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夏

丁酉年正月十四下午，我在海风凛冽的蛇口渔人码头邂逅一百零六名挑蚝工，因此认识了一批硬汉式的男人。他们表面木讷却都是调侃好手，喜欢喝酒、打牌，偶尔也出去找找乐子。他们拥居于那种简陋破旧的短租房里，像季风一样出现在这里。有的人出现一次就消失了，有的人在这里反复坚持了十年。在这座近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挑蚝工是大海里一滴不起眼的水，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只蚝船靠在浮码头上。从浮码头到码头，从码头到货车，搭了两排往返的跳板。两人在船上分拨，两人在车厢里装车。其余的人都担着挑子，队伍在跳板上缓缓前行，从蚝船到货车，用扁担把生蚝一串串挑上来。餐桌上的蚝令人垂涎三尺，但是刚出海的生蚝用尼龙绳串成一串串，外壳裹着腥臭的污泥。挑蚝工就像这些生蚝一样全身带泥，湿泥叠着干泥，颜色深浅不一：深墨、墨绿、夜蓝、灰白。他们戴着纱线手套，以防被锋利的蚝壳划伤。他们的扁担两端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钩。上船躬腰一晃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便走了。他们抓紧铁钩，挑着水淋淋的蚝，一步步踏牢跳板爬上货车。

他们的扁担两端各拴一对钢筋折成的长钩。上船躬腰一晃铁钩，挂上尼龙绳起肩便走了。他们抓紧铁钩，挑着水淋淋的蚝，一步步踏牢跳板爬上货车。按养蚝人的惯常做法，大蚝四个一串，小蚝六个一串。这一挑共四串，约八十公斤，每串工钱一元，每挑挣四元。滴着水的尼龙绳拖在跳板上划出一道道渍印。有的蚝壳被拖在地上擦出吱吱脆响。跳板上时常发生“塞车”——七八人拥堵在倾斜的跳板上等待前方卸货从另一排跳板返回。担子在肩上晃着，但他们不急不躁，身体前倾，默默低头喘气，用一双双解放鞋和高筒胶靴抵住跳板上的横木条。一个瘦汉子佝偻腰放下一半担子，把肩上一部分压力卸在跳板上，别过脸悄声喘气。货车旁站着一个中年汉子，平头，右手夹支香烟，肚腩上绑了只腰包，注视着队伍，派头像监工。实际上他是个翻译。我举起手机拍照、录像。一位高大黑胖的老汉卸挑返回时盯住我，伸过来大脑袋喘道：“拍我没有？”这人是老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生气了。很多人是反感拍照的。老周一张大脸盘瞪着两只铜铃眼，下挂大眼袋，似乎生气了。我蹭蹭蹬蹬地说：“好像没有。”他说：“麻烦你等下拍拍我。”我一听乐了，爽快地说：“好！”俗语曰：“冬至到清明，蚝肉肥晶晶。”蚝苗经过夏季生长，入冬长肥，从冬至到清明是收获季节，春节前后最为繁忙。清明之后挑蚝工将离开码头各奔东西。蚝的生长周期决定了他们的去留。蚝是南方叫法，北方叫海蛎子，学名为牡蛎。深圳原是边陲渔村，素为偏隅蛮地，远离中原文明中心。这里靠海吃海，出现了独特的蚝文化。至今有不少社区和马路以蚝命名：蚝一村、蚝二村、蚝业路。深圳快速发展后，土著蚝民成了土豪，不再从事养蚝祖业。外地人接了班，他们多半来自湛江、台山、阳江或者新会，还有香港人——元朗区后海湾的蚝民依然不舍此业。而挑蚝工来自内地各省，他们千里迢迢来码头讨生活。历史是块跷跷板。过去人们把沿海以船为居四处漂泊的人叫作疍民，视之为贱籍或黑户。今天的这些四处漂泊的挑蚝工无异于新的疍民。老周来渔人码头有三年了。为了多挣点，这一年春节他没回老家。我站在跳板旁举起手机，等待老周入镜。老周挑起下一担踏上了跳板。他仰起头对我微笑，右手做了个OK的手势。“谢谢啊！”他说。再挑一担上来时，他见我还举着手机，指着紧随其后的老汉说：你拍拍他，他很不容易，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你看他那身衣服。那位老汉憋红了脸，跟在老周后面一声不吭，戴一顶镶了五角红星的军帽，身穿军绿色迷彩装。他身材矮胖，前腿弓，后腿绷，步子有些蹒跚。“老红军”啊！我心里一震。但是看他年纪不到六十岁，我明白老周是在开玩笑。我在旁边不断拍照，翻译并没制止。他也曾是个挑蚝工，有一脸被烈日烤就的古铜色。翻译是广西人，会广东白话。因为养蚝和收蚝的老板们都来自粤港两地，讲粤语，而挑蚝队长老王来自河南驻马店，不懂白话，需要一个翻译，于是他就充当了这个角色。翻译身材肥硕，腆着大腹，眼睛和下巴有几分像洪金宝。我的同事阿温每次见了他就会嘟哝一句：“洪金宝来了。”码头上的人则叫他“熊猫”。他的本名倒没人知道了。当我蹲在跳板旁边拍摄，熊猫好心提醒：“嗨，别靠太近，危险！”他的普通话比一般的广东人要标准多了，不愧为翻译。有人告诉我，熊猫以前是捡废品的。挑蚝这碗饭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吃得了，得有超强耐力，腰杆硬扎。不少看似壮实的小伙子一开始生龙活虎，连着干一个小时后就纷纷败下阵来。挑蚝工崇尚身强体壮，凭硬本事吃饭，对翻译这类“吃干饭的”，他们瞧不上眼。队长则不同，虽然他也不再凭苦力吃饭，但他是带头人，严厉，讲义气，为大家争取过利益，颇有帮会老大的风范。十多年来他在这里牢牢地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家不叫他工头，而叫老王或队长。半个钟后，所有的蚝船被挑空了。三四个女人——队长、翻译等人的家属——在船舱里和码头上拾掇散落的蚝，像米勒的油画《拾穗者》。蚝就是大海里的稻穗，春天育苗，初夏吊养在海里，待到秋天，一串串饱满肥大就开始收割。女人们把散落的蚝装进蛇皮袋，再抬上码头。散蚝价格便宜，附近有些餐馆专收这些散蚝。一位餐馆老板用电子秤一袋袋过磅，指挥工人把蛇皮袋抬上小三轮的平板后座，最后开着小三轮拉走了。下午五时，码头休工了。队长和小组代表凑在一块给大家算账。老周傍着铁栅栏和我聊天。他住得远，凌晨四点半起床，五点半赶到码头，眼下旺季，下午五点休工。这里没有节假日概念，做一天算一天。挑蚝工多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老周说：“年轻人受不了这个累。”每次遇见他们，我心里就产生一个念头：这将是新世纪最后一批苦力了。他们以六零后和七零后为主，是苦日子里最后一拨人，与下一代形成了明显代际断裂。他们出身贫苦，都是卖力气的一把好手。形容中国人吃苦耐劳的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年轻时走过南闯过北，如今年纪大了，别无所长，就来到码头卖最后的力气。挑蚝算是件肥差，工钱不错，一天一结，中间不费什么周折，也不是什么正规组织，队长一吆喝就来了。谁来都行，只要你干得了。当然，最终还得队长点头。挑蚝工来自全国各地，近有广西、江西，远有甘肃、内蒙古，其中河南人占了一半。队长承包了码头挑蚝劳力，把工人分为两批，在东西两边各开了一个码头。每个码头又分两到三组人马，轮流干活。