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对一个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凝聚力量，还能传承学问，是家族兴旺发达、长盛不衰的基础。随着“新学”发展在范围上的不断扩大和和深度上的日益加深，孔氏家学发生了改变。
教育目的在“新学”思潮影响下，知识分子的教育观念经历了新旧交织的痛苦。孔氏家族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承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等也在这场夹杂新旧思想的激烈争论中发生了变化。传统教育以培养重三纲、尊五常，讲人伦、懂孝悌、明礼仪的谦谦君子为主要目标。
就孔氏家族而言，历代帝王格外重视孔府大家族的读书问题，“无孔不开科”更是体现了对孔氏族人的优待。传统时期孔氏家族的教育目的具有明显分化的特点，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发生改变。
衍圣公作为孔氏家族大家长，肩负着维护家族利益、祭祀先祖的职责。五经博士虽然也属于世袭官职，但身为孔氏后裔需要更多的承担起辅助衍圣公管理家族等各项事务的责任。作为孔氏家族的族人，无需在维系各家族关系或管理本家族事务等方面过于忧心，而是将注意力放到“科举入仕”，侧重于经史子集等领域的专业化学习。
在近代“新学”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举制的废除以及教育的发展和变革促使孔氏家族成员的教育目的发生了改变。近代孔氏家学更加注重科学教育的发展。
衍圣公孔令贻在创办新式学堂时，主张“曲阜学堂须以经学为经，科学为纬”，这表明孔令贻与时俱进的思想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已经完成了对“中源”说的超越，将科学教育纳入家学的领域中。
再比如 1907 年《衍圣公对曲阜学堂意见》言:“原定曲阜学堂袛于经史礼乐等定为课程，衍圣公不以为然；其意以忠君、爱国、尊孔为宗旨，此外以经史、礼乐、伦常、国文、方言、测绘、体操、宪政定为十科，并闻衍圣公有出洋调查学务之说，现并欲往各省游历云”。通过这些可以看出孔令贻已经形成改革学堂、创办教育的系统思路，不再局限于经史礼乐的钻研和传统儒士的培养。
历代衍圣公均以传承儒家经典为己任，然而世事变化，孔子第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不仅重视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增添了许多新知识的学习。不仅如此，成年后的孔德成积极走出国门，远赴重洋，考察美国思想政治文化等内容的同时宣扬孔子儒家学说，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此可见，“新学”对孔氏家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迫使儒学失去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同时，还冲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束缚。“新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孔氏家族的家学传统，将自由、科学等新式观念和知识纳入近代孔氏家学教育，既传播了新文化，又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为孔氏家族成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自清末新政实施教育改革以来，近代孔氏族人积极创办新式学堂，拉开了曲阜新教育的序幕。在教育者方面，由于接受新式教育毕业生较少，导致“新学”教育教师资源相对匮乏，多由举人、贡生、廪生、增生和附生充任。
后期随着新式学堂毕业生的逐渐增多，教师数量相对增加，包括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高等学堂等毕业生。在教育对象方面，提高了对入学者的考察标准，同时将女子纳入教育范围，筑牢了社会发展的人才基础。
1902 年，孔祥霖创立四氏中学堂，1903 和 1911 分别改名为曲阜中学堂和山东省官立曲阜中学堂，光绪辛卯科举人颜锡均任曲阜中学堂监督，1911 年由孔印秋继任。
曾有多名教师在中学堂任教，如王升科、徐之薰、高微峰、徐鸿林、王震辅、曹恩澂、袁书鼎等，其中，王震辅是高等学堂正斋毕业生，教授英文、算学、理化科目；曹恩澂是廩生，毕业于师范学堂速成班，教授经学、史学、修身、体操等课程；袁书鼎是贡生，教授高等小学堂的经学、史学、地理等课程。
1925 年，孔氏家族成立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孔德成任名誉校长，任命优级师范毕业生孔宪滢担任校长职务，1929 年毕业于山东高等学校的孔昭润继任校长，聘请王祝宸、乌川、颜世彬、明月亭来明德学校兼课，他们均是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教师。除此之外，还聘请了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颜泗南和毕业于北京高师的王次丰。
“新学”不仅改变了孔氏家学的教育传统，还对其他学堂产生影响。陈金氏私立幼幼小学堂于 1905 年成立，陈宪熔担任校长，王敦仁承担监学之责，“中学”课程由毕业于师范传习所的齐儒珍进行教授，西学课程由王培忠兼任。
不同学段招收的学生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小学阶段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通过劝学来招收生童或者私塾生徒以达到招生计划，而中学阶段也是以劝学的方法进行儒学署生员或者童生通习五经者的招生。无论哪一学段的学生必须通过考试方能入学，且上报知县由提学使司备案。
此前，女性并不在学堂的招生范围之内，直到 1912-1913 年壬子癸丑学制颁布，男女同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肯定。受壬子癸丑学制影响，孔氏明德中学开始接受女子入学，摒弃四氏学只招收孔、孟、颜、曾四氏子孙的传统，在招生方面不分姓氏、性别和籍贯。
明德中学规定学生年龄在 12 岁-20 岁之间，只要具有高等小学堂水平或者同等学力者通过相关考试即可入学。考试主要包括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学年考试、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60 分是及格线，低于 20 分将被赶出学堂。
