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病菌会说话，那它们一定会非常自豪地向我们承认：我们才真正是属于农民的儿子。农民阶级自然也是要反驳的，不然这倒成了农民阶级道德情操的问题了。不过，对于这样一个结论，实在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当然，病菌口中的农民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农民并不是一回事，病菌说的农民是所谓的农业文明的受益者。病菌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语言、文字、工具等，自然是农业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但要说病菌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那有些不明就里的伙伴们定是要有非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农业文明是如何征服狩猎采集族群的，我们也知道，农业文明驯化动植物并且依靠它们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并且极大扩张了人口的规模。我们现代世界的很多病菌正是那些我们最亲密的动物们的恩赐。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病菌会夺走无辜的人们的生命，是万恶的东西，没有人会觉得鼠疫或者艾滋病病毒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人类的道德不仅规范了人类本身，还似乎也规范了人类之外的一切存在。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自然有能力超越感觉与自身周围的环境去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那就是，世间之万物的道德——不顾一切阻挠去保持其自身的存在。
一、病菌的产生、传播的策略
大多数置人于死地的病菌多来源于动物，尤其是那些与我们亲密无间的动物。戴蒙德在这章的开头讲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一个男子因为和自己家农场的母羊性交而致使自己和妻子都得上一种可怕的病。戴蒙德用这样一个不怎么让人感到愉快的例子开启了病菌的传播之旅：我们的牲畜才是我们大多数病菌的主要来源。
我们也许都还记得2000年之后的非典，以及之后的禽流感，还有所谓的“甲流”等等，据说这些病菌都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们。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许多声名赫赫的疾病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熟知的天花（牛）、流行性感冒（猪、鸭）、肺结核(牛)、疟疾（禽鸟）、麻疹（牛）、霍乱（老鼠）、艾滋病（猴），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都在特定历史阶段杀人无数，比战争消耗的人口还要多。
对于世界而言，并无善恶，善恶只是在特定环境之中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就是在贪欲的驱使之下对任何阻碍其发展的存在大开杀戒而已。比如我是病菌的话，杀人就是合理的。从病菌的角度去考虑，多多的感染、传播更多的人，对于自己族群存在也便最有益处。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病菌的道德，而对人类道德来讲便是毁灭。
病菌是如何进行传播的呢？病菌的传播策略主要有四种情况：A、通过被吃，比如沙门氏菌（蛋肉）、旋毛虫病（未煮熟的猪肉）、强笑病（吃人肉）；B、通过搭便车，比如疟疾通过蚊子传播，瘟疫通过虱子传播，昏睡病通过采采蝇传播；C、主动传播，梅毒通过生殖器溃烂传播，天花通过皮肤损伤传播，感冒通过咳嗽打喷嚏传播，霍乱通过腹泻传播，狂犬病通过狗咬来传播。AB是病菌被动传播，而C这是病菌主动传播。
如果病菌真有这般主动的策略，那他们可谓是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了。通过上面我们甚至看到，病菌的智慧让人为之胆寒。病菌通过改变某些基因的性状，让生殖器溃烂，让人咳嗽打喷嚏，让狗疯狂咬人，他们主动的作为比被动传播的菌类更让人为之胆寒。看看那些疾病的威名我们便可知其一二了。这真是上帝一般的智慧。
二、动物的病原如何转化为人类的病菌
前面提到的那个与羊性交的案例只是一个疾病产生的快速的例子，而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很多人并不会喜欢这种纯洁的动物到那种程度。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大多数疾病都是来源于我们已经驯化的大多数牲畜，但是，这种转化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并非一蹴而就的，一旦成功，便成为人类的专有，而不会再影响到动物们。
动物原病转化为人类疾病大约是需要四个阶段的。首先要从动物那里获得原病，比如通过我们身边的猪狗马鸡羊狗牛等获得，这种病原体是很少能够被人感染的，即使感染了也很难在人与人之间直接进行传播。就像本章提到的那个关于羊的例子，我们虽然可能知道那是一种怪病，但是它并没有形成在人与人直接传播的能力，病菌此刻还是很虚弱的。
第二阶段就是病菌已经演化到直接可以在人群中进行传播了。比如1959年在非洲出现的奥尼翁——尼翁热，1942年在美国发现的 布雷格堡热，还有在新几内亚地区发现的库鲁病(之前提到过，库鲁病的另一原因是因为当地人经常吃人肉)，这些疾病迅速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又在极短的时间里面迅速的消失，人们很容易产生抗体。