忙的时候，几组人马同时上工。老板把工钱算给队长，队长再把工钱分给大家。分钱时，各地出一个代表，与队长一起合计，根据出工的人头平均算出每个人的工钱。一个小组二十人，装一辆小货车约四百元，旺季一天可装三四十车，每人一天可挣到七八百块。“最晚一次干到了晚上十点。”“老红军”说。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扣掉吃饭时间，足足挑了十五个钟，钱是挣到了，但大家累得迈不动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希望多累一点。因为一旦淡季来临，一天只能挣个百八十块。老周是山东临沂人，外出打工多年，已经跟种田毫无瓜葛了。“我家里只有四亩地，有二十年没种田了，把田包给别人种了。小麦才八毛钱一斤，价格太贱，谁愿意种田？国家还给每亩补贴了一百块。那一百块我们没有要，也给了别人。我干这个活有两三年了，都是老乡介绍来的。儿子成家了，有工作，我没什么负担。自己攒钱自己花，下大力才能挣大钱。”“那位老乡真的是‘老红军’”？”我问。“开玩笑的。他是重庆人，也是个打工的。”老周咧嘴一笑。事实上“老红军”是云南人。虽然大家同在一组混得很熟，实际上谁也不了解谁。老周不知“老红军”来自哪里，“老红军”也不知老周叫什么名字。老周是个豪放的人，大嗓门，爱笑，但不油头。挑蚝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老红军”穿迷彩装是为了耐脏经磨。其他挑蚝工都是如此。他们准备了五花八门的旧衣服，有工衣、便服和军装，充满了后现代风格。码头乍看起来，就是一个海边T台。这些人的工衣上印着这些字样：中铁港航局、SINOPEC、西丽电脑数码广场。有一位粗汉子，他的白色POLO衫背后印着四个行书大字：阿弥陀佛。这里才是深圳最时尚的T台。

“老红军”（左一）挑蚝中

同组的河南人杜国展凑过来聊天。老杜今年五十岁，南阳人，宽脸，穿着蓝色旧式中山装，上衣沾满了污泥。春节前老杜回了趟老家，过了年，正月初五又回到了渔人码头。他说：“在家里不行，不挣钱。”他的老家属于平原地带，家里有五十多亩地，主要种小麦和花生，如今收割小麦摆脱了人力，有了收割机作业。他还养了一群鸡和七十多头波尔山羊。母羊刚刚产了羊羔。现在又流行大面积种植蔬菜，地里打了水井，埋了喷水管，自动浇灌，出产蔬菜运往广东和香港。尽管如此，老家的收入依然不高。这些年庄稼不值钱。他说，去年八九毛一斤的小麦都卖不出去。玉米也便宜，东北玉米一斤才六毛多，河南玉米一斤也只有八毛多。农忙时在家，农闲时杜国展跟着二三十个老乡来到码头挑蚝。他的儿女学了门技术，在厦门打工。三十一岁的儿子有一个小孩，老伴一人就在家带着孙子。家里农活还指靠着他。“没办法，老婆一个人带着小孩，过年必须要回去。家里离不开我。”初夏回到老家，秋收之后来到码头。杜国展像钟摆一样，在两者之间摆动。队长和八九个代表在远处叽叽哇哇算账。我问：“你不去看看？”老杜说：“都有几个老乡代表在那里算，人多了也不顶事，反而添乱。”捡蚝的那几个女人，照样会分一份工钱。她们主要干些轻活，如果太忙了也要挑蚝，每担少挑一些。“正常一担，有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有一百七十多斤。去年来了一个拍照的人，让大家挑着蚝排成一列，拍了几张照片。”老杜指了指旁边一位老汉说，“你应该采访这位老乡，他都有六十四五了，还在这里挑蚝。”老汉姓徐，在码头上干了十年。他冷冷地看着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很难想象他单薄的身体是如何坚持的。他打算干不动了再说。最后一辆货车——来自东莞石碣的五十铃，满载生蚝离开码头。这些车辆开往珠三角各个酒店和农批市场。众人给跳板套上绳子，反复吆喝着“一二三”，把跳板拖上岸。每天早晨五点半，挑蚝工就到了码头。有一批工人更早到达了码头——他们是抄蚝工，是从挑蚝队伍当中选出的精英。如今养蚝采用筏吊式，用尼龙绳把生蚝系在蚝排上，悬吊在海水里。所谓抄蚝，就是拿刀子割断尼龙绳，把一串串生蚝从海水里提上来装上渔船。凌晨两点，瑟瑟寒风吹着港湾里的渔政船和渔船，抄蚝工齐聚码头，经队长分派，然后跳上每位老板的蚝船。这些特制的机动舢板，船舱平而阔，专门用来运载生蚝。大船七八人，小船四五人，每人每趟有五十块工钱。此时海上作业，危机四伏。因而只有青壮劳力才有机会出海。人手紧缺时，老杜也出过海。舢板驶过深圳湾，海面上还是漆黑一片，宛如萤火虫的城市灯光在海天交接处荡漾不止。遥望整座鹏城，就像浸浮在海里。蚝排星罗棋布，分布在香港片区的海湾里，沿流浮山一直排到伶仃洋外。他们抵达养蚝区开始作业。每人拎一把刀子，小心跳上湿滑的蚝排，蹲下来一路收割生蚝。一手握住尼龙绳，一手用刀割断绳子，然后把一串串蚝甩出海面，最后扔进船舱里。在舱里，生蚝堆成了一个个泥头山包。天还没亮，一艘艘蚝船满载而归。码头上的挑蚝工早已搭好了跳板，等船一靠岸，便开始干活。挑蚝从五点半一直忙到十一点半，大家歇下来开始午餐。有人带了饭，有人在附近小店吃个快餐，也有人用手机点外卖。有时候小贩直接把快餐车拉到码头上。饭吃到一半，忽然来了一辆运蚝的货车，队长吼一嗓子，大家像急行军般匆匆扒完饭，把嘴一抹就上工了。装完这一车，大家就地休息。有三人靠在旁边的榕树根上打盹。大部分人垫一张纸皮或破席，就地休息，有的直接躺水泥地上睡了。队长和翻译趴在一把破旧的遮阳伞下鼾声大作。下午一点半后，继续开工，直到五点半收工。老周说，碰上淡季，中午十二点就收工了。下午四五点，活儿少了。大家挤在一张破竹席上，凑个牌局斗起了地主。每个人盘着腿，跟前堆着红票子。有一半人不爱打牌，席地歇息，或者枕着蛇皮袋躺在地上曲身抱膝睡觉。老周坐在铁栅栏旁的一块跳板上。我准备坐在旁边跟他聊聊。“这个不能坐的，脏。”老周满脸堆笑，赶紧拦住我。“没事，反正要洗的。”我坐了下去。他把我当成记者了。我告诉过他，我在附近一家公司上班，平时我偶尔写一点老百姓的故事。有一天，我想该写写蛇口了。过去我在关外的工厂里上班。从关外工厂调到蛇口总部，完全是城乡之别。2012年5月一个沉闷的上午，我进城了。我把自己的办公用品装进大纸箱，抱着电脑主机，搭公司大巴，穿越南光高速和南海大道来到蛇口。二线关早就拆掉了，但人们头脑中那个二线关一直还在，依旧习惯称呼关内关外。相比关外，这里的财富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在建筑和道路上，户外广告也贵得惊人——譬如后海大道与东滨路交汇处一块单立柱广告费用一年就高达四百三十二万元。一晃，我在蛇口半岛干了七年多。每天晨昏在南海大道上往返，像只蛞蝓，慢慢爬着，把黏液反复涂抹在路上。隔着一块车窗玻璃，仿如梦境，看着楼群和地标一天天变化，这种变化时刻更改着人们的记忆。一代人的记忆——南油大厦被拆掉了，来福士广场像个暴发户傲然闯入风景，东滨路口上空一夜间挂上一座蓝色虹拱的自贸区招牌。过了工业七路，南海大道就有点虎头蛇尾了，八车道变成四车道，两边鳞次栉比的商铺也变成了幽静成荫的榕树。