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斌国

印度外长苏杰生近期关于 “西方长期抬华抑印” 的言论，折射出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印发展差距的焦虑，以及对历史认知的严重偏差。这种将中国崛起归因于外部扶持、将印度困境归咎于西方打压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 “受害者情结”，既忽视了两国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也暴露了印度战略思维的局限性。

一、历史叙事的断裂与重构

苏杰生将中印国际形象差异归咎于 19 世纪英俄 “大棋局”，这一论断存在明显的历史误读。英国对中国的所谓 “战略支持”，本质上是殖民扩张的副产品。19 世纪英国在印度系统性破坏其手工业和农业基础，却在中国通过鸦片贸易和不平等条约掠夺财富。即便在所谓 “大棋局” 中，英国对中国的策略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担心俄国南下，另一方面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甚至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领土争议。赛珍珠的《大地》虽在西方引发对中国农民的同情，但这是作家个人的文化观察，而非西方政府的系统性宣传工程。

相比之下，印度独立后选择的发展道路，更多受制于自身历史包袱。英国殖民时期对印度的 “分而治之” 政策，导致其社会结构严重撕裂，种姓制度、宗教矛盾等问题至今未解。而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桎梏。这种差异早在 19 世纪末已现端倪：当英国在印度推行精英教育时，中国已开始普及基础教育，为后来的工业化储备了人力资源13。

二、经济政策的现实困境

苏杰生的言论背后，是印度 “追赶中国” 战略的全面受挫。莫迪政府的 “生产激励计划”（PLI）耗资 230 亿美元，却因官僚效率低下、补贴发放延迟等问题，导致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从 15.4% 降至 14.3%。更讽刺的是，印度 80% 的仿制药原料、60% 的手机零部件仍依赖中国进口，所谓 “去中国化” 沦为空谈。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印度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基础教育薄弱导致劳动力素质低下，高等教育过度偏向人文社科，难以支撑制造业升级。

反观中国，通过 “世界工厂” 模式积累资本，再向高科技领域转型，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即便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制造业的韧性仍令印度难以望其项背。印度试图复制中国经验，却忽视了自身制度环境的制约 —— 土地私有制、工会力量、法律繁琐等问题，使外资难以在印度建立高效供应链。

三、认知偏差与战略选择

苏杰生的 “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印度精英阶层对自身发展模式缺乏自信的表现。这种认知偏差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将中印竞争置于西方主导的叙事框架下，默认 “西方标准” 的合法性；二是对中国成就的选择性失明，将其归因于外部因素，而非内部制度创新。事实上，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未依赖西方扶持，从改革开放到 “一带一路” 倡议，都是基于自身国情的主动选择。

印度若想真正实现崛起，需摒弃这种 “受害者心态”，正视自身问题。当前印度经济面临双重压力：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出口，国内制造业疲软拖累增长。在此背景下，印度部分官员开始考虑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允许中印合资企业成立。这一转向虽值得肯定，但需警惕其背后的投机心态 —— 印度若不能解决土地改革、基建滞后、教育不平等这些结构性问题，即便恢复对华经贸，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向

苏杰生的言论可能加剧印度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但现实利益终将推动两国关系回归理性。中印边境局势的缓和为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而美国对印度的关税施压则成为双方接近的催化剂。印度若能以务实态度处理边界问题，扩大与中国在基建、科技、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或将为其经济注入新动力。

然而，印度仍需克服战略摇摆的惯性。一方面，其加入 “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试图在中美之间 “选边站”；另一方面，又想通过对华合作对冲美国压力。这种 “骑墙” 策略若运用不当，可能导致两边落空。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务实的外交政策。印度若想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首先需要学会与中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苏杰生的言论暴露了印度精英阶层的认知困境：既想借助西方力量制衡中国，又不愿承认中国崛起的内在逻辑。这种矛盾心态若不能及时调整，将阻碍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中印作为相邻的文明古国，本应在 “龙象共舞” 中实现共同发展。历史证明，任何将发展寄托于外部力量的国家，最终都将陷入依附性增长的陷阱。印度若想书写自己的复兴叙事，必须从正视历史、改革自身开始。

核子猎潜艇评论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