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开国大典最初是没有安排阅兵仪式的，后来聂荣臻元帅提议后，中央考虑后决定增加这一环节，关于阅兵场地则有两个选择，一处是刚举行阅兵仪式不久的西苑机场，另一处则是天安门广场，最后周总理敲定在天安门广场。

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部队主要是从华北军区抽调，因此当时负责阅兵具体事项的干部也主要来自华北军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阅兵指挥所，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参谋长唐延杰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

阅兵总指挥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同时设立了大概有7位副总指挥，分别是杨成武、唐延杰、王长江、唐永健、刘仁、肖明、肖松等，其中杨成武、唐延杰、王长江、唐永健当时分别担任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作战处处长。其他几位则主要来自北京市委。

1955年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及来自华北军区的4位阅兵副总指挥均参加了授衔，聂荣臻授元帅，杨成武授上将，唐延杰授中将，王长江授大校，唐永健于1960年授大校。

可以看出虽同为阅兵副总指挥，但军衔差别却很大，实际上阅兵副总指挥只是临时职务，授衔是要综合三大时期的资历来考量的。

王长江在建国前就已经担任了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华北军区是建国初期六大军区之一，大军区副参谋长的级别并不低，一般授予情况下至少授少将，比如原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段苏权便是开国少将，那王长江为何仅授大校呢？

王长江的父亲是晚清的秀才，其从小便由父亲教文识字，王长江不仅学文，还利用闲暇时间习武，并立志报国从军，先后考入陆军第2师军官子弟小学、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校学习。之后先后在直军、奉军、晋军任职，抗战爆发后在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担任副总指挥兼第1民军区司令，军衔为陆军少将。

1938年底，王长江率部起义加入八路军，先后担任冀中民军司令员、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王长江在华北军区第8纵队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前夕升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

王长江之所以授大校，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其昔日部下张树桥的影响下，张树桥曾是王长江在晋军任营长时的副官，1951年张树桥找到王长江希望他能为自己介绍一份工作，王长江便把他介绍到石家庄公营中海炼油厂工作。

但没成想张树桥是个特务，其利用工作之便搜集情报，后张树桥被逮捕，王长江也因此受了影响，被降职降级，也因为这件事影响了其授衔。

唐永健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于1936年参加革命，后被捕，出狱后于1938年初与绥德特委取得联系后不久前往延安，最初被安排在抗大工作，次年调往聂荣臻担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工作，自此长期在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工作。

先后担任军区司令部第1科长、作战教育科长、作战处处长，1949年又被任命为开国大典阅兵副总指挥，主要负责天安门广场阅兵区域、观礼台的建设以及升国旗、礼炮的组织训练。

1950年初唐永健升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次年调往军委办公厅担任副主任，后又在国防科委情报所担任所长。资料显示唐永健在1960年授大校，但并没有说明此次授衔是首授，还是晋升。

但唐永健在建国初期的职务均为军职，据此推测其大概率参加了1955年授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55年的军衔便是上校，但其建国后担任的职务并不低，据此推测只能是受了什么影响，比如其参加革命时间相对较晚，缺乏红军时期的经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