这条路的前身，我在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照片里见过：一条小土路，两边全是红壤翻开正待施工的荒地，隐约可以瞧出今天的道路布局。最初它叫作工业大道。这里，每条路的历史不会超过四十年。蛇口半岛悬于南山南端，因形如蛇之口而得名，隔着深圳湾能清晰看到彼岸的香港元朗。这里曾是偷渡香港的一条主要路线。1979年1月31日，招商局在此筹建中国最早的改革“实验田”。蛇口一时光华夺目，为此扮演过急先锋角色，开创了二十四个全国先例。可以说，先有招商，后有蛇口，再有深圳。2015年，蛇口成为一个自贸区，早年的那些工厂悉数搬走，火柴盒式的厂房渐被豪华小区、甲级写字楼和大型商场所替代。今天在大街小巷里行走，很难看到过去的痕迹。如果细察，当然还是能瞧出袁庚当年留下的痕迹。你上街随便打听一位看上去悠闲的老人，他就能给你讲述当年跟随袁庚建设蛇口的故事。总之，过去那种风雷激荡，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晚间成群的红男绿女和白棕黑各色洋人在海上世界的音乐和啤酒丛林里出没。白天，这里静悄悄，太阳晒得大街空无一人，时间似乎慢了半拍。夜晚，半岛陷入了狂欢和繁忙，时间又快了那么半拍。除此之外，今天看起来，这里无任何出奇之处。太熟悉了便熟视无睹。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某种意义。我经常四处闲逛，企图能找点什么。我和老周一起面朝大海。西面是海上世界和太子邮轮，东面是深圳湾大桥。海上有一群白鹭迎风滑翔。岸边有一溜海鲜鱼贩，戴着渔民帽，坐在小板凳上，仰着粗糙的脸等待顾客。有两名中年女人拿着小刀子在开生蚝。码头上还有不少垂钓者，守着竿，等鱼上钩。往来的渔船发动着突突响的引擎，岸上弥漫着一股未充分燃烧的柴油味，像样的鱼儿早被渔船吓跑了。这些垂钓者意不在鱼，只是想打发时间。老周等待着结工钱。他估算了今天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块。码头上挑蚝的人数逐年增加，由原来的七八十人增加到一百零六人，活儿总量没变，人均摊下来收入比过去下降了。两年前能干到傍晚六七点，现在五点钟就收工。与大多数挑蚝工不同，老周长住深圳。他住在较远的南园村，一房一厅，每月房租1050元。他和老伴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老伴在深圳湾木棉花酒店里干了两年，专门包北方水饺，包吃包住，每个月有三千五，有时能拿到四千。酒店还给外住的员工补贴五百元租房费。在老周的眼里，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1999年老周拿到了A1驾照，2000年开始拉客，开一趟从临沂到淄博的载客大巴，老婆卖票。车到淄博，他们住一宿旅馆，第二天又揽客返回临沂。如此往返，干了五六年。后来村里人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老周的大巴生意每况愈下。2005年，两口子卖掉大巴，来到了深圳。他们进了东滨路和南光路交会处的利丰雅高公司。这是一家小有名气的日资印刷厂，主要印制画报和杂志，印过《瑞丽》《男人装》《汽车杂志》等业内高端杂志。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两人合起来第一个月就拿到了九千多块。当时的行情一名普工月薪就是一千元左右。老两口乐得梦里笑开了花，正憧憬着未来，后来两年间深圳房价狂飙，这片老工业区很快被征收旧改，所有工厂纷纷转移，利丰雅高也迁到了东莞。两口子决定留在深圳。老周辗转干过各种工作，上一家他在博宝源保洁公司当环卫工。公司承包了深圳湾体育馆的卫生。他平时在馆内打扫卫生。尽管做清洁工，他也坚持了一个原则：绝不打扫卫生间——这关乎到尊严。“我不想给人刷马桶，”他认真地说，“情愿苦一点累一点。”他跟来自山东枣庄的带班说，只要不打扫洗手间，啥累活都可以。一个月休四天，每班七个半小时，底薪2100元。这工作有个好处：工人可以一天连上两个班。为了多挣钱，他连上两个班，一天连轴转，做十五个小时，从早上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工资也从2100元翻倍到4200元。再把四个礼拜天也加满——每小时9元，虽然低于法定加班工资——这个收入已令他相当满意了。老周坚持每月一天不休，每天干十五个钟，一个月能拿5280元。上班时间也并非全程干活，中间含了吃饭和午休。上班就是拿着皮管子泚泚马路，提上笤帚在体育馆里扫个烟头或垃圾屑。对于身强体壮的老周来说，轻巧得不能再轻巧了。一年半后，老周负责开电瓶车收集垃圾，就是把一袋袋垃圾装车，然后一袋袋扔进垃圾库。体育馆平常没活动，一天能装四五车；一搞活动能整十三四车，公司会派个帮手过来。“整十三四车也没问题。我有力气，丢垃圾快。”老周干活太猛，麻烦也来了。在老周之前，是工友老闫开车，只要一搞活动就派人来支援，老闫只掌方向盘，不管扔垃圾。老周接手了两三个月，干活厉害，扔垃圾左右开弓，一手一袋，一人能顶俩人。“他妈的，他不派人了！叫我又开车又丢垃圾。”老闫每天中午还能睡一会儿觉。老周接手后，午休就成了件奢侈的事。唯独周一周二没什么活动时可以眯一会儿。其他五天，尤其周末，连个午觉也捞不着了，老周刚放下饭碗就被叫去清理垃圾。“我一吃完饭，主任也叫，保安也叫。你说就一两桶，你要开着车转一大圈。”因为垃圾车不能进电梯，他开着垃圾车往返于一楼二楼和地下室之间，这一趟下去要兜两三个大圈，太耗工夫了。老周一气之下挑起扁担来到了渔人码头。挑蚝是游民状态。老周对未来最大的担忧，就是目前这种没有社保的状态。“现在国家政策好了，以后感冒啦，发热头疼啦，80%有报嘞。到六十岁退休时，社保差个一年两年的，到时国家政策好了，也可以补交上去。自己交也无所谓的。”他对将来社保政策的改革充满了期待。按照目前社保政策，男性缴纳养老保险必须累积十五年，在六十周岁后才能领取退休工资。老周现年五十一岁，2005年来深打工才开始缴纳社保——作为进城的一员第一次享受到社保制度，中间又断了几年，即便以后交足八年社保，累积下来依然不足十五年。这就意味着他领不到退休工资，社保算是白交了。但是他相信政策会变好的。他希望将来找到一个正规工作，能买社保就行了。他有A1驾照，可开公交大巴。但是深圳是一座年轻人的城市。公交集团和运输公司在招聘司机时，规定年龄不能超过四十八岁，甚至更低。政策常与现实充满矛盾，司机一方面需要时间沉淀，一方面又排弃年龄。拥有A1牌照的资深司机通常是奔五奔六了。老周觉得自己开公交无望，但愿能在一个公司里拉人上下班。“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工资不高的，管吃的，能够买社保和养老金的工作。你现在感觉年轻还可以，过两年，年龄大了，你搬东西搬不动的话，找事也不好找了。”老周对自己的力气到底能保持多久忧心忡忡，“等再过一两年，迟早是要离开渔人码头的。”