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的库藏而论，隋朝初年为以前历朝所不及。隋朝在短短二十多年间积累下的财富，在隋亡之后唐朝用了二十多年还没有用完。人们津津乐道大唐盛世，其实是隋朝为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点上来说，史家一味赞唐而贬隋确实有失公允。同样道理，隋文帝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大多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这是后来的唐太宗所不及的。

隋文帝即位后，没有坐享荣华富贵，而是励精图治，一心要把自己的王国建设得国强民康。在个人方面，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而对于百姓，他想办法减轻其负担。他把人口分成黄、小、中、丁、老这五个年龄段，从18 岁到 60 岁这个年龄段称为丁，负担赋税，每年交纳三石粟、一匹绢、三两绵，服一个月的劳役。开皇三年（583），他又把成丁的年龄提高到21岁，服劳役的时间减为20天，赋绢由一匹改为半匹，还规定不愿出劳役的人可以交纳一部分实物来代替。

为了合理地分配土地，分摊赋税，隋文帝还搞了一次户口整顿，有漏报的户口都要补上，从而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使得农民的负担多少减轻了一些。

以前的酒坊由国家开办，盐池盐井都禁止百姓开发，隋文帝下令解除了这两项禁令，百姓可以开酒坊，也可以修盐池开凿盐井。这项措施很受百姓的欢迎。

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令让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水渠，从大兴城（今西安市东）引渭水至潼关，既扩大了灌溉面积，又方便了水上运输，使关中地区的粮食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到都城长安。

隋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和办法，使隋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一些大的仓库，如著名的黎阳仓、常平仓、回洛仓、洛口仓等，全都是粮满为患，布帛堆积如山。

隋初每逢丰年，官府都要求百姓捐出一些粮食来，储藏在国家设立的义仓里，以备灾荒。到了开皇末年，就连义仓也被装满了。关中地区有几年闹旱灾，隋文帝下令开仓赈灾，一次就拿出三百多万石粮食。

隋文帝即位后前20年一直使用开皇这个年号，所以隋初这段繁荣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深知政权要想稳固，就得爱护民众，取得他们的信任。所以，他即位之初，对于民间疾苦表现出格外的关切之情。有一次关中闹饥荒，他看见老百姓吃豆粉拌糠，竟痛哭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进酒肉。

隋文帝还亲自带领饥民到洛阳找饭吃。隋文帝看到兵士驱赶百姓，他就严加惩处；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他急忙把马引开让路；走到道路狭窄的地方，看见挑担的人经过，就亲自上前扶助。

隋代以前，刑法比较严酷，隋文帝登基后就着手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如果本地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为了减少冤狱，他还专门下诏，规定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

齐州有个小官叫王伽，有一次奉命押送七十多名囚犯去京城。按当时的规定，被流放者都要施以枷锁押送。走到荥阳时，王伽对那些囚犯说：“你们身犯国法，受罪被处罚都是该当的。你们服刑，这些押送你们的兵士也是十分辛苦，你们于心何安？”囚犯们听了，都惭愧地低头谢罪。

​于是，王伽把押送罪犯的兵士们遣散回家，让囚犯们自己去京城，并约定了报到的日期和地点。

王伽对他们说：“如果到时候你们不露面，那只有我代替你们去死了。”结果，到了规定的日期，那七十多名囚犯一个不少都出现在王伽面前。

隋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非常惊异，立刻召见王伽，大加赞赏，还下令免去那些囚犯的罪过。他还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官吏们都像王伽一样，以诚待民。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以管教。

当然，隋文帝施行仁政只是权宜之计，随着政权的巩固，他便不断地补增律令，表现了他刻薄寡恩的性情。

隋文帝​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疆粮草超过一升以上的人，就要处斩，他的家人全部没入官府。紧接着又下达命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处以极刑，押赴闹市处死，暴尸街头。曾经有三个人只是一起偷了一个瓜，事情败露被抓获后，这三人都被处死。这样一来，天下百姓人心惶惶，仿佛大祸随时就要临头。

有一次，几个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们说：“我们不是盗贼，只想为被冤死的人讨个公道。自古以来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偷窃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条款。我们只要求你们把这些话上奏皇上，如果你们不转奏，那么等下次我们抓住你们时，你们就别想活命了！”

来自民众的声音终于传进了隋文帝的耳朵，他掂量再三，废除了那项法令。

隋代以前钱币很混乱，不便流通，隋文帝就下令统一铸造五铢钱，流通全国。有一次，有两个人在集市上用假钱兑换官府铸造的好钱，被逮个正着。

隋文帝听说这件事情，就下令将这两个人斩首示众。大理寺少卿赵绰闻讯，急忙赶来劝止：“这两个人所犯的罪应该判处杖刑，处死他们不符合法律。”

