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进入1949年，中国内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政府损失了其军队的几乎全部主力，长江以北全线崩溃，遂极力拼凑力量，组织长江防线，力图划江而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兵云集长江北岸，筹集渡江船只、器材，秣马厉兵，做渡江作战，统一全中国的准备。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突破国民党军队防线。南京国民政府匆匆南迁广州，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军队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区迅速进军。

国民党节节失败的消息传到拉萨，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人心恐慌，弥漫着沮丧焦虑之情。国民政府的驻藏机构有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交通部的拉萨无线电台、教育部的国立拉萨小学、中央气象局的拉萨气象测候所，军统、中统也派员入藏建立情报站、组。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自1945年沈宗濂离藏后，由陈锡璋“暂维处务”。1947年7月沈正式辞职，陈被任为副处长兼代处长。

此时，面对达札等人愈演愈烈的分裂活动，国民政府处置软弱，办事处已感“困处边疆，一筹莫展”。

至1948年到1949年，各驻藏机构人心浮动，各自自谋出路，“有的人作返回内地的准备，有的人与人合伙做生意，有的人开设了赌场”。

驻藏办事处医生葛成文、第二科科长李有义、专员廖鲁乡、英文秘书柳陞祺辞职获准，先后离藏。

陈锡璋辞职虽获准，并被任为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由熊耀文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但熊迟迟不进藏赴任，陈只得困守驻藏办事处。军统拉萨情报站站长肖崇清、编审张知重于1948年初离藏回京，并写信致拉萨的同仁说：“国军疲于奔命，大局堪忧”，劝告“及早抽身，不要做时代的牺牲者”。

1948年4月间，噶厦请哲蚌寺乃琼护法神到大昭寺降神，借神的名义宣称：

“现在危害我们政教大业的敌人来自东方，居住在西藏境内的汉人是藏在我们腹中的祸根，要赶快把他们驱逐出去，不然一旦外敌入侵，他们会做内应。”

噶厦以此为据，举行祈祷法会、“扣锅”诅咒、“抛食”。

1948年，噶厦“仇共”，但尚未“驱汉”，所举行的上述“仇共”宗教活动，还邀请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人员参加。

1949年夏，噶厦的“仇共”宗教活动演变为“驱汉”的现实行动达札召集噶伦、仲译钦莫、孜本在罗布林卡召开秘密会议。

1949年夏，印度也在为中国行将发生的巨变作准备。6月，印度军队开进锡金，任命了一个政务官接管锡金的行政。同年8月8日，不丹在强大的压力下与印度签订新约，将原来英国人提供给不丹的补助金从10万卢比提高到50万卢比，宣布不丹受印度保护。

在尼泊尔，接受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尼泊尔国大党也迅速行动起来，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现政权，“解放祖国”。在东北边境，印度加紧扩张行动，力图在中国政权更替之际完成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占领。

印度政府甚至抛弃了原英属印度作出的以色拉山为界的承认，派军队进驻噶拉塘以北，侵入色拉以北的门达旺。在对藏问题方面，印度政府将拖延了三年的“西藏地方于1946年与英属印度达成的交易”付诸实施，6月间向西藏地方出售武器弹药。

利用这些武器，噶厦将原藏军14个代本，扩编为17个代本，并招收贵族子弟入伍，组建贵族子弟代本。

此时提供的武器弹药当然是对付即将取代国民党的共产党，作为印度政府驻藏代表的黎吉生，当然理解印度向西藏地方提供武器的用意。

国民政府于7月9日收悉噶厦电报，即回电，指出噶厦此举“于法理不合，中藏关系仍应连续，并即将驻藏汉民加以保护”。

噶厦7月12日复电，内称：

“查西藏佛教区域，深恐传播共产主义，人众大为恐惧，惟(奉)行永久拥护中藏关系及一切权力，须先厉行肃清异类，因是中枢职员嘱离西藏。此事系出于全藏会议表决，职是之故，不得不从权执行，仰恳中枢当局推念苦衷，鉴而谅之。至各职员离藏时给予盘费、夫马，并派官兵优予护送，于藏历辰有日出境。我中藏关系，当此万方多难之秋极应根据前辈法王遗训，永久保持。”

在向国民政府致电通报其“驱汉”的“仇共”理由之际，噶厦按其预定计划，于7月中下旬分三批遣送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及所怀疑的汉回民众。

被遣人员进入印度后，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至噶伦堡迎接，转至加尔各答，9月16日乘船，原拟到台湾，但到香港，即登陆。陈锡章于1950年2月与夫人飞香港，8月回北京。

