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5月，乘二破江南大营之势，李秀成发动东征，连破常州、宜兴、无锡、江阴、苏州、昆山、太仓、青浦、松江等地。将除上海外的苏南大部地区尽收囊中。

苏南是清朝的财赋重地，仅漕粮总额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太平军攻克苏南，如同断其臂膀，让清政府本就不乐观的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而反观太平天国这边，由于李秀成实行“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方针，对清朝文武官吏格外优待，只要他们主动请降，哪怕是曾经罪大恶极，都会予以宽宥，甚至是委以重任。

因而苏南地区的经济很快便稳定了下来，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商业也欣欣向荣，呈现出一副繁荣景象。

不过，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太平军在上海城下却遭遇了一场惨败。

上海原本是江苏松江府所属的一个县。

因为《南京条约》的缘故，上海被开埠成为西方列强登陆中国的一个重要口岸。它也由此出名。

当时的上海，既有清朝的衙门，也有列强的租界。

得知太平军兵临松江，苏松太道吴煦出资，雇佣200余名西洋盲流组成一支雇佣军。

这支雇佣军就是中学历史课本上提到的“洋枪队”。

后来洋枪队经过改组，由欧美人任军官，中国人当兵，扩编至2000余人。改称为“常胜军”。

1860年7月，李秀成派兵攻打上海。

李秀成当时之所以要打上海，主要是希望获得出海口，以便于从列强那里购买新式火轮装备水师，为之后争夺长江中游的战略需要做准备。

见太平军前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洋枪队立即反击。

双方初次交手，太平军大胜，打死一百多洋枪队雇佣兵。

第二战，洋枪队在吸取前次的失败教训后，采用偷袭战术。趁太平军主力外出之际，偷袭松江城。

城内的太平军仅装备了抬枪、鸟铳等落后武器，而洋枪队则是清一色的前膛来复枪。

由于双方装备差距太大，因而两军交火后，太平军大败，洋枪队袭取松江城。

得知先锋部队在上海吃了亏，李秀成亲率精锐前往青浦应战。

这一战被称为“青浦大捷”。

洋枪队犯了松江太平军在前一战的毛病，也自负轻敌，认为李秀成的嫡系部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殊不知，李秀成向来重视火器，他的嫡系也是一水的洋枪枪炮。

两军一交火，太平军大胜，打死洋枪队总计七百多人（多为中国人），缴获洋枪二千余条，前膛铁炮百余门，西式大炮十余门。

青浦大捷后，洋枪队联合上海清军反击，又被李秀成打败，被击毙百余人。

两战两败，洋枪队不敢再战，太平军则乘胜前进，又重新占领松江城，将上海团团包围。

可是，就在上海唾手可得之际，李秀成也出现了自负心理。

他认为大势已定，便只带了三千人进攻上海县城。

就这么点人，瞧不起谁呢？

结果，李秀成指挥部队在进攻上海城时，被洋枪队和清军密集如雨般的火力打得狼狈不堪。

见太平军攻城受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海军也不再中立，他们用三角法测得李秀成指挥部的准确位置，几炮过去，差点将李秀成炸死。

十拿九稳的战斗，结果被打得这么惨，李秀成恼怒不已，本想兴兵报复。

但考虑到太平军需要一个从西方购买装备的窗口，不能与列强翻脸，李秀成最终忍下了这口恶气。

事后，李秀成致书英、美、法各国领事，一面强烈谴责英军不守中立，一面语气委婉，表示大家都是“天父”的子民，盼望仍能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

英法等国当时由于正派兵在天津与清军激战，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李秀成东征受挫的同时，西线战场形势迅速恶化。

5月初，也就是李秀成发动东征的几乎同一时间，湘军兵分三路，攻打安庆。

正式对安庆发动进攻之前，曾国藩吸取李续宾兵败三河的教训，命令前线总指挥曾国荃采取稳扎稳打，多路并进的方式，陆续拿下了安庆周围的潜山、清溪、枞阳。几乎将安庆围成一座孤城。

