演练射御、骑驰、战阵之外,每年秋季都进行教阅，又称“都试”，并按成绩优劣进行奖惩。边郡则常有太守“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汉旧仪》)，这种训练带有实战演习的性质。
军需供给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汉朝设考工令负责兵器的制作,设武库令负责兵器的贮备、管理。有的郡国也设有工官、铁官,负责制作器械,并将它们输入京师。长安城中的武库是国家最大的贮藏兵器的中心。秦、汉时,铠甲已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汉朝还靠屯田解决军粮的补给。秦、汉时大量使用骑兵，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汉朝在奖励民间养马的同时,在北边、西边均置苑养马。景帝时有苑36所,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武帝时官马达到40余万匹，为骑兵的发展和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条件。
汉代画像砖
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条件，这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