但是，病菌发展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了，就像是新生的婴孩已经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且 ，它们可能并未真正的消失，而是已经在人体中安家，等待一次预谋已久的反扑。比如之前发生的拉沙热，莱姆病，以及臭名昭著的艾滋病也是这样的典型，到这个时候，这种病菌已经足以杀死自己遇到的宿主的能力了。
到达最后一个阶段的之时，就说明这种病菌已经练就了至高的武功，飞升上神，成为人类疾病的一员，这样的病菌就是一开始的病原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也是那些成功菌士，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的专属，在死亡之神的统领之下履行自己的职责。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播媒介。
三、“人群病”曾没有在新大陆演化成功
如上所言，当一种疾病成为人的专属疾病，并且具有流行传染的威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群病”。人群病对人类的危害是极大的，比如中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鼠疫，就曾夺走了当时欧洲将近1/4的人口。人群病是绝对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因为这种病的发生是与人口的密度和定居方式息息相关的，原始社会不会有这样的疾病出现。
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原始社会的主要是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人口密度极小；其次，原始社会的人们并没有固定的居所，排泄物并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再次，原始社会并没有驯化那些群居结构的牲畜，所以也没有病原。而进入农业文明之后一切都改变了，人们驯化了动植物，人们过起了定居的生活，村镇、城市的人口密度也大大高于从前。
这样的疾病的特点是迅速传染，快速决定生死，得过之后一般会产生抗体（有的也不会），只在人类中间传播。所以，这样的疾病的条件便是足够多的拥挤的稠密人口。当然，疾病也会在少数人之间存在，比如麻风病，但是，这样的疾病只是慢慢消耗人么的精力，而不会迅速夺走人们的生命。这点也可说明美洲没有或者少有类似疾病的原因。
新大陆出现稠密的人口远远晚于旧大陆，当欧洲人在1492年到达美洲的时候，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这些大帝国才起步不久，甚至他们连自己的文字都还没有；美洲三个人口聚居中心（安第斯山脉、中美洲、密西西比河沿岸）由于地形或者自然条件的限制，并未形成巨大的病菌繁殖场；美洲可供驯化的群居动物少的可怜。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美洲并没有演化出能够杀死大批敌人的病菌，1492年之后，美洲迅速沦陷了。
四、病菌作为武器的强大力量
时间退回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从此之后，美洲人的噩梦开始了。西方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大陆开始了数百年的殖民。而这种殖民，是舰船枪炮和战马开启的，是由病菌结束的。不过这并不是欧洲人有意为之，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正因为这种巧合，让这个沉睡了一万年的大洲臣服于欧洲的长靴之下。
1519年，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斯特率领一支军队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到1618年，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接近2000万锐减到160万左右，用时100年，这个杀手叫病菌。这位病菌在我们的世界中叫做天花。
1531年，西班牙冒险家佛郎西斯科·皮萨罗带领一支人口仅为168人的队伍征服位于美洲的印加帝国，该国有800万人口。该国正在经历着天花，皇帝瓦伊那·咯帕克也被天花天死，两个王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为了争夺王位，前者杀死了后者，但是皮萨罗一举征服了这样一个帝国，生擒皇帝阿塔瓦尔帕，并且将其杀死。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社会也从1492年的接近2000万人迅速减少到17世纪的不足5%。人类农业文明为人们带来的杀手帮了欧洲人的大忙，不过，病菌只是在实践着自己的道德而已，估计它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幸灾乐祸而自鸣得意。到后来，欧洲人征服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便不再那样幸运了，人家有自己的病菌。
作者: [美] 贾雷德·戴蒙德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标题: 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原作名: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译者: 谢延光
作者 | 贾雷德·戴蒙德，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以生理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员基金及全国地理学会伯尔奖。
来源 | 节选自贾雷德·戴蒙德的名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第十一章《牲畜的致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