得知了安庆的情况，在常州养病的陈玉成立即动身前往苏州。

他的兵力不足，要想解安庆之围，必须要有李秀成的支持。

9月，陈、李二人商议出结果。仍然是“围魏救赵”的老套路。

陈玉成先行出发，经皖北进攻湖北。

李秀成晚半个月出动，经皖南进攻湖北。

两支大军在武昌会师，逼迫湘军从安庆撤军，回援武昌。

在陈、李两支大军攻打湖北的同时，杨辅清、黄文金、李世贤（李秀成的堂弟）和刘官芳，各率一支大军突入江西，也以多路并进的方式，进攻湘军大营所在地——祁门。

这几路太平军的战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佯攻身处祁门的曾国藩，逼迫曾国荃从前线调兵回援。

理论上讲，围魏救赵是个好战术。

此前太平军依靠围魏救赵战术，曾多次大败清军。

太平军进攻祁门时，湘军大震，曾国荃也一度动了从安庆撤军，回援大哥的念头。

然而，同一招用多了，清军难免会产生“免疫”效果。

此前湘军围攻九江时，陈玉成为了解围，在湖北东部闹翻了天，但曾国藩根本不上套。

现如今太平军故技重施，曾国藩自然也不会中招。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皆所以分我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湘军调不动，李世贤等人只好改佯攻为主攻，决心干掉曾国藩。

1860年10月，刘官芳率部从北面进攻，李世贤的部队从东面进攻，黄文金从西面进攻，把祁门围得水泄不通。

曾国藩大呼不妙，一面写下了遗嘱，一面再次让人带信给曾国荃，告诫“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意思就是说，如今攻取安庆才是重中之重，你们别管老夫死活。

不过，就在曾国藩命悬一线之际，左宗棠带着增援来了。

湘军发动安庆之战前，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推荐，咸丰授予左宗棠四品卿衔，着他襄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

1860年7月，在曾国藩的授权下，左宗棠回到湖南募兵。

8月，左宗棠以江忠源余部为骨干，又另招募了一批新兵，组建了一支五千人的团练武装，这便是“楚军”。

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的湘军，自组建到解散，其正式番号一直都是“湘勇”。

所谓的“湘军”，其实是后人的称呼。

而左宗棠组建的部队，从一开始便对外宣称是“楚军”，而非“楚勇”。

“勇”与“军”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朝廷的正规武装，随时都可以裁撤。“勇”的军饷也多为团练负责人自募，朝廷并不发饷。

左宗棠将一支团练称为“军”，明显是犯忌之举。

曾国藩知道后，出于关心，连忙写信劝阻，但左宗棠牛脖子一梗，根本没把这当回事。

从给部队定番号这件事便能看出，左宗棠从来都是桀骜不驯之人。

若是他没有这种异于常人的个性，也不可能有后来舌战群臣，力主收复新疆的壮举。

完成了楚军的组建后，左宗棠随即动身，前往江西解救曾国藩。

当得知有援兵到来时，曾国藩大喜过望。老命总算是保证了。

但当得知是左宗棠时，曾国藩又大呼不妙。

从内心讲，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楚军并不看好。

他组建湘军初期，与太平军作战时，经常吃败仗，其中在靖港之战和湖口之战中，两次差点自杀殉国。

因而，曾国藩便判定左宗棠前来，极有可能凶多吉少。

可让曾国藩没想到的是，左宗棠率部进驻景德镇后，十天之内与太平军打了四场战斗，一负三胜，打得李世贤损失万余精锐，士气低落，不能再战，被迫撤至浙江。

一战成名，左宗棠再接再厉，在湘军悍将鲍超的配合下，又击败了黄文金部，打得黄文金身负重伤。

事后，黄文金被调往安庆外围。李世贤元气大伤。无力再战。太平军只剩刘官芳部还有一战之力。

由于势单力薄，刘官芳无力突破楚军防线，曾国藩也因此绝处逢生。

当然，左宗棠的损失也不小。连番激战，楚军也是伤亡惨重，无力再战。

江西的战局陷入僵持，这时候，压力又回到了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身上。

1860年11月，陈玉成率部抵达安庆战场。

起初，陈玉成修改了战前计划，决定直接攻打安庆外围的湘军。

但在桐城、枞阳与湘军多隆阿、李续宜等部交战，三战三败后，陈玉成见识到了湘军马队的厉害，便只好按原定计划，远征武昌，以迂回战术，调动围城湘军，解救安庆之围。

1861年2月，陈玉成率部避实击虚，在鄂东转战如入无人之境。

3月18日，太平军占领黄州（黄冈），离武昌仅百里之遥。

此时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仅有二千清军。如果陈玉成长驱直入，是有可能席卷武汉三镇的。