应指出的是，这次所谓的“驱汉事件”，与民国初的“驱汉事件”有所不同，即“驱逐”的汉人，主要是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原在西藏生活的汉人仍多有留居者。

中国共产党对噶厦的“仇共”和“驱汉”很快做出反应。

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

“英、印侵略者嗾使西藏地方当局，以‘仇共’作为借口，发动变乱，企图浑水摸鱼，更是极端冒险的蠢事”；“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的方针”。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动员西藏人民迎接解放。

1949年达札与噶厦的“仇共”“驱汉”，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西藏地方与中国的脱离。

此次“仇共”“驱汉”事件，从国际局势看，标志着所谓“西藏独立”纳入冷战格局下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思考。

但是，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为了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唆使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1949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历史上也称为“驱汉事件”）。

从黎吉生的电报中获知拉萨发生“拉萨七八事件”后，英国、印度和美国的新闻媒体，立即作了别有用心的歪曲报道。

7月27日，英国路透社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

7月28日，印度新闻社跟着学舌说：“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8月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美国对“西藏独立”的支持远不止上述舆论上的声援。

“拉萨七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而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到达，形成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的真空。

在美、印度等国的支持下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空前嚣张，积极制定了抵制祖国统一的一系列“文武对策”。

9月17日，噶厦在拉萨召开官员会议，作出了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的决议。

官员会议在上报摄政达扎的呈文中说：

“共产党的主张、行为和政教合一的西藏的习惯、观念，如同水与火完全不能相容。无疑，没有比共产党的威胁更严重的危险了。因此，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文武对策，以保护政教安全永存。”

所谓的文武对策包括：

扩充藏军，组织民兵，进行军事训练，征集调运军需物资；向美国谋求仇视共产党的援助，同印度签订新约，遏制共产党西进；对百姓进行广泛的仇共宣传、教育等。

11月2日，西藏地方“外交局”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称：

西藏“无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

他们曾把这封信的草稿给黎吉生看过。后者劝他们以一种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和态度表达他们的看法，以免激怒共产党对西藏提前采取行动。但没有奏效。

西藏地方当局说，这样写是为了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进入西藏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西藏地方当局自知既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因此试图借助外力插手而向其他国家紧急求援，冒险一搏。

于是，1949年底，噶厦在黎吉生的唆使和策划下，决定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和尼泊尔，以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

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力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力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与此同时，作为抵制西藏解放“武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地方当局的扩军备战一直在进行着。为加快扩军备战、改善藏军装备的步伐，西藏地方当局同印度政府联系，由印度派人来西藏探讨军援和扩军问题。

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DALAI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西藏噶厦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计迫击炮40门、炮弹2万发、步枪和冲锋枪子弹两百万发。

9月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

主要内容是：

扩建藏军1万人；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等。

在此前后，藏军已由11个团陆续扩充到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西藏地方当局妄图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西藏地方当局的备战、扩军还得到了时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的英国人福克斯的积极“指导”。

西藏地方当局虽然从军事上到政治上进行了全方面部署，但对于抵抗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他们感到外国的支援，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实际行动甚少，对藏军能否有效阻止人民解放军并无把握，因而处于惶惶不安之中。

在拉萨上层之间，由于担心同共产党对抗的前途，出现了紧张和悲观的气氛，以至于一些自然现象，如1950年8月西藏东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地震也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许多人已开始作逃跑的准备，一位居民回忆：

“人们开始考虑逃往印度，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在这个时期，寺院方面也开始购买印度卢比然后将其存放起来。我记得，我在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印度卢比，将其放在自己的桌前，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可以带上这一袋卢比逃走…人们如惊弓之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滞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即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

“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当得知西藏地方当局将派出“亲善使团”出国活动后，班禅堪布会议厅又从青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遣责西藏地方当局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出卖西藏的罪行，要求中央“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帝国主义、巩固西南国防”。

他们还为当地领导机关提供西藏社情、民情资料，为早日解放西藏献计献策。

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他还担任藏语广播员，在电台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呼吁藏族人民迎接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0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增额噶伦和昌都地区总管时，就曾向摄政达扎提出，要抓紧现在的有利时机，争取同共产党谈判。

阿沛到昌都上任后，噶厦要他进攻青海玉树。阿沛于9月上旬写信给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不能打仗的看法和建议。

他在信中提到：

“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圆根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在此情况下，不要说发动进攻，即按目前这样备战下去，就是没有解放军进攻，其局面也维持不了一年。”

因此，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谈解决”。

西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反对分裂的行为，是西藏社会固有内向力量的体现。这些行为反映了历史的潮流，表达了西藏人民对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渴望。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实现人民的愿望是共产党矢志奋斗的目标。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电报坚定地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