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风云变幻，在战争的刺激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做出了反应，开始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家族的命运与社会的变动一脉相通，家族作为一种基本组织单位和传统封建社会的基础，自然避免不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家族呈现出一种“保守”和“进步”并存的特点。

家族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私学形式的一种，起到了补充官学不足的作用。从家族视角出发，家族在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始了变革的历程，家族教育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近代社会政教体制的变化、改革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直接推动了传统家族的教育转向新式教育，并带有近代化的特征。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国家政策有着很大关联，尤其是在 20 世纪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高度重视新式学堂的兴办，并对新型学制的建立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西方文化在我国广泛传播，如破竹之势席卷全国。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日趋没落，曾统治中国文化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不合时宜的一面，开始呼唤改革。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并且主张革新教育形式，创办新式学校。

在外界形势的刺激和压力下，清政府于 1860 年建立了同文馆，相隔几年，又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其带有现代意义的特征。1901 年，清末新政是初步奠定新式教育体制的关键时期，此时政府积极介入了家族教化。

在教育方面，清政府采取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措施，并颁布强制性法令，规定在全国建立各级各类学校，学校教育内容以西学为主。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近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新式学校的创办直接冲击了传统族学等家族组织的发展并使其逐渐衰败，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地位受到动摇并最终解体。

1907 年，清政府还颁布了有关女子教育的章程，使近代女子教育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桎梏，并极具进步性。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被推翻，政治制度的变革必然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封建家族在经济上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制度上更是无法适应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需求。

此外，科举停废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传统家族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科举制度在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同时逐渐显示出不合时宜的一面，并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有学者这样说到：“南宋以来，科举的僵化和弊病已经十分严重”。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到：“以科举取士，必不能得人才也”。1905年，清政府批准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奏请，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放置在学校之中。

1906 年，科举制度被废。然而科举考试的废除阻断了家族科举入仕的道路，也导致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相分离。原来通过旧学而人仕的知识分子陷入茫然、困顿的境地。

刘大鹏日记记载：“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这深刻的反映了科举废除这一历史巨变带给中国士阶层带来的压力、困顿与无所适从。确定无疑的是，科举制的废止也从根本上阻断了家族通过教育这一形式迈入社会上层和保障家族利益的通道。

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教育的推行等举措使得一批思想较为开明、先进的知识分子怀着茫然、紧张的心情走进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新式教育使得他们逐渐摆脱传统的“读书做官”的畸形价值观，在职业选择上也更加多样化，逐步弱化了农为本、商为末的封建思想。

中国的知识分子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积极从事于农工商等各种近代职业。在新的教育价值观和职业观的推动下，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也在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而这无疑进一步从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家族作为知识分子较为集聚的组织，自然而然的受到科举废除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查氏家族以科举起家，通过“科举入仕”的道路，家族中人才济济。时代剧变之下，查氏家族调整家族方向，通过文学这条道路家族依然屹立不倒，家族成员亦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学习新学。

查氏子弟查人伟虽然通过科举考取了功名，但他认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对振兴中华无裨益。当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时，查人伟毅然前去求学，迈进了求是书院。

在求是书院，其接受新学的熏陶和浸染，眼界拓宽，窥见了中国的封建旧俗对民众乃至社会的危害；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没落。于是，他抵制封建旧俗、积极参加革命。

科举既废，家族成员或投身革命、或从事商业、或在文学领域熠熠生辉，家族中各行各业人才比比皆是，为家族的长盛不衰提供牢固的保障，查氏家族的精神在新时代下被继承和发扬。

国家政策的调试促进近代家族做出一定的调整，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有所改变。在教育内容上，查氏家族对文学教育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不一味追求科举功名，并不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唯一目的。

所以在科举制度被废、新学逐渐兴起的情况下，其家族能够顺时而变，从日益僵化的时文教育中成功身退，从而转向其他方向，以传承查氏家族。

在客观因素的刺激下，家族和社会开始了“求变”的过程，西学东渐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日本惨无人道，其大肆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我国资源，其种种恶行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发指并胆战心惊。

战争的炮火带来的是深重的灾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国人中的有识之士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一些家族中的家族成员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见解，家族在策略上也有所调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变化，战争所造成的伤害只是诱因，而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传入带来的新思潮的兴起。西学的大肆传入带来了国人思想的碰撞和斗争，进而带动与实现了国人头脑中的知识更新。

在中国，自基督教进入我国疆域时，“西学东渐”便开始登上了舞台。早在明清之前，基督教就已在我国传播过两次，分别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和元朝。明清之际，基督教又一次大规模传入我国。

当西方葡萄牙等国积极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时，天主教也再次进入中国，天主教传教士亦积极主张向海外扩展，以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因此，浙江成了主要的传教区。

随着天主教在我国广泛传播西方文化，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学士对西方科学、哲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并逐步学习西方文化。

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将西学拒之千里，从而导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学习与交流不得已暂时中断，这一时期我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比较浅显，仅仅通过翻译西学各类书籍和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等方式来进行学术交流。此时，西学对我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直至战争的爆发，清政府在战败后被迫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西方列强在这些条约的庇佑下在我国广泛传播西方文化，西学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再次东渐，且来的更为猛烈，由沿海而后深入内陆腹地，国人对西方文化也较之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西学对我国旧式教育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也迫使我国旧式教育逐渐崩溃并逐步走向近代化。

中国的大门在残酷的战争之下被迫打开，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纷沓而来，有关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和婚姻自由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深刻影响到了国人的思想。甲午战争的爆发乃至失败，触动了国民的意识的彻底觉醒，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与弊端并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文化。

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接受西方科学文化，企图从西方文化中获得救国富强的真谛，其思想观念不断变化，与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的宗法观念、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并且加快了封建家族制度的衰落速度。

在学习西方文化和变革传统教育的过程中，新文化与新式学堂迅速崛起，逐渐占领文教阵地。在西学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了极大的转变和革新，例如传统的等级观念的淡化，儒学的教育内容的突破，取而代之的是民本主义观念的兴起，新知识、新思想的广泛传播。

当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二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与不适，中国士人也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无法顺利做出选择。在长期封建传统教育的熏陶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地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面对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很难一时做出改变，甚至是抵制西方文化，反对变革。

但也有一批知识分子，极具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们改变了狂妄、自傲的传统心理。在中外经济、文化的对比下，深切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教育的发达，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希冀从先进的西方国家道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

孙氏家族成员孙诒让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孙诒让虽潜心研究经学几十年之久，但并非抱残守缺、迂腐顽固的清儒，而是具备顺势而变的眼力和与时俱进的能力，面对西方文化的滚滚浪潮，他并不是抱有排斥的态度，而是学习他人之长处，以求致用。

这种乐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广阔胸襟，为他接受西方文化、革新思想观念奠定了基础，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已认识到这一点。张之洞曾评价孙诒让“实能会通中西古今学术治术”。

孙氏家族“应时需”教育思想的产生便与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文化的融合密切相关。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清末的学术思想也变得多元、复杂，家族教育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