但是，陈玉成却放弃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为什么放弃呢？

一般认为是一个叫巴夏礼的英国外交官以保护汉口英租界为由，威胁太平军停止西进。

陈玉成的政治经验严重不足，被巴夏礼的危言耸听一通忽悠，因而就这样错过了夺取武汉三镇的大好时机。

巴夏礼

不过近来也有研究证明，陈玉成原本就没想过攻打武昌，所谓巴夏礼的忽悠令陈玉成错失好局，实乃无稽之谈。

凭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有二。

首先，陈玉成没有水师。这导致他虽然可以在江北纵横千里，但却无法跨江作战。

相比陈玉成，清军驻扎在武汉三镇的陆师虽然不多，但游弋于武昌、汉口、汉阳、阳逻、团风、巴河、樊口等处的水师却特别强大。

在自身没有水师，且清军水师又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陈玉成攻打武汉三镇，汉口应该是可以轻易拿下的。

但他要想要冲破清军水师的阻挡，渡过汉水攻打汉阳，那就有一定困难了。

至于渡过长江，占领武昌，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相比于武昌，当时汉口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毕竟武昌才是湖北省会，总督衙门，巡抚衙门都在武昌城内。

太平军拿不下武昌，仅占取汉口，恐怕难以调动湘军回援。

第二，此前太平军西征，两次攻取武昌，三次攻下汉口、汉阳，都是先攻取黄州，再由黄州出发，攻打汉阳。

前三次战役，太平军从黄州推进至汉阳，最短相隔两天，最长相隔四天。

而陈玉成在1861年3月18日攻占黄州后，直到3月22日巴夏礼到来，他的部队都未向汉阳方向进发。

如此反常之举，哪有打汉口、汉阳的架势？

所以，认为巴夏礼影响了陈玉成的决策，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陈玉成功亏一篑的真正原因，是李秀成迟迟不至。

按照战前规划，李秀成在江南攻城略地。

在太平军缺乏水师的情况下，李秀成这一路人马其实才是攻打武昌的关键。

李秀成迟迟不至，陈玉成孤军作战，无法拿下武昌，所以只能放弃既定计划。

后来，陈玉成留赖文光镇守黄州，自己率军攻打安陆、随州等地，等候李秀成的到来。

但到了4月中旬，李秀成仍然没来，加之安庆告急，陈玉成只好下令退兵，率主力重返安庆战场去了。

那么，李秀成当时到底在哪里呢？

按照李秀成自己的说法，他率军进入江西，遭到清军的狙击，转战了多月，直至1861年6月中旬才进入鄂东。而此时陈玉成早已率部离去了。

后来因为找不到陈玉成，加之李世贤在江西打了败仗，东南告急，他便匆忙率军赶回东线。

但是，按照黄文英和赖文光的说法，李秀成迟迟未至，其实是故意磨蹭。

太平天国后期，天京上游和安庆，一般认为是陈玉成势力范围。天京下游的苏浙地区，一般认为是李秀成的地盘。

太平军在上海受挫后，李秀成非常希望攻取浙江。

因为攻取浙江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扩展兵力，获得丰沛的资源，与清军做长期对峙。

二是可以切断上海与外界的联系，便于将来夺得上海。

三是浙江的宁波等通商口岸可以征收关税，还可以与洋人做贸易，购置现代化的武器。

四是拿下浙江后，李秀成的地盘进一步扩大，实力增强，他在太平天国的地位也会超过一直压他一头的陈玉成。

李秀成本就对西征不感兴趣，对安庆的存亡也没放在心里。如今又找不到陈玉成。

所以在鄂东攻城略地一番后，他就带着二十万大军，特意绕开了安庆，与李世贤在浙江常山会师，开始专心经营浙江。

李秀成指望不上，陈玉成只好自己解决安庆之围。

可是从1860年5月到1861年4月，安庆已经被围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因粮草吃尽，饥饿难支，早已丧失了战斗力。而湘军则是采取围而不攻，堵住城外援军通道的战略。一面围城，一面在安庆外围构筑了大量工事。

