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钴蓝装饰器物包括唐三彩（包括多彩、白地蓝彩陶和纯蓝釉器）以及唐青花。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用白色或红色粘土做胎，用含有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做釉料着色剂，同时加入很多炼铅熔渣和铅灰作为釉料助溶剂，经过约800℃烧成。唐三彩的制作始于唐高宗时期，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鼎盛。
产生时期唐武德元年至光宅元年（618-684年）为钴蓝装饰的产生时期，从出土情况来看，陶瓷上的钴蓝装饰实例较少，或装饰较粗率的线描纹饰或作为单色低温釉陶器。
葬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即公元664郑仁泰墓出土的白地蓝彩盖钮和器盖，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器物资料，器盖白釉泛黄，上绘蓝彩发色纯正，装饰手法较随意，纹饰不清，粗糙的胎体和装饰手法显示出初创时期的特征。这件器物的出土表明在初唐我国工匠就开始将钴蓝应用到陶瓷装饰上。
高宗时代标准的唐三彩出现，标志即初唐公元675年虢王李凤墓出土的三彩双联盘，盘较浅，中间束腰，下有四足。白地上装饰黄、绿、蓝三色对称布局的三或四层同心圆圈，釉彩斑斓，蓝彩颜色较深但发色明晰。
葬于上元三年左右（公元676年）的唐恭陵哀皇后墓被盗后追缴回的纯蓝釉长颈瓶、蓝釉高足瓷盘、蓝釉灯、蓝釉三足炉、蓝釉钵均属釉陶，通过中子活化分析技术将所得到的数据与唐代各三彩窑址进行比较研究，研究人员得出该墓出土器物的胎体成分与巩义窑三彩器数据十分接近。
根据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蓝釉器物来看初唐的工匠己经掌握了存在于矿物中的金属氧化物的性能和呈色原理，在配釉时有意识控制各种金属氧化物的比例关系，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初唐即是钴蓝装饰的产生时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在唐三彩产生初期钴蓝装饰就是其重要内容，早期几座墓葬出土唐三彩器除牛湘仁墓外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蓝彩，表现着随葬品的名贵和稀有。
二是如上述纪年墓中所见，初唐时期能够以唐三彩随葬的人，身份和社会地位都非常高，或是皇亲国戚或是朝廷重臣，为统治阶级所专享。三是在唐三彩创烧初期其产品种类以日用器皿为主。
从武周延续到玄宗天宝年之前，三彩器品种和数量增多，开始出现更为精致复杂的模印贴花、仿金银器的鱼子纹和仿丝绸缬染的白斑加彩装饰。大型的三彩俑空前增多，而且造型精美，釉彩华丽。
快速发展和鼎盛时期唐中宗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684-755年），唐三彩经历了中宗、睿宗和武周年间的发展之后，到玄宗时期达到最高峰。其中钴蓝装饰应用更加普遍，装饰手法也更成熟。以陕西和河南地区出土最多，其中陕西地区出土带蓝彩器物的唐墓时间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时期。
此期三彩加蓝器装饰繁复华丽，制作精细，装饰手法丰富，蓝彩发色明艳，色彩绚烂，俑类釉色和造型的表现力达到唐三彩艺术的高峰，反映着盛唐的富足奢靡和丝绸之路的欣欣向荣。
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唐代唐州方城县丞、赠淄州司马杨贵同其夫人墓出土八件三彩加蓝的女立俑、两件三彩加蓝雁和一件白地蓝彩盂。
女立俑面部都为素胎，其身材窈窕，姿态端庄，着白或蓝的单色窄袖儒衫，部分披帛，下着曳地长裙或为蓝、褐、绿多彩交融或装饰白斑，色彩斑斓，流淌交织，发色明晰又有深浅层次的变化。
其女佣形制与较早的神龙二年（701年）永泰公主墓女佣相似，与稍晚的鲜于庭诲墓女佣差别较大。杨贵于仪凤二年（677年）卒于京师宁华里，夫人王氏卒于证圣元年，其子于开元九年（721年）将其母迁葬于此，此墓出土女佣的时代与墓葬时代存在时间差。
同墓还出土一件白底蓝彩盂，盘口微撇，细颈扁腹，肩饰两周凹弦纹，底部无釉，釉层脆弱，可见白色化葬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的鲜于庭诲墓出土一件三彩载乐俑，骆驼昂首而立，驼背垫蓝色圆毯上置平台，铺绿边皮毛条纹长毯，上四名载乐俑，相背而坐各持乐器弹奏，中间一名站立的胡人老者，做歌舞状。
这件载乐俑塑造精细生动，釉彩发色鲜亮，乐舞俑着蓝色或绿色圆领袍，特别是驼身上的长毯，装饰了蓝、黄、绿、白、橘红色条纹釉彩，华丽非凡，显示着万邦来朝的盛唐气象。墓主鲜于庭诲官至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赐上柱国，是玄宗的亲信，其墓葬等级很高。
同墓还出土两件三彩加蓝女立俑，其中一件，面部为素胎，鬟发高