综上所述，“新学”在改变了孔氏家族家学传统方面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教育对象均需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有教授学生或者接受教育的机会。
孔氏家学所聘请的教师兼顾中西教育两方面的要求，“新学”教师以毕业于新式学堂为主，但面对社会缺乏“新学”教师的大背景下，速成班也成为晋升教师的另一种途径。
无论是利用考试的方式进行学堂招生，还是允许女子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举措，都体现出新式学堂扩大了招生范围、提高招收标准的特点。自新学制颁布，孔氏家族将女子也纳入正规教育领域。与此同时，新式学堂制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教学检查，及时规范学生的不良行为，监督学生学习效果，提高新式学堂毕业生的含金量。
教育内容传统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通过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们经学水平的考察，进而选拔出朝廷所需要的栋梁之才。因此，家学内容主要以经学为主。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和孔氏家学的创始人，自先秦时期便以研究儒家文化典籍为己任，历代孔氏后裔继承祖志，世代传承儒家经典、著书立说，为后代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儒学功底深厚，以古今文互译，创立古文经学派，为孔氏子孙留下珍贵的家学资料。
近代以来受“新学”影响，科举制度废除，各宗族子弟的入仕之路被切断，四书五经不再是读书人钻研的重点，天文、算数、地理等西方科学知识纳入知识分子的眼帘。
孔府保留讲学传统，为孔德成姐弟延请名师指导，教授《诗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等内容。其中既有侧重传统文化教育的庄陔兰、吕金山两位老师，还有包括王毓华、吴伯萧、詹澄秋等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老师。
作为孔德成姐弟“新学”教育的启蒙者，王毓华为其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四书》等等，吴伯萧教授英文，詹澄秋教授琴艺。后来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在之后的学习内容上又增添了地理、历史、数学等现代学问。这些带有西方色彩的教育内容为之后家族子弟海外留学创造了条件。
孔氏家族拒绝固守传统，反而积极入世，坚持以中西结合为教育的基本原则，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为维护孔氏家族地位的需要，自孔子创办家学以来，在近代“新学”思想影响下孔氏家族教育世家的传统地位受到冲击；第二，政府新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普遍认知，儒家失去文化独尊地位；第三，社会新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对新文化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
基于此，孔氏家族利用积极适应新文化的方式来巩固家族地位、捍卫家族利益，同时宣传儒家思想、发扬孔子学说。
教育形式教育是进行知识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之一，在古代，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近代以来，最明显的就是教育形式发生了变化，教育不再以官学和私学为划分标准。
在受到“新学”冲击之前，孔氏家族的教育主要在族内完成，以族规、家训约束孔氏族内子弟，家学是主要的教育形式，而其具体表现为早期家学、庙学、三氏学和四氏学。随着“新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清末新政的实施，近代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建立新式学堂，二是出国留学。在政府的支持以及洋务派的带领下，各地纷纷设立大小学堂，主要包括外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招收不同年龄的学生入学，旨在培养满足社会发展的新式人才。
孔氏家族作为曲阜当地的世家大族，在推行新教育方面不遗余力。1894 年，孔氏族人孔祥霖率先创办曲阜当地的第一所新式学堂——算学馆，成为孔氏家族兴办新式学堂、改革教育形式的第一人。
而且，孔祥霖曾受山东巡抚周馥的邀请，赴省督办实业，兴办数所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如 1904 年，孔祥霖兴办农桑初级学堂，专门培养精通农学的技术人才。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延续了兴办学堂、出国留学的主张，新增废除科举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政府彻底革新教育的决心。另外，清政府在教育改革政策中着重强调“蒙养”的重要性。近代学堂林立、课程内容繁多，学生在个人资质方面存在差异，很难把握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在政策指引下，衍圣公孔令贻带领当地民众，集资广设义学，重点培养蒙童，确保曲阜境内蒙童得到良好教育的同时，为以后小、中、高级学堂的教育打好文化基础。
孔氏族人积极创办新式学堂，如曲阜四氏中学堂、四氏师范学堂、曲阜县官立四氏初级完全师范学堂，以及阙里孔氏私立明德中学，师范学堂的创建源源不断的为教师队伍输送人才，为未来教育储备了大量人才。在政府留学政策的号召下，孔氏家族子弟紧跟潮流，走出国门，学贯中西。
例如孔子第 69 代孙孔继儒、孔继锟，孔子第 73 代孙孔庆遹，孔子第 74 代孙孔繁需、孔繁霨、孔繁锦、孔繁祉、孔繁芝，孔子第 76 代孙孔令伟、孔令俊、孔令烜等等，他们有的留学日本，有的留学美国，其中，孔令烜还获得硕士学位。
结语可见，“新学”的传入改变了中国教育风气的同时，对孔氏家学的人才培养形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许多在近代教育事业改革过程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人才都是在“新学”教育培养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