面对湘军的坚固工事，陈玉成自知无法轻易攻破，便也只好在安庆城北的赤冈岭筑营四垒，又在菱湖筑垒十三座，和安庆城互为犄角，与湘军展开对峙。

在陈玉成与湘军对峙期间，洪秀全得知了安庆的情况。

为了减轻陈玉成的压力，洪秀全在天京拼凑了五万弱旅，交给林绍璋指挥，驰援安庆。

得知有援兵来，陈玉成制定了会剿驻扎在挂车河和高河埠清军的作战规划。

可是林绍璋这个人，向来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洪秀全让他领兵驰援，结果是湘军一个反击，便被打得惨败。

一场大败过后，林绍璋赶紧下令撤退。陈玉成得悉林绍璋要跑，大为吃惊，多次写信劝阻。

但林绍璋我行我素，还是跑了。

之后，湘军乘机反攻，对赤冈岭的太平军营垒发动猛烈攻势。

战至6月下旬，太平军在赤冈岭的工事全部被摧毁。

赤冈岭之败，是陈玉成全军溃败的序幕，从此一败再败，一蹶不振。

到了8月27日，眼瞅着安庆城内人人饥饿，城破只是时间问题，陈玉成只好孤注一掷，率八万大军，会同洪仁玕、杨辅清、黄文金的援军，与湘军在城外决战。

大战开始后的前三天，太平军前赴后继、杀声震天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虽然饿得连站立都成问题，但依旧成群列立于城头之上，唱军歌为陈玉成助威。

可是，湘军的防线哪里是轻易就能突破的。

战斗期间，尽管陈玉成、杨辅清亲赴一线督阵，太平军也攻破了城外湘军的第一层濠。

但在湘军的炮火覆盖下，奋勇冲杀的太平军死伤惨重。

三天之后，城外攻击的太平军士气下跌，曾国荃抓住时机，也亲自提刀督战，一面指挥湘军固守，一面派敢死队在安庆北门放置炸药。

9月5日，太平军叛将程学启指导湘军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炸塌了安庆城墙。

此时城内仍有一万多太平军，但因为饥饿，守城的太平军毫无战斗力，最终全部被杀，安庆也就此被湘军攻陷。

事后，为了表扬程学启，也为了立其为榜样，曾国藩在奏折里，专门夸奖了程学启。

由此，程学启得破格擢升，被封为从三品“游击将军”。

程学启被破格擢升，他的部下也受到嘉奖。其中有一个大头兵，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丁汝昌

湘军拿下安庆后，陈玉成、杨辅清等人望着安庆城里的火光熊熊，无限沮丧。

无可奈何之下，众人只得分头撤退。

洪仁玕返天京，杨辅清去到宁国，陈玉成则退守桐城。

9月中旬，为了扭转安庆丢失后的不利局面，陈玉成在桐城召集众将开会。

赖文光提议：留一部分兵力镇守皖北，以顾京左。再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待招兵买马，兵多将广之日，再回来收复安庆。

陈玉成采纳了赖文光的提议，亲自带兵前往湖北。

但大军行至黄梅时，因所部将士多不愿意西征，于是陈玉成只好折回，将主力屯驻于庐州。

不久后，洪秀全的旨意下达：陈玉成因未能解救安庆，剥夺英王爵位。

受夺爵影响，陈玉成意志消沉。

10月初，考虑到剥夺陈玉成爵位容易，但解除他的军师王职务很难。毕竟安徽太平军多是陈玉成招募的，大家认可陈玉成。

于是，洪秀全便采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册封陈玉成麾下的赖文光、蓝成春、陈德才、吴如孝、陈仕荣、陈时永等人为王。

