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沦陷，日本又开始觊觎华北，故宫博物院就开始考虑南迁文物。最先提出南迁文物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然而，这遭到不少反对声音。

马衡之子马彦祥在报纸上公开反对父亲，认为抵抗外敌要有牺牲古物的决心；胡适担忧文物得不到安全存放，提出要申请国际力量加以保护；有人提议拍卖文物，拍卖所得用来购买飞机抗日；甚至还有人认为，清帝退位后，文物应当还给百姓。

1933年第三批装箱待运的故宫南迁文物

留还是走？迁还是不迁？故宫文物等待着“命运的抉择”。“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在千钧一发之际，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果断拍板，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将文物南迁以躲避战火。

经过详细的计划部署，徐森玉等人初步确定文物转移的第一批城市名单与路线。故宫人几乎全员出动，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后，将文物从北平秘密迁往上海、南京，随后又分为三路向西南疏散。

于是，1933年，新年刚过，有一群人从北京故宫里，用几十辆板车搬出了一箱箱珍贵文物，自此走上了一条文物南迁之路。

1933年2月5日晚，第一批2118箱文物从故宫神武门开始运输。到5月中旬，五批文物先后被运走，总计达13000多箱，包括书画9000多幅，瓷器7000余件，文献3700余箱以及众多铜器、玉器等。其中部分文物迁到了上海，然后又迁到了首都南京。

然而，战火蔓延的速度远超预期。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就连存放在南京的文物也面临威胁。为了保证文物安全，徐森玉又和众人调整路线，将这些文物辗转隐藏于长沙、宝鸡、贵阳等地，所到之处均是精心挑选、“进退兼备”。

故宫文物战时迁移路线图

根据那志良的记载，8月14日，即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80箱故宫文物，在庄尚严、申若侠夫妇等人押运下，从南京搭载轮船招商局的建国轮，溯江西上，于16日到达汉口。

到达汉口之后，原准备由湖北省建设厅派轮船继续送往长沙，但因船运较慢，且担心洞庭湖的风浪大，改由陆路车运（此处庄尚严之子庄灵的说法是轮船换乘粤汉路火车），18日启程，19日到达长沙，21日，这80箱故宫精品文物入藏湖南大学图书馆底层。

据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记载，存湘期间，考虑到空袭可能导致文物损毁，加之出于防范南方天气潮湿的原因，故宫博物院曾打算在12月10日之前在岳麓山下构筑一个既能防空袭，又防潮的坚固石屋来存放这些南迁长沙的80箱故宫精品文物。

然而，石室还没建成启用，从11月中旬起，长沙就开始遭受空袭。

此时，故宫80箱文物在湖南存放已逾4个月。在此情况之下，存放在湖南大学的故宫文物也不安全了，又被迫西迁。当时本想从湘西沅陵经公路迁往贵州贵阳，但考虑到沿途土匪猖獗，决定从广西桂林绕道到贵阳。

那志良说，启运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车辆的短缺。最后是向湖南公路局借了10辆汽车，才解决了文物运桂的问题，其中9辆是由南京疏散出来的公共汽车（欧阳道达说是江南汽车公司的车），1辆是邮政局的卡车。

欧阳道达回忆，首批装箱文物是36箱，由庄尚严人押运，于1938年1月12日离湘 ，15日抵达广西首府桂林，27日再由桂林启运，31日即农历元旦到达贵阳。第二批文物44箱于24日启运，29日抵达桂林，2月10日到达贵阳。

战时交通困难，这是南迁文物乘竹阀渡江

需要说明的是，幸运的是由于故宫博物院敏于时事，早有谋划，及时及早将存湘文物迁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在1938年4月10日下午14时许，日军出动27架飞机对长沙进行第4次轰炸，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和爆炸弹，导致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彻底摧毁，54091册馆藏图书被焚毁，整个图书馆变成了一片废墟，仅剩4根被炸断的石柱‌。

到了桂林之后，前往贵阳，最大的困难仍是运输工具问题。幸好广西省政府非常支持珍贵文物迁运，由广西公路局向故宫博物院拨发、代租5辆汽车，才解决了运输这个最文物迁移的最大难题之一。

80箱故宫文物到达贵阳之后，暂存在委员长行营。但在贵阳存放不到一年，这些文物又被迫迁往安顺华岩洞（一作华严洞）。1944年，因为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其前锋打到距离贵阳不远的独山，这些文物又被迫播迁到四川的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