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治时代落幕，随之而来的是特朗普再度掀起国际政坛波澜，与此同时，欧洲的一股政治势力也在高喊“让欧洲再次伟大”的口号中迈向高潮。

来自14个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共2000多名成员汇聚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首次欧洲右翼政治峰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会议上宣称：“昨天我们是一端，今天我们是主流。”会议将矛头直指当下欧盟多数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宣称“马克龙和舒尔茨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将如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一般，成为历史的尘埃”。

他们还放言从巴黎到柏林，再到布鲁塞尔，秉持右翼理念的欧洲爱国者将成为欧盟新常态，引领欧洲走向重生。对于这些人口中的“欧洲新生”，不同人有着不同解读。部分人期望借此削弱欧盟权力，打破欧盟中心主义的家长式作风，将更多主权归还各国；有人将其视作抵御伊斯兰扩张、重塑基督教欧洲的移民战争；还有人认为这是抵制进步派文化议程、回归传统价值观的文化运动。

欧洲右翼政治峰会

特朗普主义下的美国以自身利益优先，欧洲右翼崛起也强调欧洲本土利益至上，双方利益并非总是一致。那么，特朗普主义将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冲击？欧洲右翼的崛起又会如何重塑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影响欧洲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

西方各国当下这一轮右翼政治浪潮，有一个核心共同点——反对过去数十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追溯西方开启全球化进程的关键人物，当属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们奉行“政府是问题根源，市场是解决方案”的理念，即“小政府大市场”，西方政府由此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允许资本在全球范围追逐利润。

西方资本激活了第三世界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收获巨额收益，开启新自由主义时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属右翼政客，如今西方右翼所痛恨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最初竟是由他们开启。左翼政党执政时，如美国的比尔・克林顿、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并未挑战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的基本假设，即政府会导致问题，应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撒切尔夫人

在西方，左翼政党因更吸引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逐渐主导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议题，构建起与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相匹配的全球化多元化叙事，致使如今看似西方国家左翼把持公共舆论、主导全球化。从经济层面看，全球化的症结在于政府对资本监管减少，资本抛弃国家与民族叙事，在全球逐利的同时，利润再分配未做好，加剧贫富差距，使国内底层民众生活水平倒退。

但特朗普改革口号仍是“小政府、去监管和减税”，原本由小政府和监管缺失导致的问题，他却开出进一步小政府和去监管的药方。由此可见，至少在美国，这场右翼浪潮实质是部分全球化既得利益者通过掌控国家权力，进一步瓜分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并非为底层民众谋福利，反而会加剧美国贫富差距，使底层民众境况更艰难。

可为何这场运动能获相当多底层民众支持？左派政客过去几十年主导全球化叙事解释权，底层民众将自身困境归咎于他们，从而转向支持右翼，且美国存在一个重要因素，即宗教组织从基层社会崩坏中受益。政府退出基层社会治理后，宗教组织介入并壮大自身力量。这与罗马帝国晚期社会失控、基督教崛起的逻辑相似，美国基层宗教组织乐见小政府持续收缩，所以特朗普得到基督教福音派大力支持，底层民众在教派诱导下也纷纷拥护特朗普。

最终，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出现了富豪在豪华宫殿内簇拥特朗普，而底层支持者只能在寒冷广场外自娱自乐的奇特景象。特朗普主义实质可称为“富豪民粹主义”，背后支撑力量是科技寡头与宗教组织联合体。特朗普主义跨越大西洋影响欧洲，结合欧洲社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变化，催生了欧洲右翼运动新特点。在全球化时代，欧洲有两大举措与美国不同：一是建立欧盟，二是构建更完善的福利体系。

欧盟

这使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的负面影响小于美国。欧盟建立让德、法等发达国家能利用东欧和南欧生产要素，将部分生产链条留在欧盟内部。因欧盟内部经济壁垒少，欧盟国家在条件相似时优先区域内部整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替代全球化，使欧洲国家投资者和生产者分离程度不像美国那么严重。同时，欧洲完善的福利体系缓和了社会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

尽管美国是移民国家，欧洲各国早完成民族建构，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政治浪潮却先在美国兴起。相比之下，近年欧洲各国左翼和中间党派支持率虽有下降，但欧洲主要国家执政权仍多由左翼政党掌控。促使欧洲急速右转的关键因素并非全球化，而是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失去俄罗斯廉价能源供应，经济面临严重衰退风险。作为欧盟经济领头羊的德国，近两年GDP增速为负。糟糕的经济状况激发了欧洲右翼民族主义情绪。