就连一向两面三刀，后来害死陈玉成的苗沛霖也封为了王。

洪秀全此时大封诸王，明面上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鼓励陈玉成麾下将领继续奋勇作战。实则是他无法容忍陈玉成的势力膨胀，故意削弱要陈玉成的权力。

因为赖文光等人虽然只是封列爵王，不能与陈玉成的军师王（特爵王）同等。但他们的爵位是洪秀全亲自封赐，此后升黜，也由洪秀全说了算，陈玉成已经不能过问了。

到了1861年冬天，遵照洪秀全“进兵取粮”的诏令，陈玉成将自己的兵马分为四路，其中三路派出去攻城略地。

第一路由陈玉成亲领，镇守庐州。

第二路由马融和等人率领，北上颍州，与捻军的张洛行合军。

第三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率领，去到河南、陕西招兵买马。

第四路由苗沛霖率领，由寿州北上攻蒙城。

以大环境而言，陈玉成此时分兵很有必要。

既然安徽的战局无法挽救，那倒不如多点开花，扩充实力，说不定能打开新局面。

但是，将大部分主力派出去，也必然会导致皖北的兵力空虚。

1862年1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纠集安庆、桐城、舒城、六安等处清军，围攻庐州。

陈玉成兵力不足，只得派人向洪秀全和陈德才求援。

但陈德才已经走远，短时间内联系不上。即便联系上了，也无法立即回援。而洪秀全手上也无兵可派。

无奈之下，陈玉成只好下令突围。

往哪里突围呢？

有人建议陈玉成回天京。

但陈玉成考虑到面子问题，这时候回天京，肯定会遭到李秀成的嘲笑。

加之，洪秀全也容不下他。此前的夺爵，夺权，就已经说明洪秀全防着陈玉成了。

因而，陈玉成便拒绝了回天京的建议。

就在此时，当时驻守寿州，已经暗中投降了清政府的苗沛霖给陈玉成写信，希望陈玉成到寿州指挥战斗。

估计是担心陈玉成不来，苗沛霖在信中还画大饼，说：孤城独守，兵家所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现在河南空虚，可趁虚攻打汴京。如得汴京，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都为我有，接下来就可以渡过黄河，直捣燕京了！

苗沛霖的大饼，画的又大又圆，陈玉成当即被说动了心。

然后，陈玉成拒绝众议，坚持赴寿州与苗沛霖会面。

结果，陈玉成到了寿州，立即惨遭苗沛霖的出卖，沦为清军俘虏，最终英勇就义。

据说陈玉成就义之前，曾说“我死，我朝不振矣”。

事实证明，这话说的真的很准。

因为没了陈玉成的牵制，李秀成根本撑不住岌岌可危的太平天国。

陈玉成遇害前后，李秀成与李世贤在江浙一带攻城略地，打下了大半个浙江。

随后，李秀成又分兵五路，进攻上海。

这场大战从1862年1月战至6月，太平军几乎拿下了上海。

但好景不长，当李秀成、李世贤在东南与清军展开激战时，两支劲旅抵达了战场。

一支是左宗棠的楚军。

左宗棠在江西与太平军血战一番后，经过休整，恢复元气，随即入浙作战。

面对克星的到来，李世贤再遭痛击，丢掉了很多地盘。

另一支是李鸿章的淮军。

1862年3月，经曾国藩举荐，李鸿章被署任为江苏巡抚。

4月，李鸿章率六千新组建的“淮军”，乘坐英国人的商船抵达上海，负责从东面进攻天京。

不同于一边打仗，一边更换装备的湘军和楚军，淮军组建自组建伊始，装备就十分先进，一水的洋枪洋炮。

淮军参战后，与太平军的几场大战都不落下风。

1862年抵达上海的淮军

而在楚军、淮军在东线与太平军激战时，湘军在西线又连续发动攻势，攻克了池州、铜陵、繁昌，兵锋直指天京。

面对湘军的凌厉攻势，驻守皖南的太平军纷纷投降。

半年前，安庆失守时，李秀成说“安庆既失，救援莫及，江西劲敌当前，不易得手”。

当时的李秀成，不想啃湘军这块硬骨头。

现如今，是祸躲不过，无论他李秀成愿不愿意，他都得啃硬骨头了，而且还是一次啃三个！

面对如此糟糕的形势，李秀成本想把希望寄托于列强。

毕竟大家都是天父的子民嘛。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大环境已经变了。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