最后一艘蚝船靠岸，东边一组人马忙着去挑最后一船。其他的人都歇下来，三五成群坐在地上等着结账。杜国展也歇了下来，坐在栅栏边。队长和几个代表在一边埋头算账。“喂，今天怎么样？”老杜扯着嗓子用河南话向一个老乡问话。“我看上工的有三百八。”那个老乡回答。“我打赌，能有三百八以上，有四百。”另一位老乡兴奋地说。最后核算，这一天老杜挣到了四百五十五元。相比昨天的三百六十元，这已超出了老杜的预估：“分多了，不知道累，都高兴啦！”昨天香港在检查，有的地方不让抄蚝，产量攒在今天爆发了。但是天气转暖了，夏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可以预见的收蚝季节已接近尾声，老杜不久要回南阳老家了。太阳坠入大南山，深黛色的海面淌满了金色的夕光。工人在用铁铲清理船舱，把蚝壳残渣一铲铲倒进海里。最后一个挑蚝工拎着塑料桶上岸。如同往常，二十多名工人用绳索套上跳板，集体攥住绳索，“一二一”喊着号子，把跳板从浮码头拖上岸。有时候也有紧急情况，跳板刚被拖上岸，忽然又来一船生蚝。2月23日下午四点多，大部队收工走了，只剩下最后一组挑蚝工。大家刚把跳板拖上来，一艘蚝船突突叫着抵达码头。老板找到队长，队长连忙召集准备散工的挑蚝工。再搭跳板不易，大家选择以手代肩，用手搬运。二十名挑蚝工闹哄哄地聚集在岸边，五六名汉子下船，其他的在岸上，他们像一群蚂蚁分布在渔船、码头和货车上，排成两列，手捧着一串串湿蚝，从蚝船传递到车上。那天没见着老杜。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骑了一辆共享单车离开码头。十五分钟后老杜回拨过来。“喂，李老板好！刚才在冲凉，没听到电话。你有什么事吗？”他知道我不是老板。现在大家互称老板，半是热情，半是调侃。“这么早就收工了？”我问。“今天没什么事做。四点钟就收工了。”“哦，有空再来找你。”我在望海路上望着修剪绿化带的工人。——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挑蚝工的“暑假”快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杜。老杜回到南阳养他的七十多头波尔山羊去了。至于老周，我后来与他失去了联系。夏天轰然而至，挑蚝工倏然消失了，码头又恢复了往日平静。收蚝的季节过去了，现在，迎来养蚝的季节。那些蚝在海水下静静地成长，那些挑蚝工回到家乡恢复了农民身份，此刻正在地里种豆插秧，或者在某个工地上搬砖拌浆。这些候鸟散落在祖国有需要的任何地方。有的远在新疆采摘棉花，有的依然在深圳打一份零工，还有的正在海里帮老板吊养蚝苗——每天能挣一百块。一旦离开码头，就很难再找到他们。如果按照近二千万深圳常居人口计算，挑蚝工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人，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一个工种。甚至这都算不上一个工种。他们只是在冬春之际短暂出现，然后回到不同的地方各谋生路。

2018年秋冬

一年过去了，2018年初夏的一天，蛇口建于二十世纪的渔人码头忽然变得面目全非。正中央的两栋九十年代的高楼：海吉星大楼A栋和B栋，以及周边楼群在八台挖掘机的撞击下坍塌了大半。这块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场地被一圈夹芯板包围起来，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旧改施工现场。混凝土像饼干一样碎成一块块，生锈的钢筋从水泥中抽出，一丛丛，一缕缕，如乱发在瓦砾中飞扬。两台黄色的日本加藤挖掘机在灰尘里挥着铁臂砍削旧墙，两台红色的韩国斗山炮机举起尖锐的破碎锤刺向残垣断壁，三台环保除尘风炮机持续喷着水雾。

旧改中的渔人码头。渔人码头也要旧改了。这块地被华侨城公司拿下，将改造成一片商业楼群和商务公寓。旧改始于4月14日清晨，一声爆破巨响，烟雾腾空而起，然后挖掘机进场，两栋大楼很快被夷为一片废墟。两年后，这里将高楼矗立，变成第二个海上世界。充满想象力的商业占据了这片海岸。这个作为渔港意义而存在的最后的港口将从此消失——蚝民渔船要迁往他处，包括渔政船、舢板和蚝船。蚝业也许彻底从深圳销声匿迹。拆除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电锯声和蝉鸣此起彼伏，这是半岛生长的声音。2018年9月19日，我又拨了老杜的手机。还是那个南阳号码，电话通了。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老杜的乡音。他在家里刚刚收完花生，现在准备种麦子了。“今年你还来挑蚝吧？”“过一段时间就过来。”“大概什么时候过来啊？”“九月份吧。”老杜说的九月份是指农历，他要过完中秋之后再看看。中秋后，老杜一直没来，我倒是遇到了“老红军”。10月17日，我来到码头。岸上又搭起了跳板。上午十点，七八个挑蚝工散落在码头周围，闲极无聊地等待蚝船。翻译“熊猫”也在码头上闲逛。他依旧穿着一身迷彩服，戴了顶迷彩奔尼帽，挺着将军肚，脸膛还是那样黑而胖。有的人坐在旁边的树荫下打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岸边徘徊，还是那身迷彩服。“老红军”回来了。我过去跟他打招呼。“河南的那个老杜还没来吧。”“老红军”说老杜没来，现在没什么活干。这一天顶多能挣七八十块，刚好保到一天的伙食和房租，中午十二点钟就收工了。等活多了，再打电话叫他们来。“老红军”全身武装，风采依旧，迷彩帽，迷彩服，再加一双高帮解放鞋。还是那样壮硕，不过脸颊瘦削了，眼睛里有一抹沧桑，衣扣总是敞着，露出厚实的古铜色胸膛。我又问起山东的老周，“老红军”说，春节的时候老周就不在这里干了。今年的情况与2015年很相似，蚝长得慢，收蚝的时间晚了。养蚝的谭老板说，今年雨水少，蚝还没长肥，收蚝要比往年推迟很多，他投的二十几万还泡在海里。这个时节，码头上只来了二十多个挑蚝工，没什么活，有的人到其他地方打零工去了。“老红军”是在台风“山竹”过后不久才来码头的。他算是老乡当中的小头目。“老红军”叫李振家，五十三岁，家住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鸣鹫镇猛拉村，离市区约有二十分钟车程。那里人多地少，每户不过两亩水田，主要作物是稻谷、玉米和土豆。“老红军”的地全让别人种了。他长年在建筑工地上搬砖、拌水泥。在蒙自打小工，一天顶多挣到一百块。人们想要挣得更多，必须要远离家乡到外面去讨生活，离得越远，机会越大，挣得越多。人们一直在往外走。往外走，意味着有出息。2014年，“老红军”经过小舅子介绍来到码头挑蚝，那年挣了四万，一时高兴，返乡时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后来这里就成了他每年往返的地方。每年他像候鸟一样，在中秋后出发，五月回到老家。