德国GDP

总体而言，欧洲右翼在强化国家认同、维护本土利益、减少移民、保护本国经济等方面与特朗普主张一致。但对于“小政府弱化监管”这一特朗普主义核心主张，欧洲右翼主要将斗争矛头指向欧盟，要求削减欧盟权力，将决策权归还各成员国。在各国内部，民众要求政府去监管和为企业减税的呼声不高，因为这意味着削减社会福利。被视为极右翼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上台后，反而提高了居民购物和育儿补贴。

在其他方面，欧洲右翼与特朗普甚至存在冲突。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包含反欧洲意图，如向欧洲加征关税、试图吞并丹麦的格陵兰岛。对此，欧洲右翼团体表示，选择特朗普主义不意味着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反映出各国右翼团体思想本身的矛盾，每个国家以自身利益优先，必然产生利益冲突。当前欧洲右翼能召开联合峰会并推崇特朗普主义，是因其大多处于在野状态，需要壮大自身声势。

极右翼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图源：新华社）

由此判断，即便未来更多欧洲国家右翼上台执政，美欧关系也难如往昔融洽。相反，在诸多问题上，如欧洲能否重新获得俄罗斯能源，欧洲国家与美国利益存在根本性冲突。不过，欧洲右翼上台会削弱欧盟地位和各国合作深度，使欧盟更加“散装”，这对美国而言是个好消息。

在世界加速多极化的当下，欧盟国家需认清一个基本事实：欧洲各国整合在一起，才有成为世界一极的能力。从长远视角看，欧洲右翼此时崛起对欧洲并非利好。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断挑战世界秩序、放弃领导责任的背景下，全球各大地缘区域都在以不同形式进行自我整合，这种整合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将奠定未来百年世界新秩序的基础。我们需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理解欧洲右翼运动对欧盟乃至全世界的影响。

在美洲，美国是无可争议的大国，没有域外势力能阻挡其整合北美地区。但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南美地区存疑，这将决定美国在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上限。若顺利将全球力量收缩至美洲，且过程中不发生多米诺骨牌式崩溃，那么南美洲国家将面临更大的美国压力。巴西、阿根廷等中等国家能否在被纳入美国势力范围前完成南美洲联盟内部整合，以及该联盟能否引入域外力量制衡美国以保持独立，将决定南美洲是以独立还是附属于某国集团的形式参与新的世界秩序。

在亚洲，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东亚集团若能强势整合东南亚和中亚，将成为世界一极；而印度能否成功整合南亚地区，也将影响亚洲格局。中东地区是美国投入最多、利益牵扯最大的区域，这里中等强国众多，利益冲突和历史矛盾错综复杂，不利于地区整合，堪称各地区变数最大之处。非洲情况较为特殊，许多国家是殖民时代遗留产物，多数国家内部管理和治理能力不足。少数率先迈入现代国家门槛的非洲国家，可能借世界秩序变动之机，凭借组织力优势重新划定势力范围，围绕几个强国形成新的集团。

对欧洲而言，原本欧洲各国已结成欧盟，甚至推出共同货币欧元，具有先发优势，本可无缝衔接新的世界秩序并占据重要地位。但当下兴起的欧洲右翼运动带有强烈反欧盟色彩，主张削弱欧盟权力，激进者甚至要求退出或取消欧盟。不过，欧盟内部成员国经过数十年融合，经济联系紧密，取消欧盟的成本极高，各国难以承受。

所以，欧洲右翼政党在野时对欧盟批评不断，上台后则趋于务实，仍会与欧盟积极合作，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就是典型例子。与美国社会深度撕裂导致的政治分裂不同，欧洲右翼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原有政治框架内政党间争夺执政权的活动，特朗普主义是欧洲右翼政党壮大声势的工具。

当然，这是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美国有强烈动机扰乱欧盟，吸收欧洲产业和金融资本以延缓霸权衰退。但特朗普能否想到利用右翼运动分裂欧盟，以及美国执行机构能否实施这一过程中的精细化操作，尚未可知，这取决于特朗普对美国深层政府的清洗程度，以及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美国官僚机构。

对于欧洲来说，其发展上限是恢复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建立深度信任，以大欧洲联盟姿态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下限则是欧盟彻底沦为美国霸权衰落的牺牲品，被美国掠夺优质战略资产后一蹶不振。西方文明的最终结局，以及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的地位，还需美国和欧洲自己权衡利弊，做出抉择。

文本来源：棱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