隋文帝白了他一眼，说：“这不关你的事。”

赵绰说：“陛下不因为臣愚昧无知，把我放在执法部门。现在陛下想越法杀人，怎么能说不关我的事呢？”

隋文帝一时想不出什么道理可讲，就以强硬的口吻说：“没有力量撼动大树，就应当走开！”

赵绰答道：“臣的愿望是感动苍天，岂止撼动大树。”

隋文帝又说：“喝汤的时候，如果汤热就要赶紧把嘴缩回去。难道你想冒犯天子的权威吗？”

不管隋文帝怎样申斥、威胁，赵绰不但不后退，反而一步步拜向前去，遭到呵斥也不肯后退。隋文帝拿他没有办法，干脆起身回到后宫。后来又有大臣上奏劝谏，文帝只得改变了主意，不再坚持将那两个人处死。

由于赵绰忠直诚恳，文帝常常让他进入内室。有时遇见文帝和皇后并坐在榻上，也喊他坐下，一起评论朝政得失。

对于民众犯罪，隋文帝还是比较宽容的。但对于朝廷官员，他却是小罪重罚。

有一天上早朝，一名武官衣着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隋文帝就下令将那位御史处死。还有一天，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隋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全部处死。

隋文帝还在朝堂上设置木杖，有些大臣只是犯了很小的过失，他也绝不宽宥，当场行刑，有不少大臣被活活打死。

隋文帝如此严苛，据说是相信了相面人赵昭的话。那还是宇文毓在位时，他委派赵昭来给杨坚相面。赵昭秘密地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但必须大行诛杀，才能平定天下。

​杨坚称帝后，因为得位不正，所以对于属下的官员们总是存有戒心，生怕威胁自己的皇位，隋文帝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的动态，一旦发现他们的罪状，便立马处以重罪。隋文帝甚至钓鱼执法，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对方一受贿赂，立即处死。

刑部侍郎辛亶相信穿红色衣物可以官运亨通，于是就经常穿条红色的裤子上朝。

隋文帝看见了，觉得太难看了，骂他有失体统，喝令推出去砍头。

赵绰急忙上前劝道：“根据法律，辛亶不应当处死，臣不敢接受诏命。”

隋文帝厉声喝道：“赵绰，你倒是很爱惜辛亶的性命，难道就不爱惜自己的脑袋吗？”

赵绰不肯退让，坚持让文帝重新定罪。隋文帝大为震怒，下令把赵绰推出去一并斩首。

赵绰倔强地大叫道：“宁肯陛下以抗命罪杀臣，却不能以穿裤之罪杀辛亶！”

就在赵绰的衣服已被剥掉，等待问斩的时候，隋文帝派人来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赵绰昂着头说：“我身为执法官员，只是以身护法而已。”

隋文帝听到回报，气得拂袖而去。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人传下圣旨，将赵绰释放了。

第二天，隋文帝气消了，向赵绰道歉，勉励了他一番，还赏赐他彩帛300段。

大理寺掌固来旷是赵绰的下属，他揣摩到皇上施行严刑峻法的意思，就上疏说大理寺执法太宽，果然赢得了隋文帝的好感，就额外允许他站在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加早晨的朝见。

大理寺掌固来旷吃到了甜头，又向隋文帝密告赵绰违法释放囚徒，想要陷害赵绰。隋文帝派人前去调查，又发现赵绰根本没做过任何枉法偏袒的事情，隋文帝知道自己被骗，不禁勃然大怒，下令将来旷斩首。

隋文帝这样处置算是给赵绰出了一口恶气，没想到又是赵绰站出来，说来旷罪不至死，劝皇帝收回成命。文帝不听，转身就走，赵绰急忙抢步上前，说他不再提来旷的事了，有别的事要上奏，文帝让他进到里面，问他还有什么事。

赵绰给皇帝下拜叩头后说：＂臣有三条死罪，第一条是不能管制约束下属，使其触犯了朝廷刑律；第二条是来旷罪不当死，而臣不能以死相争；第三条是我本来没有别的事要奏，却撒谎求见陛下。”

隋文帝听了他的话，脸色缓和下来，下令赏赐他两金杯酒，喝完酒后连金杯一并赏赐给他。来旷也得以免除一死，被流放到广州。

隋代以前，官吏们贪求多财，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到了隋朝初年，出现了一批廉正爱民的官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赵轨。