如果不出意外，每年回乡他都选择了飞机。坐飞机回乡，这对猛拉村的农民来说是挣脸面的事。旁边是他的弟弟，老二李振强。老二四十六岁，黑脸膛，一身军绿色老式中山装配一顶同色的八角帽，帽檐破了边，胸口和肩上沾着蚝泥，典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农民行头，酷似小品中的赵本山。他们兄弟俩是猛拉村闯深圳的先行者。今年他们又带了几个新人到了码头。现在没什么活儿，大家度日如年。“活多的时候，干到晚上七八点，”老二拍着自己的肩膀说，“这里就搞酸了。”今年码头开工时间延期了，过去早上五点就可以开工，今年规定要在六点半之后才开放。旁边坐着一个年轻人。“老红军”说，这是他侄子，今年他带了两个侄子过来。他们是第一次来到深圳。他们原来在老家开拖拉机和解放牌卡车。这个年轻人捧着手机在玩跑酷游戏，伴着快节奏的音乐，安吉拉不断朝前奔跑，一路叮叮当当地吸金。我怀疑年轻人能否受得住这份苦。“老红军”说他们不怕累，干得了这个活。老二说：“我们经常锻炼，不在家里就跑山。”他们在湾厦路38号租了一个单间。离码头大约一里，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下一锅面条，五点半就奔往码头。老二活像一个老顽童，直来直去，对人毫无戒心。他聊起了自己的家庭。父母育了四个儿女，“老红军”排老大，他行二，下面还有妹妹和弟弟。老二很早以前就离了婚，一直单着。前妻是同一个寨子的人，和他结婚时带了个女儿上门，后来又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四岁的时候，前妻忽然带着女儿悄悄跑了，十几年音讯全无。直到儿子十七岁那年，前妻又悄悄地联系到儿子，把他叫到江苏南通去打工。此时，老二才得知女人跑到南通改嫁了，她的女儿也嫁到了那里。“就像蜂子一样飞出去就不回来了。”老二淡然一笑。现在，儿子在南通一家苹果手机代工厂打工，一个月有3000元收入，每年回云南老家过年。女人可以通过婚姻逃离贫穷的山区，但老二认为，儿子迟早是要落叶归根的。“老三是姑娘，也离了婚，有个小孩也死了。老幺吸毒，毁了。”老二腔调混沌，夹杂着红河方言——有一半要靠猜。老幺做过上门女婿，因为吸白粉也离了婚，有一个女儿交给丈母娘寄养，后来不小心掉水里淹死了。老幺吸毒上瘾，戒了多次都没成功。“戒毒所他进了十多次，戒不了了。”老二眼睛一动不动，微笑着说，“有时躲在被窝里吸，脑壳蛮聪明的，毁了，毁了。”至于老大，他的家庭生活一直是蛮幸福的，但是今年大嫂得病死了，老大也成了单身汉。老二平静地讲述，像在讲别人的事。四兄妹，四个家庭，都破碎了。老二是“老红军”的影子，兄弟俩形影不离。坐在旁边的老姜也加入了聊天队伍。他是河南许昌人，脸膛黑里透红，小眼睛，眉眼间有几分王宝强的模样，穿一件做工精致的灰夹克，脚踏一双防滑胶底的黑色运动皮鞋，与“老红军”一家人风格截然不同，看起来像个包工头。老姜爱笑，一边说一边笑，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年轻人都出来了，青壮劳力一个都没有。”老姜发出一连串笑声，“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嘛。”挑蚝的河南人以驻马店、南阳的居多。许昌就他一人。他在码头干了两年，是队长老王介绍来的。“这里挑蚝的，云南的也有，贵州的也有，四川的也有，湖南的也有，别的地方都有。”老姜笑道，“河南是人口大省，四川把重庆分出去后，河南人口排全国第一。河南人、四川人在全国各地到处有。去年五一我到新疆霍尔果斯去了。我一到那里，哎，还看到了一家河南烩面馆。冬天我就回来了，快冻死了。”“你去那里做什么事？”“搞电焊。”老姜懂一点技术，打工十多年，干过油漆工、电焊工等杂七杂八的活儿。他跟着工程队跑遍了全国各地，除了没去西藏。“跑着玩嘛！”他又笑了。2007到2009年，他跟随河南华建公司在湛江中海油海上石油开采平台上刷油漆。出海前，他们接受了教授级的专业培训。他在平台上干了三年，给焊好的平台刷漆。平台离海岸很远，坐船要一天一夜，坐直升机也要两个小时。每次到平台上要干满四周。吃喝拉撒全在上面，上面有三星级宾馆，厨师全是一级二级厨师，每天生活费按六十元标准。一般干到第四周，顶多第五周，然后又回到基地休息几天，等待下一个平台的作业指令。工作日和休息日都计工资。老姜谈起那段生活依然难掩向往的神情。去年腊月他来码头干活，在渔二村租了个单人间，房租1300元。今年再来时，他找到了一个常住湾厦旧村的老乡，跟他合租一房一厅，两人平摊1600元。他刚来码头不久，没想到今年碰上了蚝的歉收。“现在是淡季。这个船来了，车没来；这个车来了，船没到。”老姜嚯嚯笑道，“这一天都搞不到钱，搞几十块钱、一百块钱。”12月29日，码头依然清闲。偶尔来一艘船蚝，不到半个钟就被挑完了。码头上停着一辆皮卡和一辆面包车，很快就装满蚝了。众人卸了挑又闲下来。“老红军”回到铁栅栏旁看别人打牌，偶尔也上去甩两把。我问“老红军”：“生意还是这样冷清？”翻译熊猫投来一瞥，一本正经地答道：“没有嫖客，哪来的嫖娼？”

挑蚝工工作之余打牌消遣。蚝在博物馆里或社区文化活动中受人追捧。人们想办法要把过去的渔民风俗留存在艺术世界里。蛇口街头社区立起了一座座渔民雕塑，“老红军”租房附近的墙壁上贴着渔民浮雕。几天后，我们路过海湾社区，两位男子正在一面墙上画一幅三米长的有关蚝民作业的丙烯画。其中一人叫小冼，他说，他毕业于一所美院，在公司里画了三年的丙烯画。这两年很多社区、酒店和店铺流行这种装饰，他们每个月都能接到几单这样的活。画面中央是一片被晨光浸染的金色海面。左下角堆积着一大片白色的蚝壳。左边有四个蚝民，其中两个戴斗笠的女人抬着装蚝的筐，两个男子各挑一担生蚝。这个画面几乎完全模仿了今天的挑蚝场景。“老红军”一行人打算在深圳过年。年前我想请“老红军”和老姜吃个饭。2019年1月30日中午，我骑车到码头。太阳爬至头顶，影子缩成一团。这天热得像夏天，太阳烫得码头白花花一片。十余只白鹭张开宽大的双翼在渔船上空盘旋，挑蚝工正要散场。老姜回许昌过年去了。“老红军”这一组还在码头上。我找到李振强说：“晚上有没有事？想请你们吃个饭。”我让他把一家子人全叫上，就在他们住的附近吃饭。我有些难为情，笑着重复了一遍。李振强愣了一下，摇着手说：“不来了，不来了。”我问他这一天的收入。李振强说今天挣了两百块，比上个月有所改善。刚来的头个月，每天才挣二三十块，多的时候也只有八十块。“你大哥在哪？”我问老二。我意识到“老红军”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我打算先说服他。老二指着岸边人群中的一个身影告诉我。我又找到“老红军”，问他最近生意怎样。“这两天一两百，两三百。”他说。“多的时候有没有四百？”“有两三天。”“你们晚上有没有事啊？”“没有。”“要不我晚上请你们吃个饭，聊聊天。”“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老红军”也摇摇手说。一群纯朴实在的人。