髻，内着绿色窄袖儒衫，外披敞领蓝袍衫，两袖侧垂，下穿曳地黄色长裙，其神态沉静。
蓝彩与不同色彩的搭配能体现不同的效果，如上述三彩载乐俑驼身上饰的长毯，毯上装饰了蓝、黄、绿、白、橘红多色条纹釉彩搭配黄绿缘边，显得华贵张扬，绚丽夺目；而同墓出土的披蓝色大衣的女立俑，只装饰黄蓝两色，体现出简约和谐，高贵典雅之美。
同墓出土的三彩加蓝器物还有男侍俑、牵马俑、卧驼骑佣等。陕西礼泉唐安元寿墓开元十四年（727年）出土一件唐三彩女立佣，高髻，身穿窄袖圆领袍，袍施蓝彩，遍饰白团花，团花中点黄彩。白斑中加彩的装饰具体方法李知宴先生研究认为是瓷泥堆塑法，即用瓷土和石英砂隔绝白斑和其他釉彩的配彩工艺。
白斑中加彩的装饰着力模仿唐代丝绸缬染工艺效果。该墓葬有五个天井，墓主安元寿作为唐朝武将，随葬品丰富，器物等级较高。1959年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加蓝器物较多，有骆驼载乐俑一件、天王俑一件、镇墓兽两件、牵马俑一件、建筑模型两件和三彩加蓝的女立俑八件、塔式罐两件。
发掘者认为这座唐墓出土的女佣、马俑、骆驼俑形制略同于西安南郊鲜于庭诲墓出土物，并出土开元钱一枚，应属盛唐时期墓葬。包括国宝级文物三彩载乐骆驼俑，骆身施黄白彩，昂首而立，背上架成平台，铺蓝彩缘边的黄绿彩方格纹长毯，平台上置六名形态各异的伎乐俑，中央一女立佣作歌舞状，造型细致生动，釉色绚丽多彩。
相比于年代较早的永泰公主墓和杨贵夫妇墓出土女佣，中堡村唐墓的女佣形制更高大，其身材丰满，形态多样，刻画更细致，头身比更均
衡，颇具盛唐气象。女立俑其一，头梳双髻，面部表情温婉可亲，拱手而立，上着黄绿两色短衫，下浅黄长裙，肩披蓝巾，系于身后，足蹬尖鞋。
该墓出土的女立俑其二，头梳单鬟髻，左臂屈举，右臂下垂，着蓝底黄白花窄袖，肩披一淡黄色巾，下穿黄色长裙，釉彩鲜亮。西安市长安区郭杜乡M31唐代墓葬出土了多件精美的三彩加蓝器物，发掘报告中所列出土三彩加蓝器物近20件，其中器型丰富，风格统一，包括载物骆驼俑骆驼跪卧，昂首嘶鸣，驼背上的圆毯、行囊和各色货物象牙、白瓷盘和白瓷壶等真实细致，再现了丝路的繁荣。
同墓还出土了杂技俑、天王俑镇墓兽和仕女俑等。从墓葬形制和葬具来看这座墓葬应当为贵族墓，属盛唐时期。这一时期唐墓中出土三彩加蓝器物比例很高，蓝彩发色明艳，施彩技术成熟，装饰方式多样。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是转折点，北方遭战乱袭扰，社会动荡，厚葬之风消弭，唐三彩迅速走向衰落，大型的俑类很少出现，实用器如碗、盘、罐等比例上升。盛唐之后陕西地区唐墓中唐三彩数量骤减，带蓝彩的器物也几乎未见。而洛阳、扬州仍有出土，到宋辽时期三彩仍有生产但再无钴蓝彩。
衰落时期中晚唐时期（766-907年）为钴蓝装饰的衰落时期，华丽炫目的唐三彩很少出现。唐青花的产生虽标志着钴蓝装饰技术的进步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但其生产时间较短，烧造窑口仅巩义窑一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扬州唐城遗址中晚唐地层中出土一批唐青花残片，学界已达成共识为河南巩义窑生产，由水路和漕运运往扬州。
巩义窑在唐代就烧造出质量较高的青花瓷器，其工艺很成熟。唐青花内销极少，作为明器也很少见，偶有件完整器多出于扬州唐代罗城遗址和黑石号沉船。在河南地区出土唐青花仅有两例。郑州上街区一座小型土洞唐墓出土一对青花塔式罐，由塔刹状盖，圆肩弧腹罐身和束腰台座组成。
这类塔式罐虽是唐墓随葬典型器，但多为素面或彩绘陶制，偶有三彩和白瓷器，郑州上街区出土的这件为瓷质，器身施罩白色透明釉,釉色洁白，胎釉结合较好，蓝彩浓淡不一，可见少量黑色斑点。
其中一件罐盖装饰花卉草叶，肩部饰蓝彩花草纹和蝴蝶纹，其花卉纹与1995年扬州市三元路工地出土唐青花盘较相似。另一件盖顶饰“卍”形纹，腹部装饰蓝彩草叶纹、束花纹，还绘一幼童手举钩状物作击球状。该墓年代定为唐代中期，从形制看应属于平民墓。研究称这件塔式罐从形制上属于塔式罐发展的第三分期，即在公元751到806年期间，可以确定为中晚唐青花。
冯先铭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提出青花瓷概念为学界广泛认同：“成熟元青花瓷的要素有三：洁白的瓷质胎体和纯净的高温透明釉；使用钴料绘制的蓝色图案花纹；熟练的釉下彩绘工艺。”唐代青花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瓷胎，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彩绘，即使用含钴氧化物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
河南上街区出土的这对塔式罐符合青花瓷的定义，而且出土于墓葬中，更新了学界对唐青花的认识，补充了国内墓葬未出土完整唐青花瓷器的空白。同时这对唐青花塔式罐纹饰同扬州出土的残片不同的是这对塔式罐装饰了人物纹，主题的孩童击球形象是否就是由波斯传入的马球运动值得探讨，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这对青花塔式罐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