赵轨在北周当过小官，隋朝建立后，他被任命为齐州别驾。别驾是州刺史的副手，刺史在辖境内巡查时，他要乘驿车随行，所以得名别驾。

赵轨当了四年别驾，尽职尽责，特别关心百姓疾苦，每年官员考核他所得的评语都是最好的，隋文帝多次赏给他布匹米谷，以示嘉奖。

赵轨住在齐州时，他家的东院邻居家种了一棵很大的桑树，树枝顺着墙头伸过来。每当桑葚成熟时，就有很多落进了赵家院里。

​桑葚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赵，轨见了，却让家人全都捡起来，送还给东邻。他还拿这件事情教育自己的儿子说：“我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博得个好名声，而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就不应该要，你们要以此为戒。”

由于政绩显著，赵轨从齐州被调到京城。离任时，齐州的父老乡亲们一起来送行，流泪惜别。他们手捧着一杯清水递到赵轨面前，激动地说：“别驾在此地为官，一点一滴也不沾老百姓的。如今您要走了，我们也不敢以酒相送。您的品行令人尊敬，为官清廉如水，我们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赵轨接过水杯，一饮而尽。

后来，朝廷又任命赵轨担任原州总管司马，掌管军政和军赋。有一次他率军夜行，由于星月昏沉，他的手下连人带马误入田中，踩坏了庄稼。他立即下令停止进军，原地待命。直到天亮，找到了田主，赔偿了损失才离去。

原州官民听说了这件事后，无不感叹，都说赵轨爱民如子，惜田如 金。赵轨还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寿州任总管长史期间，他发现寿州有一方春秋时期修的陂塘，原有五道门堰，由于年久失修，成了废塘。

赵轨组织人力开工修筑，增开了36道门堰。陂塘修成后，可以灌溉五千多亩农田，周围的百姓大获收益，无不交口称赞。

隋初还有个官员也很廉洁，名叫厍狄士文。他任贝州刺史时，除了俸禄以外，其他财物丝毫不取，家中别无他物。

有一次，厍狄士文的儿子饿极了，就溜进公家的厨房里偷吃面饼，让厍狄士文发现了，就把儿子戴上枷锁，关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天，后来又打了他 100 板子，派人将他徒步押送回京。他家里的仆役平时无事不敢走出大门，家中所用的油盐蔬菜等物，都是从邻近的州县买回来，为的是杜绝私弊。他每次外出，都下令将官府大门关闭，贴上封条，以防有人来营私舞弊。

有一次隋文帝设宴大会群臣，酒宴后传令百官进入宫中府库，随意拿取绢帛，只要拿得动就行。有了这样的机会，别人都竭尽所能，唯独厍狄士文嘴里咬着一匹绢，两手各拿一匹绢就出来了。隋文帝问他为什么拿这么少，他回答说：“臣的嘴里手里都满了，没有别的需要。”

隋文帝对他很赞赏，又另外赏赐他一些东西。

厍狄士文虽然为官清廉，但执法严酷。刚到贝州时，他就下令清查官吏的受贿行为，哪怕是只接受了一尺布一升粟的贿赂，也不宽免。结果查出了一千多人，上奏朝廷后，统统发配岭南戍边。发配那天，罪犯的亲友前来送行，哭泣之声遍及全州。这些人到达岭南后，遇上当地特有的瘴疠疾病，死去的有十之八九。

死者的父母妻儿痛恨厍狄士文，就专门喊着士文的名字又哭又骂。厍狄士文听说这一情况，便派人抓捕，抓住就鞭打一通，可是人们哭骂得更厉害了。

厍狄士文的做法连隋文帝都觉得有些过分，叹息道：“厍狄士文的凶暴，超过猛兽呀！”为了平息众怨，朝廷只得将他撤职。没过多久，他又被任命为雍州刺史。

上任时，厍狄士文对别人说：“我素来执法严厉，从不趋奉权贵，这回必定死在任上。”他虽然预料到了自己的下场，但上任后依然执法严厉，不避皇亲权贵，宾客没有人敢登他的门，对他心怀不满的人越来越多，最终遭到御史弹劾，被捕入狱。

厍狄士文性格刚烈，在狱中只关了几天，就气愤而死。

隋文帝对于不法官员决不容情，只有郑译是个例外。郑译为杨坚篡位立下首功，为了报答他，隋文帝将他升为上柱国，还赐他免死十次的特权。

但是郑译为人阴险刻薄，声名狼藉，还贪污受贿，隋文帝不忍心惩治他，就暗中疏远他。文帝还暗中告诉郑译的属下官员，有事也不要向郑译请示，这样一来，他人虽然坐在官厅里，却无事可做。