我反复解释只是吃个饭，也没什么的。我让他留个手机号码，下午四点过来找他。“老红军”不忍拒绝，告诉我号码。我存进手机里时显示为云南红河号码。他凑过头来，用手掌遮住手机屏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了。”我试拨过去，他的手机在裤兜里响了。下午四点半，我和同事阿温拎两瓶白酒到了湾厦路38号。38号就在马路边，名为公寓，实际上是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共四层，其貌不扬，显然拖了整条街的后腿。一楼是修车行。二楼以上，从临街防盗窗里支出来几条红色涤纶内裤、灰色工衣和旧西裤。一看便知，住的都是民工。楼道的墙上嵌了一面脏兮兮的大镜子，积满尘垢的镜面印着“欢迎光临”四个字。墙壁污迹斑驳，楼梯扶手和水管掉了不少红漆。从二楼到三楼，阴暗窄小的过道上处处垒着一堆半人高的绿色渔网。楼里租户多半是一些渔民和挑蚝工。有的房门敞开着，十几平方的房间里塞满了杂物，不时传出炒菜声和小孩的哭声。我们在每层楼走了一圈。每层有二十个房间，漆面的铁门板上用黑色大头笔写着房号。我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层楼的房号序列全被打乱了。比如三楼左边走过去依次是：302号，318号，306号。——有时从312号忽然跳到319号，下一个又是316号。我明白了，由于短租流动性太大，房东随手更改房号，于是次序被打乱了。今天这里是306号，下个月可能变成了321号。“老红军”住在213号。门开着，“老红军”坐在屋中一只塑料桶上，连忙起身迎接我们。屋里并排摆了两张铁架子床，床头堆满了衣服，被子凌乱裹着，上下铺共睡五个人。他们搭伙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每月平摊2300元房租，伙食费人均每天20元。“老红军”说，他们定了轮值制度，今天谁做饭谁洗碗，各有分工。旧桌旧椅上摆满了锅碗瓢盆，两袋米，半筒面，一瓶辣椒酱。抽屉里有四只大碗，其中一只盛了少许剁椒拌酱油。这个出租房充分体现了它的临时性：除了房东安装的热水器和抽烟机之外，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更无洗衣机，他们只有一个电饭煲。碗筷之间，有一根黑色插座线上晾了条蓝色内裤。我让“老红军”把大伙全叫上，一块下馆子。“老红军”还在犹豫。有两个人在床上睡觉。“老红军”的叔叔坐在长木板搭的凳子上，拉起上衣风帽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双手托着下巴在昏昏欲睡。他得了重感冒，咳嗽不止，吃过药，吊过针，几天不见好转，每天照常上码头挑蚝。“干活是没问题的，”他说，“不知这次为什么咳得厉害，以前不是这样。”他浑身没劲，也没什么胃口，就不出去吃饭了。老二逛街去了。老大说，他没带手机也不会用手机。老李的侄儿正要用杯子舀米做饭。我劝住了他，“别做了，等下到外面吃。你们有五个吧？”“我们有七八个呢。”“老红军”说。原来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还有三个人住在隔壁。“没事。七八个人也可以啊。”“老红军”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实相告，他拿着名片瞧了半晌。为了打消顾虑，我跟他聊起了家常。同事阿温一再催大家出发，“老红军”和侄儿仍是犹豫不定。“老红军”的叔叔不耐烦地说：“你们几个人去嘛，怕吗？”老二未归。“老红军”挂念着老二，说不去了。我们继续等老二回来。我真担心老二迟迟不归，这次请客就泡汤了。所幸不到几分钟，老二忽然回来了。他刚逛完公园，还是那身老农民打扮。“老红军”和老二叫上三个年轻的子侄，一行五人跟我们去吃饭。我以为这三位是“老红军”的族侄。三位年轻人自我介绍，原来他们只是同村人，分别叫小蔡、小冯、小左。我们终于出发了。“老红军”和老二依然穿着那身挑蚝的衣服。小蔡和小冯换上了半袖T恤，两位都刺有文身。小蔡在胸前刺了个虎头。小冯在胸上刺了条青龙，龙身盘绕右臂从短袖中露出龙尾，他的脖子上还文了只蝎子，他就是上次在码头玩跑酷游戏的那位。小冯说，平时十二点收工，他们就近到处逛逛，红树林、四海公园、海上世界是免费的，都去过，也常去看海上世界的音乐喷泉和洋人的喷火表演。今年，他们又爬过两次大南山。在山顶放眼望去，能清楚看到海里一张张列阵的蚝排。有一回，山顶的巡防员问他们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活。他们指着海里的蚝排说，就在那里干活。“老红军”说，到深圳的头一年，曾去深圳湾大桥旁游玩，看到海边有一架投币望远镜，可以看对岸的香港。他们很想看看香港，却没带硬币。第二次去，他们特别准备了几枚硬币过去，却发现望远镜被拆走了。他们尽量省下每一分钱，最好的消遣就是四处走走。“老红军”告诉我，他只有一个亲侄子，就是老二的儿子。老二条件太差，没能力抚养儿子，“老红军”发挥长兄的风范挑起了这个担子。他和妻子亲自带大了这个侄儿。我夸“老红军”有个贤惠的妻子。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在今年农历四月十二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老伴去世后，这个家的主心骨没了。按照以往，“老红军”一家人要回老家团圆过年，但是今年他打算留在深圳，只有女儿和侄子回去了。

在南水村的缪氏川菜馆请挑蚝工吃饭。

我们到了南水村的缪氏川菜馆，上二楼，选了一张大台桌。我坐在“老红军”身边。“老红军”和老二挨着。我用手机扫码点菜。服务员送来七只玻璃杯。阿温拧开两瓶酒，把酒匀成了七杯。小蔡抽起了烟。一位大堂服务员走过来提醒他，现在深圳公共场合全部禁烟了。小蔡调侃道：“我们云南不禁烟。”服务员说：“云南是云南。这里是深圳呢。”大伙儿嘿嘿坏笑起来。小蔡继续说：“我们云南还种烟呢。”“种烟害人。”小冯插话。“米饭要上吗？”服务员接着问。“最后上。”我说。“先聊下天嘛。”小蔡调侃。“慢慢聊。”服务员说完走开了。大家又嘿嘿地笑起来。几口白酒下肚，老二敞开了中山装和衬衣，袒露出褐色的胸膛和肚皮，酒精把他整个人儿醉红了，几滴汗珠慢慢淌在酡红的额头和胸膛上。大家分别对这顿饭表示感谢。小左听说我们春节放假太晚，感叹道：“在外面打工还是苦的。”“不容易，唉！”阿温说。“出门呢，其实哪个都不容易。”小左感叹起来。很快，服务员端上来菜肴，依然照程序说：“您好，现在菜齐了，请慢用！”“老红军”打开手机，给我看他家人的照片。妻子穿着红色的上衣，个子不高，皮肤较白，面貌端庄周正。二十二岁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与“老红军”判若两个世界的人。他的侄儿更是时尚，和潮男一样，剪了一个莫西干发型，仿佛是另一个阶层的。“老红军”用自己的辛苦养育出了与他们底层气质截然不同的儿女。