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刘纯义参加过无数次的战斗，并多次负伤。伤得最多的是1947年，这一年他伤了四次。
他人生第一次负伤是在这年4月份打泰安的时候。
打泰安要先夺取西关火车站旁边的豪丽山。豪丽山相对泰安是居高临下，拿下豪丽山，泰安城就成了瓮中之鳖，一攻则破。85团2营负责攻打豪丽山，5连主攻，4、6连为预备队。刘纯义是机枪射手，他所在的机枪组和全营六七挺机枪都集中给5连作火力掩护。
晚上10多钟，5连发起冲锋。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因敌人火力太猛未成功，5连王二子连长牺牲，部队伤亡过半，剩下的战士被敌人的火力封锁得直不起身来，无奈在半山隐蔽待命。敌人不见动静，误认为五连被打退，暂时停止了射击。
5连2排5班一位17岁的小战士郑金明发现班排长重伤的重伤，牺牲的牺牲，失去了指挥。他勇敢地拿起排长的卡宾枪，说：“同志们，现在我就是排长，凡是有种的都给我站起来，跟我冲啊！”
他真冲上去了，还夺下敌人好几个地堡。可是随他一起冲锋的人所剩无几了，敌人一反击，就寡不敌众败下山来。上级一看不行了，命令撤退。
这时天已放亮，泰安城里的迫击炮、过山炮、野炮、榴弹炮一齐打来。开始是“跟纵炮”，后来又打坏东西的“拦头炮”。刘纯义一个人扛着机枪往回跑，累得实在喘不过气来，他就想放慢脚步缓口气。
这时，他发现面前出现一个人，坐那儿纹丝不动。他上去拍对方的头，问他怎么不走，对方毫无反应。他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半截人，顿时吓坏了，向前飞奔，也不管炮弹怎样冰雹似地在他前后左右落下。
跑着跑着，觉得左臂发痒，还热呼呼的。右手伸进去一摸，抠出来一个小枣大的弹片。他也不怕，好奇地把它攥在手里，继续跑哇跑，居然顺顺利利地跑到了连部。
卫生员给他做了包扎，说他运气好，若不是有厚棉袄阻隔，他这胳臂非断了不可。包扎完，还发给他二毛钱的负伤费。刘纯义很高兴，拿着钱买了一包“红炮台”香烟，结果给大家抢着抽了。
第二次负伤是在郓城境内的鞋家洼。
1947年6月的一天，刘纯义所在的6连于当日下午三点到达该村。上级布置立即在村北头挖战壕筑工事，准备在此打阻击。到晩6时许，，工事统统挖好筑成，单等敌人来送死了。
敌人就住在鞋家洼北边一个村子里。距离我阵地不过一公里。天黑了，敌我双方都无动静。刘纯义和班副孙明秀趁空坐在沟岸上卷烟，卷好一根用唾沫粘上放在背包里，预备以后慢慢吸。卷到一二十根时，敌人火力侦察”试炮。
也该俩人倒霉，就这么一炮，他们都被炸着了。刘纯义的胸部、左臀部两处受伤，当时就来了个倒栽葱，面朝下屁股向上栽到战壕里。孙班副急忙弯腰去拉刘纯义，说：“老刘，你挂彩了?”他说完这么一句，就“卟通”一下趴在刘纯义身上不动了。原来他比刘纯义伤的更重，一块巴掌大的弾片打在他的左胸上，三根肋骨被压断了，若不是弹片打在双排的子弹带上，当时他就回老娘家了。
担架把他俩抬进营卫生所，军医给作了包扎，在转送后方医院时两人分开，从此刘纯义再也没见到过孙明秀。
刘纯义要去的是阳谷县部队医疗所。路途远，还要过黄河，担架队员和刘纯义已经够辛苦了，敌机还要来捣蛋。一次遇到敌机扫射，担架队员慌了神，把他倒空着脚丢在一个斜坡上。刘纯义在担架上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在他头上来回地扫射，不能动，只能干着急，后来干脆闭上眼睛想：“随你的便吧，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就是一死。”就摆在那儿由它打，敌机愣是没打着他。
飞机一走，民夫又抬着他继续前进，到了一个村庄担架停下休息。这时刘纯义想大解，前边走来一个支前的青年女子，提个罐子问他要不要大米饭。不知是不是口音问题，她连问两声，刘纯义都听成了“大小便”，赶紧找她要罐子大便。
她明白了，马上吆喝来一个年级大点的女人，拿来便盆帮他大解。刘纯义很不好意思，请这个女人离开，在民夫帮助下完成了大解。