郑译不满自己的处境，就暗中找来道士做道场，为自己消灾祈福。没想到他家的女仆告了他一状，说他以旁门左道有所诅咒。隋文帝招来郑译斥责道：“我没有对不起你，你却这么做，居心何在？”郑译无言以对。

幸好隋文帝不想深究，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郑译还有一个被人诟病的大缺点，那就是他不与其母同住一处，有关官员弹劾他有违孝道，杨坚无法再庇护他，就给了他除名的处分，还下了一道措辞有趣的诏书：“郑译有过很多好计谋，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断案受贿和卖官的事情，却灌满人的耳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如果把他留在世上，郑译就成了不守道德的臣子；如果借此把他处死，郑译死后到了阴间，就成了对父母不孝的鬼魂。无论如何处置，都将玷污阴间、阳间两个世界，实在没有地方安置他。应该赐给他一本《孝经》，让他去熟读。”然后下令让他与母亲住到一起。

念在郑译立过大功，又与自己有同学之谊，杨坚很快又重新起用郑译。他对侍臣说：“郑译与朕同生共死，历尽艰难险阻，这段经历常在心头，没有一天能把他忘掉啊！”

隋文帝随即命内史令李德林写诏书，恢复郑译沛国公爵位，重任上柱国。丞相高颎见状开起了郑译的玩笑：“这笔干了呀，诏书可写不成了！”

郑译假装一本正经地答道：“出任地方官，骑着马回来，没得到一个钱，拿什么给你润笔？”

一句话把隋文帝也逗笑了，于是皆大欢喜，“润笔”的典故就出自这里。

后周的首都设在长安，隋文帝建隋以后，首都没有动。但自从东汉以来，长安城破乱不堪，宫室狭小，城里水质变坏，不能饮用，而且宫室、官署、居民混在一起，不利于统治，因此在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令营建新都，委派丞相高颎为营新都监，宇文恺为副监。

高颖不懂建筑，也不会规划设计，所以这副重担实际上压在了宇文恺的肩上。

宇文恺出身豪门贵族，他的父亲宇文贵、两个哥哥都喜欢骑马打仗，因军功显赫而被册封要职。宇文恺却和他的父兄不同，从小就不喜欢弓马、刀枪之类的武事，而喜欢筑的官员。

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学习建筑方面的知识。二十多岁时他就被北周朝廷任命为主管建习

杨坚建立隋朝后，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家族，宇文恺也在被杀戮的名单上。负责捕杀宇文恺的人被派出去后，杨坚又后悔了。宇文恺是北周皇室的远支，他的哥哥宇文忻拥戴杨坚有功，这样的人不应该杀。想到这里，杨坚马上派人飞马传去赦令，宇文恺这才捡回一条命。

隋文帝赦免了宇文恺，并让他担任营宗庙副监。宗庙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地方，每一个名门望族都不可缺少，皇族更是如此，而且还得与众不同。

宇文恺接受这个重任后，把皇族宗庙建得很出色，让隋文帝很满意，于是又把营建新都的任务交给他。

宇文恺深知责任重大，便对长安城周围的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最后选定城东南龙首川一带的一片平原作为新城城址。这里三面临水，一面傍山，水陆交通便利，风景秀丽宜人，而且水源丰富。宇文恺又开挖三条水渠引水入城，既解决了城里供水问题，又使渠水迂回，池塘连缀，平添了几分秀色。

整座新城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全城南北长八千六百米，东西长九千七百多米，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和北京旧城都要大许多。城内区划明确，宫城、官署和居民区严格分开，划分整齐明确，布局完整对称，成为后世都城建设的样板。

新城于开皇二年六月开始营建，当年十二月基本竣工，第二年三月就迁入使用，前后仅用了九个月时间，这在世界都市建设史上堪称奇迹。

中国历代帝王都很重视明堂，它是周王朝时期朝廷的前殿，后来成为帝王颁布政王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但是自从晋以后的几百年间，各国都没有力量修建明堂，也就没有人知道明堂是个什么样子了。所以当杨坚决定建造明堂时，大臣们为此争论不休。

宇文恺遍读古代典籍，全面考证了明堂的建制、形式、尺寸以及各部分的象征意义，并且用十比一的比例尺绘制出了明堂的建筑设计图，制作出立体模型（木样）。

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形和制作立体模型的方法，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建创举。遗憾的是，明堂还没有开建，隋末农民大起义就爆发了，枉费了宇文恺的一番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