这也是“老红军”期望的。他希望下一代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侄儿也曾说过几次要来挑蚝。“老红军”说：“他太嫩了，受不了。他在家里就是读书，读书就出来了，没干过一天农活。他没锻炼过，他受不了。”老二也劝儿子：“你搞不下来的，挑那个大蚝，我都搞得腰杆酸！”“老红军”只读了小学五年级，那时正是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家里分到了田地，父母身体不好，“老红军”作为长子，主动辍学回家帮忙。他把女儿供到了卫校毕业，他希望女儿永远离开农村。亮出照片时，“老红军”脸上布满了幸福的颜色。“老红军”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他在老家盖了一栋二层小洋楼。八年前为了筹女儿的学费，他去过内蒙古打工。女儿中专毕业后在蒙自一家医院做了两个月护士，工资太低，只有1500元，她辞职回到老家。现在大概正是她初出茅庐的迷茫期。小蔡和小冯的酒杯快见底了。我们又加了两瓶青岛啤酒。三位小伙子是第一次在外过年。“第一次，”小冯笑道，“这种感觉不好说。”“我那个女儿问我，爸爸，今年怎么不回家过年啊？”“老红军”笑道。“没抠到钱啊，谁不想回去？”小左说。他拿出手机给我们分享老家杀年猪、跳舞的视频。小冯聊起了当地六月份的火把节，彝族和哈尼族杀牛宰羊，在红河边摆上几十桌载歌载舞欢庆。他们既过汉族年，也过自己的年。每逢初一和十五各个村寨还有巡回斗牛表演。大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蒙自游玩。小冯和小蔡颇为结实，肱二头肌鼓起。他们除了挑蚝，每天清早还随船出海去抄蚝。养蚝老板给队长的工钱是：每抄一条，工钱一元。队长再把工钱分给抄蚝工。每人去一趟就是五十块。一天下来，他们比其他人要多出一两百块。他们每天很早就坐船出海，迎着清晨寒凉的海风去抄蚝。蚝船穿过深圳湾大桥，在桥墩间往返。黎明前，海天一片漆黑。阵阵马达声划破沉寂，他们凭借微弱的渔灯，进入养蚝区开始作业。归航时，他们意气风发坐船头，头发被海风撩起，身上的淤泥渐被吹干，在满舱的生蚝中谈笑风生。这些年轻人喜欢此时掏出手机给自己录一段视频。抄蚝是项累活，动作要干脆有力。小冯、小蔡和小左是第一次抄蚝，最初不够熟练，常常被蚝壳割破手腕。他们给我展示伤痕，三人手腕处交错了数道深褐色的线状伤痕。如今熟练了，也难免偶尔受伤。抄蚝、装船或装车，都是如此。“蚝壳太快了，比刀还快。”小冯心有余悸地说。他们买了一大扎纱线手套，一次要戴两三双，同时买来长袜子自制手套，剪开袜子封口，套上手腕，再戴一层袖套。层层保护，依然难抵锋利的蚝壳。一不小心，生蚝划过来，连破数层保护，直抵血肉。每天要用坏一双手套。每次抄蚝出海就会打湿全身——甩蚝上来时难免会被海水溅湿衣服，直到下班回来才能换上衣服。小冯和小蔡对出海作业引以为豪，常在朋友圈晒一晒出海的视频。因为出海危险多，老板愿意挑选年轻人。小冯最近一次从蚝船上跳下来，刚踩上蚝排就摔了一跤，整个人掉进了海里。小左是三个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位，1985年出生，外号“水货”；小冯是1988年出生，小蔡是1987年出生。他们三人都是按各自辈分取名，分别叫蔡育东、冯银祥（祥字辈）、左宗诚。小冯和小蔡除了文身之外，人长得挺精神。三人至今还是单身。三位单身汉认真地托我们帮忙介绍工厂的姑娘。他们从没进过工厂。小冯2013年在昆明的工地上做钢模架，直到2018年。这个工作与姑娘绝缘。他的微信签名写着：“来个以结婚为主的女孩吧，往后余生，一起奋斗。”小蔡的则写着：“我是一个单身，我想找一个爱我的人和我爱他（她）的人在一起，就有那么喃（难）。”他的昵称是“单身的我”。如今，农村大龄男青年娶不到老婆成了一个普遍现象。阿温说，他们安徽太和老家，一个村子共有四百户人家，有二十个娶不上媳妇的光棍，连二婚的女人也成了香饽饽。小冯无奈地说：“人家是耍着玩，我们是找不到。”老二沉醉在酒里，在一旁默默无言看着大家聊天。此时，他扣上了衬衣和外套——大概是“老红军”私下里提醒了他。他的目光迷离起来，没有码头上那么善谈了。我决定向他发问。“你儿子有多久没看到啦？”“哦——”老二忽然反应过来，惊奇地长叹一声说，“有一年多了。”“几岁了？”阿温问。老二愣了一下，没有听清。“他有二十三岁了。”“老红军”代他回答。“老红军”告诉我，老二离婚后，这个侄子从四岁就开始由他一家抚养。他感谢老婆好心肠，对抚养侄子毫无怨言。又点了两瓶啤酒。小左谈起自己在外过年的感受。他的堂妹打电话叫他回家过年。堂妹说，二哥，不管有没有抠到钱，都要回来过过年，老人家在家里也不容易。小左说，我出来才两三个月，车费钱都没抠到，我不可能回来的。她说，我打钱给你嘛。小左说到这儿又笑了，大家也笑。我跟小左碰杯。“我们就喝一口，”小左举着杯说，“喝头上的这口，别喝底下的那口。”小左告诉我，他有个干弟弟也由老李从老家带出来，在码头上做了几天又溜了回去。“我们从农村出来，一天抠两三百，我们干着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不像他，这里疼了，那里痒了，不想干了。我们不会那样想的。他的想法是不同的。像我们在家里天天抠也抠不到这么多钱。后来我来了，打电话给他说，兄弟，这个活都干不下来，你太让我失望了。”“他受不了这个苦？”“也没有多苦啊。”三个小伙子再次委托我们帮忙留意合适的姑娘。我们从未当过红娘，但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三十三岁的小左至今单身，这在农村是不可想象的。小冯上过初三，却没有领到毕业证。那时他在山上帮大人砍树，对学习不怎么上心，希望早点出来挣钱，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现在他后悔了。他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哥哥。哥哥初三复读了三次，中考很不理想，也没有继续上学了。去年哥哥离了婚，据说没扯结婚证，女方悄悄跟别人生了小孩。“这边有证，但那边说没证，如果通过法院，也是有效的，但还是离了好。今年我哥生日，她又来了，还管我爸妈叫爸妈。这么叫行吗？我见到她，不知道叫什么。她说，还可以做朋友。怎么做朋友嘛！很尴尬。她那边也不容易。”大家又站起来举杯。服务员端上一盆米饭。大堂里客人越来越多，闹哄哄的。一个小女孩走过来对小蔡说，叔叔，能借打火机用下吗？小蔡热情地掏出打火机。小女孩把打火机还回来时，小蔡关切地问，火打上了吗？小左站起来跟阿温碰杯。“来，温哥，我们喝一口，一口就行，你不要喝底上的，你喝头上的。好不好？”小左说话风趣，跟他的敦实外表反差颇大。他有吹嘘的爱好，这大概是大家叫他“水货”的缘由。他穿着一件厚实的深黑色长袖T恤，袖子罩到了手掌。他眯缝眼，额头黝黑发光。我们合影的时候，只有他举起了剪刀手，两根手指羞涩地弯着，像兔耳朵耷拉。