到了村里就吃饭，是另一女同志喂他吃的面条。刘纯义很感慨，心想解放区的群众真好。
到了医疗所，医生说他的伤不轻也不重，没断骨伤筋，但治疗上要吃点苦受点罪。刘纯义两处伤的弹片都不太大，最大的也不过象小拇指头那么大，但打得较深，弹片拔不出来，需要手术，但医生说医疗所里没有麻药了，只能采取把硫酸打进伤口里的办法，让它鼓脓化脓，等浓包成熟后使弹片顺着浓水流出来。
但这个办法可苦了刘纯义。医生让他向左側躺着，一个架式一动都不能动，一躺就是八九天，等弹片流出来了，刘纯义才得到了“解放”。
他总共住了二十九天的医院，伤口基本愈合，就急着向所领导打报告归队。所里发给他负伤费十七斤猪肉的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是，打仗就象喝冷水一样的频繁，人还不知哪天哪时“敲尿壶”（牺牲）呢，留钱干啥。几天时间，刘纯义就把钱花个精光。
出院后行军打仗对伤口都没影响，他也举得全好了，殊不知两个伤口内都潜伏着一块0.4厘米的弹渣，后来每到下雨阴天伤口就发作，他为此受了老多苦了。
第三次挂彩后不久，他又受伤了。
有一天他们去打鱼台县城。中午出发，七八十里地要在天黑前赶到，当夜就结束战斗。正当他们走到半路上时，突然来了几架飞机，当时队伍正走在金鱼(金乡至鱼台)公路上，没处隐蔽躲藏，大家就抓根树枝或青草遮着头，趴在地下闭着眼任其狂轰乱炸。
部队受了伤亡还延误了行军时间，。上级下令当晚围而不打，改为明晩总攻。部队埋伏在城外筑好的工事里，做好防空和防止敌人“出水”(逃跑)准备。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向外打炮，越打越密，大解只好钻向自已挖好的防空洞里。刘纯义炮组的小董(解放战士)耍滑头，挖工事不出力，自己的防空洞还没挖好，敌炮一打，就到处乱钻。
他找到刘纯义，非要他往里挨挨，让他也躲躲，不等刘纯义答应，就一屁股坐在他怀里了。刘纯义的防空洞就那么点大，又不能赶他走，就打劈叉把两腿伸出洞外，紧紧地把他搂住。小董感谢的话刚说完，轰隆一声，一发炮弹落在了刘纯义的机枪上，吓得小董双手抱头向前趴下了。
刘纯义伸手拉他，，他不动弹也不吭声。刘纯义想，完了，这家伙没了。哪知他抬头睁眼两边瞧瞧，突然大叫起来：“老刘，你挂彩了。”又大喊：“班长，排长！老刘挂彩了。”刘纯义被他挡在身前，自己又没有疼痛的感觉，听他这么叫，没好气地骂道：“你瞎咋呼什么？我哪里挂彩了？”
班长来了，也说：“我命令你快去包扎。”刘纯义觉得奇怪，把小董往外推一把，才看见脚上的血滋滋地还在往上窜。
他到了连营指挥所大门口，双手扒着门框喊了声“报告”，就两眼一黑倒在门坎上，朦胧感觉到军医给自己做了包扎，连卫生员给他擦洗脸上、手上的血。石保谦老排长让通信员小吴叫来一付担架，他亲自把刘纯义抬上担架，又从老百姓家拿一棉被给他盖上，命令把刘纯义送到团卫生队。
其实他这次负伤，脚上冒血的样子看着是很可怕，伤得却并不重，只是左脚面上炸断了一根小血管，左膝盖上被弹片擦去铜钱大的一块皮。所以昏倒，也是因为流血过多而引起的。他只在团卫生队住了几天就归队了。
真正严重的，是1947年第四次挂彩，然而这次挂彩既没流血又没受伤，他却落下了一辈子没有残废证的残疾。
当时他们2营在梁山、东平交界的运粮河岸的一个村庄，阻击国民党王牌新五军，掩护纵队司令部、担架大队和兄弟部队过黄河。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激烈，也很痛快过瘾，是刘纯义自当兵打仗以来打的子弹最多，杀伤敌人最多的一次。
村庄座落在运粮河的西岸上。村中心的河上有座木桥，2营在村南北西头和桥的两側筑工事布火力，单是那座木桥就安排了两挺重机枪外加二挺轻机枪把守，其中就有刘纯义的一挺轻机枪，步兵们也在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下午4点敌人来了，大揺大摆地向前走。当其前头部队走上木桥时，2营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那些家伙死的死，伤的伤，全部撂在桥上或倒在河里。