10月19日，迫于联军的压力，咸丰皇帝授权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准许其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合约。

随后不久，奕訢分别与英、法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

条约的内容，这里不展开细述。用一句话形容——清政府给得太多了，以至于列强不愿意看到它灭亡。

1861年初，英法联军舰队由天津南下至上海。

为了确保新签订的《北京条约》的种种特权能够落实，英国海军少将何伯代表英国政府与太平天国谈判。

谈判的结果是英军继续保持中立态度，太平军保证在年内不进攻上海，不干涉英国在长江下游的正常商业贸易。

不过，英国当时虽然保持了军事上的中立态度，但在政治上却大力扶持清政府。

罗伯特·赫德

1861年3月，总理衙门聘任英国人李泰国为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

李泰国认为清政府烂泥扶不上，“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便拒绝正式就任，而是指定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赫德前往北京，代自己向恭亲王奕䜣述职。

遇上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赫德自然不会错过。

他起草了九份关于如何通商，如何征收关税，如何从关税中拨款购买西方先进武器镇压太平军的文件，递交给总理大臣文祥审阅。

文祥和奕䜣看后，大呼这特么就是个人才啊！便随即任命赫德为署理海关总税务司，月俸800两白银。

后来在赫德的运作下，清政府不仅利用稳定的海关收入，很快还清了《北京条约》规定的1600万两白银的赔款，甚至还有多余的钱来搞洋务运动。

到了清朝末年，海关收入占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每年大约3300万两白银。

这么大的一笔巨款，如果让清政府官员征收，层层克扣，最后上缴国库的关税，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奕䜣交给英国会计师打理，关税却成了晚晴政府最稳定的财源，没有之一。

1861年8月，坚决不与洋人合作的咸丰皇帝死了。

11月，北京爆发“辛酉政变”政变，以肃顺为代表的辅政八大臣被干掉，朝政由慈禧和奕訢掌控。

不同于咸丰对洋人的态度，慈禧和奕訢均主张“借师会剿”，并取得与英法等国的认同。

从这时候开始，列强也不装了，与清政府合作的如此愉快，何必还要支持太平天国呢？

1862年6月，李鸿章在朝廷和列强支持下，兼并、改造地方绿营，将淮军由六千人，迅速扩充至三万人，加上统辖的华尔洋枪队，淮军的实际兵员已达四万人。

扩充兵力的同时，李鸿章还同步购买大量洋枪洋炮。

由此，淮军的战斗力大大提升。

当然，同时期的太平军也装备了一定的洋枪洋炮。

但由于训练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更换装备的太平军战士不善于使用洋枪，往往是还没学会怎么放射，就在战斗中被清军俘虏，花重金购买的洋枪也成为清军的战利品。

1862年10月，李鸿章指挥扩充后的淮军对太平军发动进攻。

见淮军气势汹汹，驻守常熟的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打开大门，率部投降。

拿下常熟后，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州、常州的战役。

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了太仓、昆山等地。

眼瞅着苏州外围据点全部沦陷，李秀成心急如焚。

但此时的李秀成却无暇东顾，因为天京被湘军包围了。洪秀全给他下达了死命令——“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1862年6月，当湘军第一次出现在天京城外时。李秀成并不在意。

他对众将分析道：敌军初至，锐气正盛，又有水师支援，水道难争；要解除天京威胁，现在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我们只能先从苏州调运军火、粮米，并抽调部分人马赴京，以增强城防力度。待敌人屯重兵于城下，时间稍久，军心懈怠后，再寻找战机歼灭他们。

李秀成的主张，可谓知己知彼，考虑得相当周到。

但洪秀全却庸人自扰，惶惶不可终日，一日三诏，频频遣人到苏州催促李秀成回援。

后来催促的次数多了，洪秀全对李秀成的忠诚也产生了怀疑。

见洪秀全怀疑自己，李秀成不敢再推脱，只得率军回援天京。

随着李秀成的回援，太平军拆东墙，补西墙，天国的末日也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