——为了不让他显得孤单，我也举起剪刀手。他时而吹嘘自己曾经一次豪赌，赢过二十万，当然很快又输掉了，时而又变得谦虚起来。“我在我们村子里也是比较让人讨厌的人，”他又谦虚起来了，“就是小时候调皮，到大了，个个说我是流氓啊什么的。哎呀，不好说。”小左在丽江打过工，在老家种过烤烟。种烟不赚钱，种一亩烤烟要投三千块，收成顶多三千六七，搞不好还要倒贴。农民把烤烟卖给烟站，烟站可以随心评判烤烟级别做出定价，说一斤十二块就是十二块，转卖出去却可以加到二十二块。他眯着小眼睛笑着说：“所以说农民脓民，是脓包的那个‘脓’。我感觉大部分人看不起农民。我是头一年出来，初来乍到，我讲话直来直去，不像别人怎么样，那不实用。你们喜不喜欢，我就不知道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老红军”、老二、老叔和小冯跟往常一样依然在码头上挑蚝。蚝谐音“豪”和“好”，寓意不错，人们在佳节盛宴上自然少不了它。春节，大部分挑蚝工回到了老家。这两天工价是平常的两倍。工钱是涨了，市面上蔬菜、肉类的物价也翻了两倍。他们没有冰箱，存不了食物，当天的菜没法过夜。中午，他们在码头上啃糕点当中餐。第一天挣了三百，第二天出蚝太少，只挣了七十。收工回来，大家跟往常一样买了些猪肉和芹菜，炖成一锅，八个老乡还是分成两拨吃饭。几杯红星二锅头下肚，大家聊起了这个年。小冯一脸苦相：“唉，不行，这边不行。”小蔡更是咚咚摇头苦笑：“过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回去！”“老红军”也受不了这个寡淡。老家杀猪宰羊，载歌载舞，还有斗牛表演。这里氛围比老家差远了，还没到过年那天，他们手机里都收到了禁放烟花的短信。大年夜里，年轻人跟父母微信视频。“老红军”和女儿、侄儿通了电话：“好，这边很好。”老二在一旁嘿嘿傻笑。正月里码头照常忙碌。仅大年三十那天，唯独小蔡和小左放下扁担给自己放了一天假。他们上街漫游，发现深圳真成了座空城。蛇口市场几乎所有的排档都关门了，街面上店铺全拉上了卷闸门，贴着休业告示。平时吵吵嚷嚷的南水路和蛇口新街顿时空空荡荡。小蔡说：“每条街上看不到人，真的是空城啊！”他们虽听人描述过空城的景况，但这种程度依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大伙早早地从码头收工回来，实在没地方可去，他们就沿着红树林海岸去看五公里长的深圳湾大桥——这是他们在码头挑蚝时每天看到的那座桥，看起来就像一条长扁担挑在湾里。

2019年春夏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老红军”和他的老乡们都在码头干活——对他们而言，既然在外挣钱，就没必要讲究什么春节了。但是活儿不多，这些天工钱一直徘徊在一两百之间。正月初六后才慢慢攀升到两百以上。2月20日，“老红军”的女儿和侄儿也外出打工去了。侄儿回到江苏南通的手机厂上班，女儿要去丽江打工。男女老少都离开了猛拉村。春节后的码头人数不断激增。初六之前只有四十多人，这几天码头上一共来了九十多人。猛拉村也来了两位老乡投奔“老红军”。出蚝量也逐天上涨。这些蚝必须赶在清明节前后从海里收上来。3月1日下午四点半，我又来到“老红军”的出租屋。房门是开的，“老红军”在床上睡觉。我走进了斜对门小冯、小蔡和小左的房间。老二靠墙坐在小凳子上，跟大家聊天。小冯在入门处一个狭小的隔断里做菜，砧板上有一堆被切成细条的五花肉，电磁炉上煮着一锅白萝卜丁，旁边还有一盆青菜和一碗待炒的红辣椒。由于新来了两个老乡，加上原来八个人，一共有十个人，于是大家分灶吃饭了。五个人在“老红军”那边吃饭，五个人在这里搭伙。今天是小冯值日，做菜是他拿手的本领。在老家，当客人达到三四桌的规模，小冯就上灶台掌勺一展身手。前几日天冷，抄蚝回来一身湿透的小冯忽然感冒了。他说，这几天没什么胃口，见到肥肉就想吐，但是不吃肉又没力气干活，他只好把吃肉当作吃药。这个房间比“老红军”那间小了一半，但是收拾得比较干净。房里只有一床一桌。也是上下铺。下铺垫一张床垫，没垫席子和床单。小蔡和小左坐在床垫上，玩着手机。“每月房租1800元，”小冯说，“在我们那个地方，这么大一点就两三百块。”我问：“明年还来吗？”小冯说：“明年还不知道要不要来。”老二说：“老王明年都不干了。”队长老王一年在码头也能挣个几十万，大家说他也挣够了。现在码头上正在建房，两边停满了车辆，还有各类拉蚝的货车往来。“我们在那里，人家不好施工，工程车进不来。”“谁来接队长的班？”“不知道。”“你们也可以接啊。”“唉，接不了。”“要有关系。就像在云南采矿，必须要有关系才能弄到采矿证。没有本地人，外地人开不成。”“他是河南人，也不是本地人啊。”“他应该背后有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活不是一般人能接得下的。他们只想在队长的带领下干活，不敢妄想另组班子。“队长干了多少年？”我问。“干了十几年了。自从有了这个挑蚝工，他就在这里了。”老二说。最初那几年，挑蚝工价太低，一个人一天也就是挣个五六十块。但是码头不缺工人，大家挤破头也要来干这个活儿。因此老王有了面试的讲究，用两大包装满蚝壳的饲料袋来考验试工者，从船上扛到码头，扛不上来就算失败。“后来有个人扛了两包上来，把腰搞断了，”老二说，“把人家干毁了。”老王就把两包改成了一包。过去工价低，干活不怎么赚钱，但是大家干活很猛，原来是一个人装车，现在是三个人装车还有些勉强。干活受伤是家常便饭。昨天老二被一块弹起来的跳板砸了脚掌，脚背肿得老高。我问他的伤势，老二说没事。一个叫老张的老乡来了，手里拿着一小瓶没有标签的药膏。老张调侃着老二，从瓶里抹了一手指药膏，给老二的脚背慢慢涂药。今年赶上蚝的歉收。小冯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今天来深圳正好有五个月了，平均每个月只挣了三千块不到，每天划不到一百块，再扣掉吃住用就所剩不多了。“吃住下来，有个三千到四千就差不多，有四千块才划算。不算吃的，就是房租，一个人六百，加上水电就是七百多。算吃的话，一个月就剩下两千。”这个收入让小冯失望了，也让大家失望了。他们每个人有空就给自己算账，收入多少，开支多少，一笔笔精打细算着。没过多久，失望的小冯率先离开了深圳。3月18日晚，他去自动柜员机转钱，回来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夹有一堆证件，包括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幸好出海证留在出租房里。他报了警，挂失了银行卡，第二天回云南老家补办证件去了。随着出蚝量增多，3月20日码头人数增加到一百零一人。东边码头四个班，西边码头三个班，每个班轮流干，出货繁忙时所有班次一齐上。这天下午四点收工，他挣到了三百六十块。四点半，“老红军”在出租屋里做饭。我们拎着一只港式明炉烧鸭和一瓶白酒进屋。他脱了八角帽，裸着上身，一身肥膘坐在塑料小板凳上择着芹菜。他的头顶已稀拉一片了。