过了半小时，敌人采取了人海战术硬冲。当他们一窝蜂似地拥上桥时，“张歪嘴”营长(营长他的嘴负过伤)一声令下“打”，刘纯义的歪把子机枪“叭叭叭”地首先打响，顿时重机枪、步枪、冲锋枪齐鸣，把个桥封锁得苍蝇也飞不过来。敌人连续组织了三次冲锋，都被打垮。
敌人不甘失败，又派上敢死队来送死。这些人打着赤膊，头扎红巾，腰插双枪，手持大刀，看上去挺可怕，实际上不经打。刘纯义就来了个“单个教练”，还不放空枪，上来一个打一个，上来一对打一双，敌人用这办法只冲了一次就不敢冲了。
桥也已经着火，摇摇欲坠地眼看快要塌了，敌人放弃了在桥上冲锋的作法，用美式帆布多处架设临时浮桥，想用多头齐攻的办法过河。
2营已在村东北角河岸修好工事。到傍晩6点，敌人进攻开始了。其他渡口刘纯义不知道，在他前面的敌人，他看的清清楚楚。河对岸两个大个子敌人抬着一捆帆布到河边，用两根铁蹶往地下一砸，将帆布用力一推，那帆布轱辘一滚，“叭哒”一下搭过河来，刚好对准刘纯义的枪眼。刘纯义想，你们运气不好，可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敌人冲锋号一响，就开始冲锋。走上帆布桥的敌人颤巍巍、东晃西揺地好象秧歌队，脚踏着着帆布桥过河。刘纯义用机枪单发一打，敌人就一个个卟通卟通地往河里倒。后来，敌人就成群结队的跳到水里，手扶着帆布桥过河。这下刘纯义的机枪可大开洋荤了，叭叭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究竟打死多少敌人谁也不知道，反正刘纯义阵前那段的运河水都变红了，河里的尸体就象真煮饺子一样满河都是，看得刘纯义都心寒。
天将黑了，敌人停止了进攻，但部队还不到撤退的时间。趁空刘纯义的副手孙经田去老百姓家，提了一桶水回来，先端一碗送到地堡里给他喝。
刘纯义见他端碗来就问：“是什么?”孙经田嘴巴张了张却没说话。他接过碗来一看，呀!是水，这可是雪中送炭啊！他早就干得喉咙里冒烟了，端过来就喝，喝完左手抹一下嘴把碗递还孙经田说：“真痛快！谢谢了。”
孙接过碗，站在那里说了句什么，他没听到，问他要说什么。孙嘴巴动了动，声音太小，他没听到，也懒得再问了。孙经田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他一眼，走过去和压弹手赵某在一起嘀嘀咕咕。刘纯义懒得管他们，一门心思盯着河那边，怕敌人趁他不备溜过来。
又过了好一阵，河对岸没半点动静，部队往后撤，刘纯义也跟着撤出来了。又走了一段路，他才觉着不对劲，耳朵里怎么有“蛸劳钱”(蝉类的虫)在吱吱叫，一直叫个不停，听人说话那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很不踏实。
他问孙经田，前面他送水时说什么，孙说：“我说是马尿，你喝不喝？”他又问：“那我说什么了？”孙说：“你没说什么，还说谢谢我呢。”
刘纯义明白了，他在阵地上耳聋了，可能是子弹打得太多，地堡太小拢音，两只耳朵都震聋了。他要听出来孙经田是在说“马尿”，一定会骂他个狗血淋头。
不过，他又能听见了，这就行了。刘纯义没把这事当回事，但他的耳朵后来一直有问题，听声音不实，还一直吱吱叫。他也就这么挺着，直到很久后，他转业到地方，做体检时才弄明白，他耳朵的问题非同一般的严重，右耳骨膜与视听神经脱节已成残废，完全失聪，左耳也成永久性的耳鸣。
于是，他就去找地方补办残废证。省民政厅说，医院的证明只能说明你是耳朵残废，是否是打仗至残还要部队的证明。1957年，刘纯义找到当时的副教导员姚思忠（后任31军付军长）给证明，姚思忠写了证明还盖了私章。
民政厅又说，还要当时团司令部盖有大印的证明。刘纯义一听就烦了，部队南征北战，东调西迁，他怎么知道他的团在哪里？昔日的战友或牺牲，或流散各地，就是找到了往日部队，又到哪里找证明人？工作又忙，无空去找，算了，不就是一张残废证吗？这么麻烦，他不要了。他就这样做了一辈子没残废证的残废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